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內(nèi)容講了黃巾起義后，地方豪強以家族為基礎招募私人軍隊，危害鄉(xiāng)里。王睿被孫堅以索要軍需為借口抓住并逼迫自殺，孫堅殺害南陽太守張咨后被袁術利用，袁術搶奪荊州并支走孫堅。劉表被委派為荊州刺史，面臨荊州權力真空和強敵環(huán)繞的局面。本期我們了解下劉表單騎進入荊州后，又是如何平定和治理荊州一地的。

在黨錮解除后，劉表被何進征召，入京擔任北軍中候一職。盡管這個職位的品級不高，但權力卻相當大，負責掌管由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統(tǒng)領的宿衛(wèi)兵，保障都城的安全。然而，董卓進京后，他擅自廢黜和擁立皇帝，專權跋扈，使得涼州武人掌握了軍政大權。因此，劉表雖然擔任著這個職位，但實際上已經(jīng)處于虛職狀態(tài)。特別是在關東諸侯已經(jīng)結(jié)成討董聯(lián)軍的情況下，劉表深感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當時荊州刺史王睿被殺，劉表借此機會欺騙董卓，獲得了荊州刺史的職位，從而逃離了京城。

《后漢書》中描述劉表上任時，被形容為“單馬入宜城”。這意味著劉表沒有隨或僚屬，獨自一人從洛陽南下荊州。在經(jīng)過袁術的防區(qū)南陽郡時，他必須面對孫堅和董卓大將胡軫的激烈交鋒。如果劉表帶著隨從和衛(wèi)士一起前往就任，很可能會遭遇失敗的下場——被袁術擒獲或者死于亂軍之中。因此，實際上，“單馬入宜城”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劉表改名易姓，假扮成客商或書生之類的人混雜在老百姓之中才艱難來到荊州。

此前，荊州的首府設在武陵郡的漢壽縣，位置偏南，容易受到南部草寇的侵擾，治理起來十分困難。自從王睿上任后，他決定將首府北遷至長江沿岸的江陵，這個舉措有效地穩(wěn)定了荊州南部的局勢。然而，在王睿去世之后，荊州再次陷入混亂。宗賊團伙四處橫行，甚至在孫堅離開后，長沙太守蘇代和華容長貝羽也各自領兵作亂，使得江陵變得不再安全。在這種情況下，劉表選擇來到漢水之濱的宜城。

在一個寂靜的夜晚，劉表抵達了宜城。而在此地，已經(jīng)有三位重要人物等待著他的到來。他們分別是蒯越、蒯良兄弟和蔡瑁，這三人均是荊襄本土的豪門代表。蒯家與蔡家在荊州地區(qū)具有極高的聲望，蒯越與劉表以前還有過一段同事的關系，因此，他們成為了劉表在治理荊州過程中必須依賴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劉表組建最早的幕僚班底的核心成員。

在這個風起云涌的時代，荊州正處于動蕩不安的時刻。外有袁術虎視眈眈，內(nèi)有宗賊作亂。劉表，這位荊州的統(tǒng)治者，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焦慮萬分，連忙向蒯良和蒯越請教對策。

蒯良，被人們譽為道德先生，他深思熟慮后給出的方案是，荊州各地之所以不服從治理，是因為劉表施行的仁義還不夠。如果劉表能夠真心誠意地實施仁政，讓百姓感受到關愛和尊重，那么百姓自然會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歸心于劉表。到了那個時候，還需要什么策略呢？蒯良堅信，只要劉表能夠做到仁義為本，荊州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然而，蒯越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他認為，面對外敵袁術的威脅，以及內(nèi)部的宗賊作亂，劉表應當以強有力的手腕進行治理。對內(nèi)，劉表需要加強法治，整頓治安，嚴懲宗賊，恢復社會秩序；對外，則要鞏固與袁術的敵對關系，積極尋求同盟，以應對可能到來的戰(zhàn)爭。蒯越的觀點與蒯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主張的是鐵腕政治，而非仁義之道。

兩位智者的建議在劉表心中激起了千層浪。他明白，要想治理好荊州，必須在內(nèi)政和外交上都有所作為。究竟應該采納蒯良的仁政主張，還是蒯越的鐵腕政策呢？劉表需要在兩種觀點中尋找平衡，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治理之路。而這，也將成為荊州未來發(fā)展的重要抉擇。

劉表對蒯良和蒯越的計策都表示了贊許。在權謀與仁政之間，劉表選擇了先權謀再仁政的策略。他采納了蒯越的謀略，將荊州地區(qū)的五十五個占山為王的宗賊誘導到宜城，并全部剿滅，吞并了他們的勢力。當時，襄陽城被江夏人張虎、陳生所占據(jù)，劉表派出了蒯越和襄陽龐家的代表龐季進行招降，最終成功說服了這兩人歸順。

在蒯越的精密策劃下，荊州的匪患被迅速平定。劉表的名聲如雷貫耳，使得那些不順從的郡守紛紛放棄職位逃走。在武力平定之后，劉表在荊州大力發(fā)展文化事業(yè)，資助并安置了從中原逃難而來的學者，他們都是學識淵博之士。劉表還建立了學校，推崇儒家思想，邀請綦毋闿、宋忠等著名經(jīng)學家撰寫《五經(jīng)章句》。在劉表的統(tǒng)治下，荊州的政通人和，文化繁榮，社會穩(wěn)定，成為漢末動蕩時期的一片安寧之地。

劉表把治所設在了名門望族聚集的襄陽，從這個時期開始，襄陽從南郡下屬的一個縣升級為江漢地區(qū)的政治核心，一個襄陽高端家族群體逐漸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