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敦煌藏經洞迎來了第一個不速之客：英國人斯坦因。他在中文翻譯蔣孝琬的出謀劃策之下，于1907年和1914年僅以700兩銀從道士王圓箓手里廉價哄騙走13700萬件文物，這些文物大多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大名鼎鼎的《引路菩薩圖》就在其中。
引路菩薩圖描繪菩薩為亡靈引路升天國的場面。前面領路的大菩薩右手執(zhí)柄香爐，左手持蓮花，蓮花旁垂下白幡。菩薩后面跟隨的女子為死者生前的形象，梳著典型的唐代婦女的發(fā)式。
引路菩薩中的亡靈形象以及隨身侍從中，有許多典型均從生活中來。在敦煌藏經洞中出土了 11 幅“引路菩薩”幡畫，均已流失國外。
造成這樣文化慘劇的只有三個男人。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他會七八種語言，又癡迷考古學和東方語言學，但他唯獨不會中國話，也就因此引出了后面的另外一個男人，一個被人在這場文化浩劫中忽視了，卻承擔不可推卸責任的男人蔣孝琬。
1904年，斯坦因加入了英國籍，而后他受印度政府以及大英博物館的委托來到中國的西北考古，1907年聽說了藏經洞的消息后他立刻帶著自己的中文翻譯蔣孝琬馬不停蹄趕往敦煌。
斯坦因是如此信任蔣孝琬，那些外國人也同樣信任他，他們認為這件事放在其他中國文化人身上未必行得通，中國人一向是“護短”且“排外”的，但蔣孝琬不一樣，他們認為只要有他在，敦煌之行一定會成功。
也就是說他們吃定了這個男人會為了他們而不遺余力地將自己國家的文物“拐”走。
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
在去往敦煌的路上，蔣孝琬給斯坦因講了不少中國的風土人情，講了我們的社交方法，我們的弱點和底線。這讓斯坦因大開眼界。
抵達藏經洞的時候，蔣孝琬利用自己的談判技巧輕而易舉地掌握了道士王圓箓的基本情況。他發(fā)現(xiàn)這個小道士不懂佛法，不懂經文，什么都不懂，卻對傳說中的玄奘有著近乎癡迷的崇拜。
蔣孝琬便利用這種崇拜，對王圓箓謊稱斯坦因是印度來的，受玄奘所托，要將經文帶回去。

小道士一聽立刻冒出了星星眼，他隨手翻出了幾頁經文給蔣孝琬看，誰知道這幾卷又剛剛好和玄奘有關，他便更加認定了這是冥冥中的一種指引。

余秋雨在書中關于這段寫道：這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他的人第一次隆重相遇。

1900 年，王圓箓在清理積沙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 6 萬多件的藏經洞。他深知經卷寶貴，先后向敦煌縣令、肅州兵備道官員等匯報，甚至給朝廷寫密信，期望經卷得到妥善保護，但都沒有結果。
這些經文在遇到了蔣孝琬后第一次被人開啟和讀懂，可惜的是，也與此同時打開了悲劇的大門。
斯坦因在眾多的文物中挑挑揀揀，蔣孝琬巧言令色，讓他用了很少的錢就得到了這些文物。道士王圓箓夜里輾轉反側，總覺得隱隱的不安，他跟蔣孝琬還有斯坦因約定，此事天知地知他們三人知，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
也就是說他們三個人都意識到這是一場不公平的交易，尤其是作為中間人的蔣孝琬，又有著不淺的文化根基的他，一定知道斯坦因的行為意味著什么。
但他什么也沒有做，沒有阻止。反而，在小道士忽然有些覺醒，覺得帶走的文物太多了，又搬回去不少的時候，斯坦因決定用四十塊馬蹄鐵交換，他卻憑著花言巧語，只用了四塊就重新得到了這些瑰寶。
斯坦因這趟行程可以稱得上滿載而歸，只用了200兩白銀。當王圓箓恭敬地送他們離開的時候，他們帶著打包了七天的29個大箱子，九千多個經卷走在殘血的夕陽之中，那是一個古老民族流血的傷口。

余秋雨在回憶這場掠奪的時候曾經試圖去扭轉歷史，如果說有人真的穿越回去，他會不會改變敦煌的現(xiàn)狀？答案是茫然的。中國那時積貧積弱，軍閥混戰(zhàn)，各處亂作一團，沒人有能力，有精力，有意識去保護他們。
斯坦因這些人也正是知道這些，才敢如此明目張膽。
有人說，至少他們將我們的瑰寶好好地保護起來了，未必不是一個好的去處。
不，不是這樣的！
斯坦因等人的行為叫趁火打劫，并不能因此而被粉飾。
斯坦因那時在中國新疆沿線進行考古，一開始并沒有瞄上敦煌，直到發(fā)現(xiàn)藏經洞的消息傳入他的耳朵里，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小的發(fā)現(xiàn)。
那時候各國的探險隊都打著探險的名義在中共這里來來回回，其實本質上都是來掠奪文物，斯坦因在這場掠奪中收獲頗豐，使得這場“探險熱潮”再次轟動和風靡。
1908年法國探險家循著斯坦因的腳步來到敦煌，并用了500兩白銀從王道士的手中得到了6000多卷經文，還有200多絹畫，裝了十多輛車。
1912年，日本探險隊用了350兩買走了王道士手里的四百余卷經文。
1914年，斯坦因再次踏上莫高窟，故技重施，用500兩騙走了570多卷經文。之后其他國家的人陸陸續(xù)續(xù)地到來，有經文拿經文，有壁畫摳壁畫，所到之處掠奪殆盡，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