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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為什么需要，

丑話說在前面？

在生活中，你是否遇到過這樣的人：他們當初信誓旦旦、拍著胸脯答應你某件事，事后卻變卦反悔；他們不愿明目張膽違約，便找出各種理由，這些理由聽起來「合理」，卻往往與最初的承諾毫不相干。

這種經(jīng)歷令人心寒，卻并不罕見。坦白說，我們自己也未必能幸免于這樣的念頭。

畢竟世事難料，變化才是永恒的主題。

我們以為說好的事、答應過的諾言會被牢牢記住，但現(xiàn)實往往事與愿違——不是有人蓄意欺騙，而是環(huán)境變了、心態(tài)變了、利益變了。

當初的約定與承諾，難保日后無人反悔。

這正是合同存在的意義——把飄搖不定的共識，錨定為鐵律的契約。

勞動合同如此：事先談妥條款，后續(xù)依章辦事，簡潔高效。

姻登記亦然：一紙婚書，宣示決心。日后若情意淡薄、意圖背棄，便需承擔代價。

可見，任何須憑借契約方能約束的行為，其背后總隱藏著不情愿的暗涌。

所謂「契約精神」，本質(zhì)是「一種眾人接受，卻未必人人滿意的妥協(xié)與共識」。

沒有「丑話說在前面」、沒有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約定，人性的善變就會輕易突破最初的承諾。

02

契約，

限制人性的籠子。

縱觀人類早期文明，古代社會普遍缺乏現(xiàn)代意義的司法體系，但這絕非意味著它們是混沌的「法外之地」：

依賴社群權(quán)威、奉行習俗規(guī)范，甚至訴諸集體力量，各社會都演化出自己的「無司法正義」（Justice without law）。

這些「正義程序」大都強調(diào)結(jié)果，而漠視程序。

其好處在于「靈活貼合本土需求」；致命傷則是「因制衡缺失，極易滑向不公與動蕩」。

這類基于習俗道德的正義，邊界極其模糊，與其說是法律，不如說是「強烈建議」——其原則極易被打破。

例如，地方長官面對民眾請愿，便可「法外開恩」。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己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祿福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jié)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茍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

——《后漢書·卷八十四》

趙娥刺殺殺父仇人后自首，地方官尹嘉竟欲棄官助其逃亡，反而是趙娥勸他照章辦事、履行法律職責。

盡管犯下惡性血案，趙娥卻成為舉國稱頌的道德楷模。由此可見，在漢代，盡管已有司法體系，道德觀念的權(quán)重依舊遠高于法。

「無司法正義」最大的問題，要數(shù)隨時代流轉(zhuǎn)，各色人等心中的「正義」也變幻莫測；而在人趨利避害的本性下，眼前利益總被優(yōu)先考慮。

昔日定下的規(guī)矩，隨時可能遭遇要求改弦更張的洶洶民意。若規(guī)則并未過時亦非不公，那么堅守契約、維護規(guī)則的剛性，便是守護長遠秩序、防止社會墜入「唯眾意是從」的失序深淵。

柏拉圖認為「民主制是倒數(shù)第二階的政體」，并斷言「民主必然墮落為最糟糕的僭主制」。

其根源在于：古典民主將「民意」絕對化且缺少規(guī)則限制。所以，一旦民意洶涌，社會就難免滑向失序與混亂；當混亂到極點，人們就會渴望一個「救世主」用強力恢復秩序——民眾會親自將奴役自己的僭主暴君抬上寶座。

與之相對，現(xiàn)代憲政民主的本質(zhì)就是「契約精神」：通過憲法和法治這個「大契約」，以契約的剛性力量為「籠」，關(guān)住民粹的「猛獸」，也關(guān)住僭主的野心。

03

當「靈活性」，

淪為強者的特權(quán)。

在我國春秋時期，有個著名的事件：子產(chǎn)鑄刑鼎。

相傳，鄭國的執(zhí)政卿子產(chǎn)將法律文書鑄在鼎上，公示全國。

從后世來看，這一事件開創(chuàng)了成文法公開化的先河，標志著法治思想的出現(xiàn)，是了不得的大事。

但在當時，這一舉措沒少受到批評。

最經(jīng)典的批判是：當法律秘而不宣時，百姓因懼怕未知懲罰而不敢妄動，社會秩序井然。一旦公開，民眾就會鉆研條文、鉆法律空子，依據(jù)法條來爭權(quán)奪利而拋棄禮儀。

但法治的邏輯恰恰相反：子產(chǎn)鑄刑鼎的深層意義，正是以契約的剛性馴服權(quán)力的彈性。

當貴族壟斷法律解釋權(quán)時，所謂的「秩序井然」實則是權(quán)貴用不可知的懲罰任意操縱規(guī)則——這種「靈活」本質(zhì)上正是強勢方對契約的單方撕毀權(quán)！

契約精神的本質(zhì)就在于其剛性——它正是為了解決約定過于靈活、易變的問題而誕生的！

人與人在無書面契約時，規(guī)則本來就充滿彈性，那我們訂立契約的目的，恰恰是為了通過書面化、清晰化來增加確定性，盡可能消除模糊空間。

如果一項所謂的「契約」可以被隨意解讀，那它和沒有契約有何區(qū)別呢？

更重要的是，「靈活性」不應成為為單方牟利背書的幌子。

當契約的強勢方，通過更改約定而使自身獲利、他人受損時，這絕非什么「靈活」——這就是赤裸裸的毀約和流氓行徑！

當鄭國既得利益者指責「百姓鉆法律空子」時，他們恐懼的實則是喪失對解釋權(quán)的壟斷——而這恰恰印證了剛性契約的核心功能：防止強者把「彈性約定」變成趁手的剝削工具。

我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聊過「寬容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當我們遇到不同的觀點時，應該用最可能達成一致的方式解讀別人的話，就能最大程度理解他人的話語和想法。

這個脫胎于哲學討論的原則，絕不適用于解讀權(quán)力博弈！

我們應該對強勢者可能的惡意行徑保持警惕，而對弱勢者的處境抱有深切同情。

若一味為強者的毀約行為尋找借口、文過飾非，那就不再是理性的寬容，而是「馬屁精」的奴顏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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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愷宸

排版｜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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