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奇?zhèn)€人社會職稱

政協(xié)茂名市電白區(qū)第二屆委員會委員

貴州省茂名商會執(zhí)行會長

振興電白廣州聯(lián)誼會常務副會長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

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法文化研究傳播中心研究員

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　副主任

廣東盈?。ㄙF陽）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

盈隆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廣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廣州市司法局調解專家

建設工程合同糾紛專業(yè)律師

廣州大學不動產(chǎn)研究中心研究員

茂商新媒體平臺“茂名故事館”、“商訊0668”常年法律顧問

承包人與承包人的負責人系兩個獨立的民事主體，原則上來講，發(fā)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應向承包人的銀行賬戶進行轉款，但工程款的支付，往往涉及到其他主體的利益。

如果嚴格適用上述規(guī)定可能對其他主體利益造成損失，屆時法院會如何認定？讓我們通過解讀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來進行分析。相關案例：（2019）最高法民再154號

2014年6月24日，徐某代表某甲公司與某乙公司簽訂《施工承包協(xié)議書》，約定某乙公司將其開發(fā)建設的一項工程承包給某甲公司施工，合同簽訂后，徐某進場施工。

2015年，經(jīng)徐某、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友好協(xié)商確定徐某退出案涉工程的施工，三方簽訂《退款協(xié)議》約定，徐某退出案涉工程項目的施工，由某甲公司接手項目后期的施工。

三方對前期徐某施工中投入的成本、費用和相關的交接事宜確定為：某甲公司應支付徐某前期投入的成本及費用總計1300萬元。該款項在2015年11月20日之前，某甲公司同意先支付徐某50萬元，包括2015年9月26日付的10萬元。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徐某50萬元；2016年1月20日前支付徐某100萬元；剩下的1100萬元分別由擔保方（某乙公司）支付給某甲公司的第一、二次工程款中分兩次支付給徐某，每次支付550萬元。

協(xié)議簽訂后，某乙公司分別于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12日、2017年1月13日共轉款1300萬元給某甲公司負責人李某。

某甲公司已向徐某支付200萬元，現(xiàn)尚有1100萬元未付。因此，徐某以未收到某甲公司支付的款項為由，將某甲公司與某乙公司訴至法院，要求二者支付相應款項。

某乙公司聲稱已向李某轉款1300萬元用于支付案涉工程的農(nóng)民工工資，但某甲公司以該筆款項系某乙公司與李某之間的個人借款作為抗辯。故本案件的爭議焦點為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的負責人支付的1300萬元，能否視為已經(jīng)向某甲公司支付了相應工程款？

一、二審法院認為，1、關于《退款協(xié)議》中1100萬元支付是否為附條件履行的約定問題。從《退款協(xié)議》所約定的需從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支付的兩次工程款中分兩次分別支付550萬元字義理解，應當解釋為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支付的兩次工程款，每次支付的金額至少為550萬元，或累計支付的工程款至少為550萬元后，某甲公司方能向徐某支付該協(xié)議約定的每次550萬元款項。

因此，《退款協(xié)議》應是附生效條件的協(xié)議：徐某取得1100萬元款項的條件是某乙公司先向某甲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第一期或累計支付至少在550萬元后，某甲公司方應向徐某支付《退款協(xié)議》約定的第一次550萬元款項，第二次550萬元的支付同理，否則某甲公司無需向徐某支付相應款項。

2、關于付款條件是否成就的問題。根據(jù)二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某乙公司確在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間分四筆向李某個人賬戶轉款共計1300萬元，其中2016年12月16日一筆已達到1000萬元。

但結合此前某乙公司向榮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300萬元均是公對公賬戶轉款的情形，二審法院尚不能直接認定上述1300萬元為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或榮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

同時，徐某亦無其他證據(jù)可證明上述1300萬元為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或榮佳青海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更無證據(jù)證明某乙公司與某甲公司存在惡意串通、為自身利益阻止條件成就，故其提供的證據(jù)不能證明付款條件成就。因此，二審法院根據(jù)已經(jīng)查明的事實，認為《退款協(xié)議》約定的1100萬元的付款條件尚未成就。

徐某對一、二審法院的認定不服，于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對某乙公司向李某支付款項的行為重新作出了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某乙公司自認上述1300萬元轉款系支付某甲公司涉案工程的農(nóng)民工工資，故某乙公司向李某轉賬的1300萬元款項系支付涉案工程款。某甲公司抗辯稱某乙公司匯至李某個人賬戶的款項，系李某與某乙公司之間的個人借款。

但某甲公司提交的欠條載明，李某與某乙公司約定還款時間為2018年3月10日，但從約定還款日至今，無證據(jù)證明某乙公司向李某主張過權利，亦無證據(jù)證明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主張過抵銷欠付工程款，庭審時某甲公司均未對前述問題作出合理說明。

因此，某甲公司主張轉賬系李某個人向某乙公司借款的事實，依據(jù)不足。結合某乙公司向李某支付的款項金額為1300萬元，即某乙公司已向某甲公司累計支付超過1100萬元工程款，某甲公司應當依約向徐某支付1100萬元工程款。

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可知，對于發(fā)包人向承包人的負責人轉款的行為認定，應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予以確認。就本案來說，如果發(fā)包人某乙公司一直以向李某轉款的方式支付工程款，那么某甲公司向徐某支付工程款的條件將一直無法成就，將構成惡意侵害徐某合法權益的行為。所以關于發(fā)包人向承包人的負責人支付的款項性質認定，應該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予以認定，不能一概而論。

陳奇律師工程案例100期之第五十一期分享完畢。

供稿：陳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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