《檢察方的罪人》

湖南永州的這場二審判決下來時，有人盯著屏上六年那個數字，突然想起吳亦凡案宣判那天，十三年，刺得人眼睛疼。

同樣是突破底線的惡，懲罰的標尺，似乎被什么東西悄悄：

掰彎了。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字，每個認字的人都看得懂：

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奸淫幼女多人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多人”這兩個字，在劉某赟的案卷里明明白白。

兩個女孩的出生證明上，2009年10月和2010年2月的日期像兩道傷疤。

她們被侵害時：

一個剛過11歲，一個還不到11歲。

可二審判決說，劉某赟未使用暴力、威脅等惡劣手段，亦未造成嚴重后果。

這話聽著就怪：

難道要等孩子流著血躺在病床上，才算嚴重后果？

難道幼女的不知反抗，反倒成了罪犯的從輕理由？

法律條文里的十年起步，遇上檢察官父親的辯護，就成了可以討價還價的菜市場標價？

我們可以想想，11歲的孩子該在做什么？

或許在課間跳皮筋，或許在日記本上畫小公主，或許還在為了一塊橡皮和同桌吵架。

她們對性的認知，可能還停留在穿裙子要保護好自己的模糊告誡里。

可劉某赟，這個穿白大褂的醫(yī)生，卻把她們拖進了酒店房間。

六年刑期，對劉某赟來說是改造的時間。

對這兩個女孩來說，卻是要用一輩子去消化的黑暗。

等劉某赟刑滿釋放時，她們可能剛上大學，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可那個岔路口的路標，早被這場侵害刻上了恐懼兩個字。

吳亦凡案里，法官盯著三名女性醉酒后不知反抗的細節(jié)，說這是強奸罪的：

明確構成要件。

于是，十一年六個月的強奸罪刑期，疊上一年十個月的聚眾淫亂罪，十三年成了板上釘釘的結果。

沒人覺得吳亦凡冤。

公眾說，“明星又怎樣？犯法就得重判”。

可轉頭看劉某赟案，同樣是不知反抗，受害者從成年女性換成更脆弱的幼女，量刑卻打了對折還多。

有人說案件細節(jié)不同，這話沒錯。

可強奸幼女本就是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從重情節(jié)，兩人更是加重的鐵證。

吳亦凡侵害的是有自主意識的成年人，劉某赟下手的是連反抗都不懂的孩子。

誰的惡更該被嚴懲，難道不是明擺著的事？

當明星的惡被精準量刑，普通人的惡卻因身份：

縮水。

法律的天平，早就在看不見的地方歪了。

劉某赟的父親劉志軍，是藍山縣檢察院的：

三級高級檢察官。

《中國新聞周刊報道》

他以近親屬身份為兒子辯護時，手里的檢察官證像塊隱形的砝碼。

他質疑警方的同步錄音錄像沒聲音，說被害人對劉某赟的外貌描述不符。

他比誰都清楚法律條文，也比誰都懂如何在程序里找辯點。

然而，這種專業(yè)，用在為侵害幼女的罪犯脫罪上，讓人不寒而栗。

公平這兩個字，不該只寫給普通人看。

吳亦凡案宣判時，全網在喊大快人心，說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大家沒說出口的是，這種平等：

似乎總在沒背景的人身上應驗。

公眾的憤怒，與其說是針對六年刑期，不如說是針對身份可以抵消罪惡的荒誕。

如果連侵害孩子的罪犯都能靠身份減刑，那普通人遇到不公時，還能指望法律嗎？

權力本該是保護弱者的盾牌，卻成了為罪惡辯護的武器，這比犯罪本身更讓人絕望。

當公平成了普通人的專屬，那法律的存在，不過是給特權看的笑話。

微博上有人問，如果劉某赟的父親是個農民，這案子會怎么判？”

沒人敢打包票，但所有人都在想，如果辯護席上坐著的不是檢察官，同錄問題還能被考量嗎？未使用暴力還能成為減刑理由嗎？

這兩個女孩的人生被改寫了，而改寫這一切的，除了劉某赟的惡，還有那些藏在程序背后的：

身份邏輯。

她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為什么傷害自己的人能少坐兩年牢，就像她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被侵害的下午。

當罪惡的代價可以靠關系打折，我們給孩子的安全承諾，不過是句哄人的空話。

法律的尊嚴，從來不只體現在明星重判的熱搜里，更藏在每個普通人的案件里。

吳亦凡案讓公眾看到法律不饒名人，可劉某赟案卻讓人懷疑：

法律是不是會饒過有背景的人？

或許有一天，當檢察官的兒子和農民的兒子犯下同樣的罪，能得到一樣的判決。

當幼女的創(chuàng)傷和成年人的痛苦，能被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

那時候，法律才真的配得上公正兩個字。

可現在，這一天還太遠。

遠到讓人想起那兩個女孩的眼淚，就覺得喘不過氣。

作者｜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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