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這大概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吧？但是，學者不會停留在想象。

耶魯大學有個嬰幼兒認知中心，原本目的是探究嬰兒的社會理解能力到底有多復雜。作者保羅及其團隊設(shè)計了不少實驗，他們想知道，嬰兒有沒有是非觀念、有沒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感。

作者保羅?布盧姆（Paul Bloom）是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的心理學導論課是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公開課之一，全球有上千萬人觀看他的公開課視頻，他也是《科學》雜志評出的Twitter上最有影響力的50位明星科學家之一。

人類的道德問題總讓我們深深著迷。我們最喜歡的故事，講述的往往是善與惡的斗爭——不管是虛構(gòu)的（比如小說、電視劇和電影），還是真實的（比如新聞報道和歷史記錄）。我們希望看到好人得好報，但我們最希望看到的，還是壞人遭惡報。

如何理解人類的道德本質(zhì)呢？很多人認為是神學問題，也有從文學、哲學、倫理、科學、心理學等角度分析研究。

我本人是一名發(fā)展心理學家，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尚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道德，即嬰兒和幼兒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道德意識。我將會帶你回顧當代發(fā)展心理學研究為我們揭示的無數(shù)令人驚訝的事實，讓我們對人類的道德生活有更為深入的理解。

先說結(jié)論：我們天生就擁有某些道德本能，但相當有限。

我們擁有天生的道德

很多人不相信嬰兒擁有道德，也就是說，不相信我們擁有天生的道德。

“道德”一詞的定義范圍相當寬泛。它不單包括惡劣和受人指摘的部分，也包括溫暖和利他的部分?；蛘哂脕啴?斯密的話說，包括“所有社會性及善意的情感，比如慷慨、人道、仁慈、同情、相互友愛與尊重”。

嬰兒怎么研究呢？怎么知道嬰兒如何思考？掃描大腦適合成年人但不適用于嬰兒。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心理學家們就通過嬰兒的眼球運動來探索嬰兒的思想——這是嬰兒能夠自主控制的極少數(shù)行為活動之一。眼睛真的是觀察嬰兒心靈的窗戶。
嬰兒的“注視時間”，也就是他們盯著某物或某人看的時間長短，可以向我們傳達很多關(guān)于他們所思所想的信息。

保羅團隊做的實驗不包括三個月以下的嬰兒，因為很難搞清楚他們在想什么。

一般來說，每項實驗的持續(xù)時間大約為15分鐘，從父親（或母親）帶嬰兒走進我們的小測試間開始計算。
在大多數(shù)時間里，父親（或母親）都會坐在椅子上，讓嬰兒坐在自己腿上；有時候嬰兒也會被安置在一張高凳上，而父親（或母親）則站在他身后。到這一步時，有些嬰兒要么是睡著了，要么就哭鬧不安，總之實驗無法繼續(xù)進行下去。
平均來說，我們這類實驗最后通常會有大約1/4的參與者無法走到最后。

在實驗中，即使只有三個月大的嬰兒也表現(xiàn)出個人喜好，明顯更喜歡望向“好人”。

我將在本書中列舉許多類似的實驗，證明人類天生就擁有某些道德特質(zhì)，還有一些道德特質(zhì)是后天習得的。我們都擁有道德感，讓我們可以評判他人，指導我們對他人予以同情或譴責。

保羅把最早進行的一系列“幫助者/阻礙者”研究結(jié)果發(fā)表在《自然》雜志，當時還引起廣泛熱議。

這些實驗證明，嬰兒對善意行為和惡意行為擁有普遍性的理解和偏好。他們能夠理解多種社會性互動的好壞。其中有些情景，大多數(shù)嬰兒很可能從未見過，但是嬰兒會根據(jù)自己對人類行為的理解作出選擇。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能證明嬰兒對社會行為的理解能力可以算作道德。但是嬰兒的反應確實帶有某些道德判斷的關(guān)鍵要素：嬰兒的判斷與他們自身無涉，他們會對與自己完全無關(guān)的行為作出評判，而他們評判的對象正是我們成年人所謂的“善意行為”或“惡意行為”。
我們也對年齡稍長的幼童做過同樣的實驗。我們向他們演示了同樣的情景，然后問他們：“誰友善？誰是好人？”“誰卑鄙？誰是壞人？”他們的回答和成年人完全一樣：幫助者是友善的好人，阻礙者是卑鄙的壞人。

心理變態(tài)者缺乏同情心

如果一個人不能區(qū)分正確和錯誤，我們就不能說他擁有道德。那么下面說說：心理變態(tài)者為什么沒有情感道德。

我們不妨假想一個完美的心理變態(tài)者——也就是說他壞到了極致。他生而擁有極高的智商、良好的社交能力，還有許多如常人一樣的行為動機——比如饑餓感、欲望和好奇心。但是他無法對他人的苦難作出正常反應，也缺乏感激和羞恥之心。

如果你問他：“如果別人也這樣對待你，你會有什么感覺？”他的回答可能是簡單的一句：“我不在乎?！?/strong>

美國連環(huán)殺手泰德?邦迪（Ted Bundy）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人們總想搞清楚他殺了誰：“我的意思是，我殺的人多了去了啊?！?/p>

連環(huán)殺手加里?吉爾摩（Gary Gilmore）也說過類似的話：“我知道我干的事情大錯特錯，但是我仍然會毫不猶豫放手去做?！?/p>

不少心理變態(tài)者在很多方面都比正常人要強得多——他們更令人望而生畏、更有魅力，各方面也更加成功。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我們的道德感覺是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那么道德感覺缺失的人就不應該取得社會成功。

事實上，心理變態(tài)者都有某些心理缺陷，有些缺陷比較不引人注意。

心理學家阿比蓋爾? 馬什（Abigail Marsh）和她的同事發(fā)現(xiàn)，心理變態(tài)者對恐懼的表情特別不敏感。正常人都能看出他人臉上的恐懼，知道他們可能遭遇危難。但是心理變態(tài)者很難看出恐懼，更別說作出適當?shù)姆磻恕?br/>馬什記錄了一則奇聞：有人拿一組照片給一個心理變態(tài)者做測試，她一次也沒認出人們臉上的恐懼表情。直到最后她終于搞明白了：“我知道這是什么表情了——在我拿刀捅他們之前，他們就是這樣一副表情啊。”

心理變態(tài)者的癥狀有很多，最核心的心理障礙是對他人的痛苦漠不關(guān)心。也就是說，心理變態(tài)者缺乏同情心。

“同情”要和“共情”區(qū)分開來：“同情”是“關(guān)心某人”，“共情”是“站在某人的立場思考”。

然而，嬰幼兒不只會安撫他人，還會作出另一種同情善舉——幫助他人。過去數(shù)十年來，大量現(xiàn)實生活中的奇聞趣事和實驗室里的學術(shù)研究都紛紛證明，嬰幼兒可以自發(fā)幫助他人。

心理學家費利克斯?沃內(nèi)肯（Felix Warneken）和邁克爾?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做過一個關(guān)于幼兒自發(fā)幫助他人的實驗。

他們設(shè)計了這樣一個場景：幼兒和母親一起待在某個房間里。一位成年人走進房間，懷里抱滿了東西，掙扎著想要打開一扇柜子門。房間內(nèi)并沒有人望向幼兒、慫恿他幫忙，或者直接向幼兒求助。但是，居然有差不多一半的幼兒決定伸出援手——他們會主動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過去，為那個遇到麻煩的大人打開柜門。

“種族偏好”和“適應偏好”

我們都有種族偏好，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嬰兒幾乎從一出生開始，就懂得分辨熟悉的人和陌生人。剛出生的嬰兒更喜歡注視自己母親的臉，而不是陌生人的臉；他們更喜歡自己母親的氣味，也更喜歡自己母親的聲音。

嬰兒更喜歡熟悉的事物，這是一種“適應偏好”。

嬰兒不可能在出生之前就知道自己母親的長相、氣味和聲音，所以嬰兒在這些方面的偏好性一定是后天習得的：嬰兒看到這位女性照顧自己，聞到她的氣味，聽到她的聲音，他們也就更喜歡這位女性。
嬰兒不只喜歡熟悉的人，而且還喜歡熟悉的類型。

根據(jù)達爾文理論，我們更喜歡和自己基因相似的人，這是親屬關(guān)系意識，代表更容易結(jié)盟。

我敢打賭，就算再過100年，我們?nèi)匀粫匀后w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我們?nèi)匀粫碛心承┢?，仍然會固守成見。原因之一在于，群體差異性并非憑空虛構(gòu)，而是確實存在的。

厭惡感不是道德指引

如果說，共情讓人更有可能關(guān)心他人，做出同情和利他行為；而厭惡的作用和共情恰好相反，厭惡擁有煽起仇恨和去人性化的強大力量。

厭惡感是罪惡行為的強大原動力。如果你想把某個群體徹底消除或者邊緣化，你就需要誘發(fā)這種情感。

寫過《動物農(nóng)場》和《一九八四》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說過厭惡感在階級分化中扮演的角色：

你現(xiàn)在觸及了西方社會階級分化的真正秘密……總結(jié)起來就是幾個非常惡毒的字眼，雖然人們現(xiàn)在不太敢說了，但在我小時候，人們可是隨便說的。這幾個字就是：下等人的臭味。

嬰兒全然不知厭惡為何物，情況在童年早期忽然發(fā)生了變化，就好像某個開關(guān)終于打開了。兒童開始變得跟成年人一樣，對世上許多事物都產(chǎn)生了厭惡感。心理學家一直沒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東西引起了這種變化。

流行的解釋是，厭惡感可以讓我們免于誤食變質(zhì)的食物，幫助預防疾病。厭惡感的進化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身體，但現(xiàn)在我們由保護身體擴展為保護靈魂。

我們現(xiàn)在自視純潔高貴；如果有任何東西威脅到我們的自我形象，提醒我們自己不過是動物，我們都會對其產(chǎn)生本能的厭惡。

那么，“性道德”算道德么？許多理論認為它不是。

我一直稱為“性道德”的東西其實并不能算作“道德”。但這其實說明了我們對“道德”的定義并不完整。
我們對有悖于社會規(guī)范的性行為的反應可能確實是意外產(chǎn)生的，但是它給我們帶來的感覺和其他那些進化而來的道德反應并無二致。
性道德也會讓人產(chǎn)生內(nèi)疚、羞恥和憤怒，會讓人燃起懲罰的欲望。它也和其他道德限制一樣，被寫入法律、納入習俗。

從厭惡感的歷史來看，如果把厭惡感作為道德指引很不可靠，有時會把我們帶入歧途，就像以前厭惡異族通婚。

我們現(xiàn)在生活的世界已經(jīng)和過去截然不同，我們可以在當前的道德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跳出自身的局限，發(fā)展出更具普適性的道德原則。這樣的道德原則必須反映出我們作為人類的理性和思考，而且也應為全體人類出于自身意愿而共同遵循。這才稱得上是“智慧”。

“電車難題”

要講道德，離不開著名的“電車難題”。

第一個是“換軌閘難題”：
一輛失控的電車正瘋狂沖下鐵軌，在它前面的鐵軌上綁著5個人。你可以扳動換軌閘，讓電車開到另一條鐵軌上。但不幸的是，那條鐵軌上也綁了1個人，如果電車換軌，就會致他死命。那么你是應該扳動換軌閘，還是什么都不做？
第二個是“天橋難題”：
一輛失控的電車正瘋狂沖下鐵軌，在它前面的鐵軌上綁著5個人。此時你正站在鐵軌上方的天橋上，旁邊還有一個大塊頭的陌生人。你截停電車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那個陌生男人推下天橋，讓他擋在電車前面。雖然他會因此死于非命，但是卻能救另外5個人的生命。（另外，你自己跳下去是沒用的，因為你塊頭不夠大，攔不住那輛電車。）那么你應該把那個男人推下橋，還是什么都不做？
上述兩道難題的結(jié)果其實完全相同，無論是扳動換軌閘還是把人推下橋，都會拯救5個人，殺死1個人。但大多數(shù)人都會在直覺上認為二者并不相同：扳動換軌閘是對的，把人推下橋是錯的。顯然我們并不是天生的結(jié)果論者。在評判某個行為是否道德時，我們不會僅考慮結(jié)果。

如果把電車難題延伸一下，你會看到情感在“天橋難題”中的重要性。

雖然人們不太愿意親手把胖男人推下橋，但如果在天橋上設(shè)置一個暗門，人們就更愿意打開暗門開關(guān)讓胖男人掉到電車軌道上，擋住那輛失控的電車。
從雙重影響原則來看，這兩個情景應該沒有任何差別——它們都通過故意殺人來取得更好的結(jié)果，但是它們會給人帶來不同的心理感受。
格林納認為，人們只要想到自己必須親手碰到那個男人，把自己的雙手貼在他背上用力把他推下橋，就會產(chǎn)生相當強烈的情感反應；但如果人們想象自己打開暗門開關(guān)，他們的情感反應就弱多了。因此，大多數(shù)人都覺得把胖男人推下橋是不道德的行為。

很多學者不喜歡“電車難題”匪夷所思的情節(jié)，但幾乎沒人能夠否認，“電車難題”確實是探索人類道德直覺的有力工具。

人們可能認為扳動換軌閘是“正確的行為”，但這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理性判斷，而不是道德判斷，所以很少有人會反對那些選擇不扳動換軌閘的人，也很少有人會產(chǎn)生懲罰他們的欲望。
畢竟，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也不會苛責那些沒有為慈善事業(yè)貢獻足夠力量的人，就算他們?nèi)斡赡吧怂廊ィ煌瑯?，在“電車難題”中，我們也不太可能會責怪那些選擇拯救一部分陌生人生命的人，就算他們?nèi)斡闪硪徊糠帜吧怂廊ァ?br/>

做個“好人”，利己利人

“道德有親疏”，但人們確實也會無私幫助他人，就算不能給自己帶來任何利益，比如以完全匿名的形式提供幫助。

有人把我們的善良當作神靈存在的證據(jù)。生物學家弗朗西斯?柯林斯曾經(jīng)提出，這種先進的道德意識無法通過生物進化得到解釋。他因此認為，仁慈的上帝一定給我們植入了某種道德密碼。

實際上，我們強大的道德能力也是人際交流和人類聰明才智的共同產(chǎn)物，做個“好人”利己利人。

人類發(fā)展出不以繁殖為目的的利他主義動機，其實完全符合生物進化的規(guī)律——就算某些利他選擇會對我們自身或基因造成不利的影響，比如冒著生命危險去救助陌生人。畢竟自然選擇并不能預見未來；它只能對當前環(huán)境作出反應，而無法預測未來的環(huán)境會變成什么樣。所以就算人類現(xiàn)在會作出“不利于適應”的行為，也完全無悖于進化理論。

其實，我們學到的很多東西從未經(jīng)過有意識的思考，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我們的文化習俗，也就是我們反復看到的行為。

大流士國王把希臘人和印度人召集到一起，希臘人會在父親去世之后焚燒他們的遺體，印度人則會在父親去世之后吃掉他們的遺體。兩個族群都驚懼于對方的所作所為。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才是對待死者的正確方式。
他們之所以會這樣認為，并非因為他們曾經(jīng)比較過各種對待死者的方式，最后選定了其中一種，而是因為他們從未想過還有其他對待死者的方式。
希羅多德在故事結(jié)尾這樣寫道：“由此可知，這就是習俗的力量?！?br/>

很多人把宗教當作推動道德進步的主要力量之一，譬如很多美國人認為除非你信仰上帝，否則你不可能成為好人。

宗教對于我們?nèi)祟悂碚f，應該算是“凈收益”，還是“凈損失”？這個問題一定有個答案，只不過沒人知道那是什么罷了；我甚至不敢肯定，是否真有人能找出答案。這是因為宗教無處不在。

我們考慮道德問題，還要考慮理性，但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2001年發(fā)表論文，說道德理性往往是“事后辯護”。

“道德理性不是道德判斷的產(chǎn)生原因。恰恰相反，道德理性往往是‘事后辯護’；在人作出道德判斷之后，才隨之產(chǎn)生”。他認為，道德理性是由道德直覺推動的，而且這一點“就如同狗搖尾巴一樣確信無疑”。

有句話說，法律是最底線的道德，道德是高標準的法律。

但是理性思考能力需要經(jīng)過一段時間才能發(fā)展出來，所以嬰兒的道德生活必然十分局限。
但是嬰兒天生就擁有道德傾向性和道德情感；他可能會在這些因素的激勵之下，試圖緩解他人的痛苦，或者對他人的惡行感到憤怒，或者親近那些出手懲罰犯錯者的人。但是嬰兒的道德生活還很不完善。
最重要的是，嬰兒缺少與“公正”有關(guān)的道德原則，即普遍適用于社群所有成員的禁令或準則。
這類道德原則是法律和司法系統(tǒng)的立足之本。

用科學來研究人類道德，也許更能抓住人性本質(zhì)。我們的進化本能并非只有自私自利，人類社會并非建立在非理性沖動之上。

書本最后的總結(jié)畫龍點睛：

事實上，我們的道德生活其實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是我們天生就具備的道德本能，而且其豐富程度令人瞠目結(jié)舌：嬰兒都是道德動物，生來就擁有進化出來的共情和同情意識；他們還有能力評判他人的行為，甚至對正義和公平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然而，我們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嬰兒的局限。我們道德意識中的另一個關(guān)鍵部分，是在人類歷史進程和個人發(fā)展過程中逐漸產(chǎn)生的。
人之所以為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道德不單來源于人類的本能，還來源于我們的同情心、想象力和卓越的理性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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