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相似性的惡性事件，接二連三地發(fā)生。

類似的惡性案件頻發(fā)，往往具有相同的時代背景。

比如，有一個時期，“車匪路霸、飛車黨”曾經盛行。

有數據顯示， 1997年到 2006年間，廣州市共發(fā)生 1.5萬起“飛車搶劫案”，共造成 100多人重傷、 40多人死亡。那是流動人口暴增的年頭。一些年輕人到了城里，發(fā)現謀生艱難，以致鋌而走險。

90年代中后期，我剛剛出門遠行的時候，對于傳說中的“車匪”還很害怕，現金要裝在最貼身的地方。在長途汽車上，偶爾見到騙人的把戲，中途還會被強行趕下車到司機的定點停車場“消費”。

一度，火車站是混亂危險之地。

一度，沿海走私活動猖獗。

曾經，拐賣婦女頻發(fā)，那可能與當時貧困人口太多，太多人娶不到老婆有關。

曾經，拐賣兒童頻發(fā)，那可能與長時間的“計生”等原因有關。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引發(fā)了“嚴打”。

“嚴打”的全稱是“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發(fā)端于 1983年。那是“改革”初期，社會開始放松、轉型，城市里待業(yè)青年激增，搶劫強奸謀殺案件頻發(fā)。于是，最高層部署，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嚴打”。

“嚴打”可謂嚴酷，如今看來的一些“小事”，當時可能會判重刑甚至死刑。從重從快，蘿卜快了不洗泥，不可避免地有冤魂。老話說，哪個廟里沒有屈死鬼？沒撞上“嚴打”，尚有佘祥林、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等冤案，何況非常時期。

第一次“嚴打”顯然起到了“震懾”作用，所以后來多次進行。

1996年，有了第二次“嚴打”。

那之前，有砸爛“三鐵”的舉動，國企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松動，下崗工人激增。不少“工人階級”突然失去保障。

那之前，發(fā)生了一系列的驚天大案，如李沛瑤遇害案、鹿憲洲案和白寶山案等。李，官至副委員長，被入室搶劫的歹徒殺害，實屬罕見。

第三次“嚴打”發(fā)生在世紀之交，被稱為“新世紀嚴打”，據說主要針對“黑惡勢力團伙”。

第四次“嚴打”發(fā)生在 2010年，重點打擊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涉槍涉爆犯罪、黑惡勢力犯罪、電信詐騙犯罪、拐賣兒童婦女犯罪、“兩搶一盜”犯罪和“黃賭毒”等違法犯罪活動。

“嚴打”的特點是集中、快速、聲勢浩大，在打擊犯罪的同時，重在震懾。震懾的目的，可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比如，飛車黨后來幾乎就沒有了。但也有人分析說，飛車黨之說以日漸減少并銷聲匿跡，也與后來經濟快速發(fā)展有關。那些潛在的“毛賊”，隨便打個工就能掙到錢，就不至于冒著坐牢的風險公開搶奪了。

技術的發(fā)展也讓一些犯罪活動銷聲匿跡了。比如，隨著電子支付的普及，現在大家出門基本上不帶現金了。比如，攝像頭的普及，也讓一些毛賊難以遁形了。

總之，距離最近的一次“嚴打”也已經大概 15年了，“嚴打”這個詞兒似乎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不論是“嚴打”震懾效果好，還是經濟發(fā)展好所致，回望幾十年的歷程，公眾的安全感確實是有了明顯的提升的。與安全感提升同步的，是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民眾收入的提升?；蛟S可以說，安全感提升與經濟發(fā)展具有正相關性。

15年，足以讓社會發(fā)生深刻變化。

比如，“高速發(fā)展”在向“高質量發(fā)展”轉變，意味著速度有所下降。

比如， 15年前小汽車還沒有普及而如今遍地是汽車，甚至還成了“武器”。

以汽車為武器犯罪，這與以往的犯罪形式存在嚴重的不同。偷竊、搶劫、黑惡犯罪，都是冒險謀利，也比較隱秘，即便是飛車搶劫是在明處犯案，也是立即逃跑。用汽車犯罪，當然是跑不掉的，至少車上有車牌，攝像頭一眼就能識別，開著車犯罪相當于“實名干活”。對于這種犯罪，震懾的效果如何尚不可知。

然而，不論震懾效果如何，國家機器不會無動于衷的 ……

社會的進程猶如一輛載重卡車，有時會剎車有時會踩油門，有時候會遇到紅燈，有時候會有剮蹭。車上的人不被甩下，路上的人不被剮蹭，都算是幸運。

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寫滿具有時代特征的故事。能安全地回望或展望這些故事，也是一種幸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