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譯筆潤春秋

一年前（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突發(fā)心臟病，離我們而去，終年74歲。按照古人的看法，這個年齡已經(jīng)是“古來稀”的了；但在醫(yī)療比較發(fā)達的現(xiàn)在，又顯得走的太早，走的太快。我當時在南方旅途中，聽到這個消息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我的心目中，耿先生的身體很好，說話氣壯如牛，有使不完的勁，怎么會一下子就走了呢。

一年過去了，今日中外關系史學會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耿昇先生紀念會，正好條理一下我所理解的耿先生學術貢獻以及我與他的學術交往，以表追思之情。這兩天翻檢書架上耿先生的譯著，對他的學術貢獻略作歸納。他的學術領域寬廣，我所接觸的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特別表彰。

一、以翻譯推動敦煌學、藏學、突厥學的發(fā)展

我與耿昇先生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我們的關注點主要都在敦煌學，旁及吐蕃、突厥、回鶻、吐魯番、于闐等。

我們知道，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國學術復興的時代，經(jīng)過“文革”的中斷，中國學術百廢待興，傳統(tǒng)的學術和新的學科有許多方面都落后于歐美和日本，中國學者努力奮起直追。但要與國外學者較量，首先要閱讀外國學者的專業(yè)論著，當時大多數(shù)學人是學俄語、英語和日語出身的，能兼通法語者可謂極其稀罕。在這種情形下，從外交界轉入學術界的耿昇先生，以他一枝不停轉動的筆，在多個學科領域為學術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對于敦煌學而言，耿先生翻譯的謝和耐（J. Gernet）《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jīng)濟》（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部著作是用法國社會學的理論，高屋建瓴地駕馭零散瑣碎的敦煌材料的佳作。延續(xù)此書做了更深入研究的，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中華書局，1987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等，耿昇的譯著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幫助。

耿先生還把法國學者歷年來撰寫的敦煌學研究論文，翻譯匯集為《敦煌譯叢》第1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年），其中包括有關禪宗入藏、古藏文文書、社會經(jīng)濟、佛教文獻、圖像、俗文學作品、占卜、詩文集、寫本斷代與形式、紙張顏色等許多方面，極其方便中國學者在法國學者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他還把《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譯出，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2007年又出版了新一版，附錄三篇與伯希和敦煌考察相關的論文。我們知道，伯希和1908年記錄的敦煌壁畫和抄錄的壁畫題記，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不存在或看不清楚了，所以耿昇翻譯的伯希和筆記成為中國學者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基本材料。此外，他還翻譯了伯希和一系列有關西域、敦煌考察的論文，編成《伯希和西域探險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來，法國吉美博物館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他隨即翻譯成中文出版（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讓國人第一時間了解伯希和考察隊的整個過程。

在利用敦煌文獻研究藏學的方面，對于中國學界最重要的參考書，要數(shù)耿昇翻譯的戴密微（P. Demiéville）著《吐蕃僧諍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這是戴密微利用敦煌文獻研究禪宗入藏的專著，在東西方影響非常之大，在此基礎上，我們也可以參與到禪宗入藏的討論當中去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編的《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大多數(shù)出自耿昇的譯筆，其中部分用他的筆名“岳巖”。此外，他還翻譯了麥克唐納（A. Macdonald）的長文《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考釋》，作為專著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還有石泰安（R. A.Stein）的一些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以及他的《西藏的文明》（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漢文文獻編輯室，1986年）、《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也都和敦煌學有關聯(lián)。

在與敦煌學相關的突厥學方面，耿昇很早就翻譯了哈密頓（J. Hamilton）《五代回鶻史料》（與穆根來合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他的一些重要的單篇論文，這些是我們研究甘州回鶻、西州回鶻、沙州歸義軍必備的參考書，對于我做這方面的研究幫助猶大。更為重要的是，他翻譯出版了難度很大的路易·巴贊（L. Bazin）《突厥歷法研究》，中華書局，1998年版；2014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再版，改題《古突厥社會的歷史紀年》。這是有關敦煌吐魯番回鶻文獻斷代的皇皇巨著，極富參考價值。在突厥學方面，他還翻譯了吉羅（R. Giraud）《東突厥汗國碑銘考釋——骨咄祿、默啜和毗伽可汗執(zhí)政期間（680-734年）》（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4年）。

在吐魯番研究方面，耿昇翻譯了莫尼克·瑪雅爾（M. Maillard）《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中華書局，1993年）。這是法國中亞美術史家利用西方探險隊的材料，對吐魯番盆地古代建筑等物質文化層面的研究，對于我們認識古代吐魯番的文明很有幫助。

二、對中外關系史、絲綢之路研究的貢獻

雖然耿昇先生在從事學術翻譯的開始階段以敦煌學著作為主，但他很有眼力選擇的第一本翻譯的書，就是布爾努瓦（L. Boulnois）《絲綢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這本書用通俗的筆法，從西方人的視野，講述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雅俗共賞，對于國人認識絲綢之路，產(chǎn)生了很好的效應，因此這個譯本也不斷地重印，有2001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1993年，他又出版所譯阿里·瑪扎海里（Aly Mazahéri）《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研究中國與波斯之間經(jīng)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特別是物質文化的交流。

從90年代開始，耿昇先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外關系史著作的翻譯上來，大力推動中國的中外關系史和絲綢之路研究。2001年，他出任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長，更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在組織大家從事學術研究、學術考察之外，筆耕不綴，不斷推出新的譯注，也有舊譯新編，內(nèi)容從古到今，涉及方面極其廣泛。我從自己的書架上快速搜尋一番，就有：戈岱司（G. Coedès）《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中華書局，1987年；費瑯（G.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錄》（與穆根來合譯），中華書局，1989年；魯保羅（J.-P. Roux）《西域的歷史與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馬蘇第（Ma’sudi）《黃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貝凱（J.Becquet）與韓百詩（L.Hambis）譯注《柏朗嘉賓蒙古行記》，中華書局，1985年；伯希和《卡爾梅克史》，中華書局，1994年；于格夫婦（F.–B.Huyghe & E. Huyghe）《海市蜃樓中的帝國：絲綢之路上的人，神與神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榮振華（J.Dehergne）與萊斯利（李渡南，D.D. Leislie）《中國的猶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大象出版社，2005年；榮振華《1552-1800年入華耶穌會士列傳》，中華書局，1995年；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沙百里（J. Charbonnier）《中國基督徒史》（與鄭德弟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安田樸（R. Etiemble）、謝和耐等《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書社，1993年；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商務印書館 2000年；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2000年；等等。

三、中法漢學界的橋梁

耿昇先生在翻譯法國學者的專業(yè)論著時，也和法國漢學、中亞學等方面的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時常有機會訪問法國，與各門學科的學者交流，并獲贈大量圖書，加上自己的購買和復印，他無疑是對法國漢學最為了解的中國學者。他利用這一優(yōu)勢，曾動員法國研究中國學的各位學者，從自己所長的方面，撰寫文章，分門別類地介紹法國漢學，這就是由戴仁（J.-P. Drège）主編的《法國當代中國學》，耿昇譯出，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外，他還翻譯有關法國漢學史方面的文章，結集為《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出版�？梢哉f，耿昇通過翻譯，溝通了中法漢學界，使得雙方可以對話，增進了許多方面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此外，耿昇先生還有很多譯著涉及西域、西藏、蒙古、探險史、西方人看中國等等方面，為避免瑣碎，不一一提及。上面只就我所熟悉的領域，略述他在幾個方面做出的學術貢獻，可以說他用自己的一支譯筆，書寫著豐富的歷史，潤色著多彩的春秋。

至于我本人和耿昇先生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也正是我主要研究敦煌學、藏學、西域史的時期，所以和耿昇先生交往甚密，十分關注耿先生在敦煌學及其相關領域的翻譯成果，對于他翻譯的一些法文論著，曾加以精讀，受益很多。可以說我自己的成長，受到耿先生極大的影響。他送給我很多書，但他的習慣一般不在書上題寫贈語，我的有的書上寫了“耿昇同志贈，新江記”，有的沒來得及寫，但肯定也是他送的，所以我書架上還保留著耿譯的許多初版本。耿昇先生對晚輩非常慷慨，每次見面，都會送書，據(jù)我觀察，這不僅僅是對我，對很多年輕人都是如此。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編一套《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譯叢》，請耿昇先生主其事。他知道我翻譯了一些有關于闐的論文，就約我編一本《于闐研究譯文集》，對我鼓勵有加。隨后我就著手準備，翻譯了貝利、蒲立本、哈密屯、恩默瑞克、德萊斯頓、烏瑞等多位學者的論文，集結了大約三十萬字的稿子，交給出版社。但后來因為我的譯稿太過專門，沒有能夠出版，但這件事我還是要感激耿昇先生。在他的敦促下，我至少做了一組文章的翻譯，得到了歷練，外文有所進步，專有名詞也知道去哪里找了。我的譯稿后來陸續(xù)發(fā)表在《新疆文物》《國外藏學研究譯叢》等刊物上面，也算是對學界有所貢獻。

耿昇先生家住石景山永樂東小區(qū)，雖然離北大較遠，但我也常常登門造訪，因為在當時的北京，不論公家圖書館還是私人收藏，許多法文書或者論文，只有耿昇那里有，如果想用，就必須去耿先生府上借閱。我做中外關系史研究，更偏重于伊朗系統(tǒng)的文化如何進入中國，他翻譯的《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一書，對我十分有用。但書中沒有翻譯中文史料部分，因為他覺得這些中文材料都在，對中國學者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了解作者是如何理解、翻譯中文史料的，這對于他的論說一定產(chǎn)生影響。所以我就跑到他家，從他那里借來原書，復印了相應部分。記得某一年，他從巴黎回來，電話里說他把伯希和所有的著作、論文、書評全部收集回來。那時候還沒有Hartmut Walravens編的《伯希和的生平與著作：目錄編》（Paul Pelliot 1878-1945.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1），找到伯希和的全部論著，包括大量的論文和書評，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我跑去他家翻看，果然數(shù)量巨大，許多此前難以覓見。這不僅僅是耿昇先生本人的收獲，也是中國學術積累的一項重要工作。

最后還有件事一定要講一講。耿昇先生心無旁騖，刻苦翻譯，出產(chǎn)量極大，稿費又多，所以極易遭人嫉妒，在評職稱等事情上給他小鞋穿。1998年5月，黃時鑒先生在杭州召開以大航海時代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期剛好和西安的一個唐史研究會接著，我放棄與胡戟先生去麟游探訪九成宮的機會，從西安經(jīng)石家莊轉飛到杭州。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有和耿昇先生見面，原本碰到時應當是熱情寒暄，但我感到他有點冷淡。到了晚上，他沉不住氣到我的房間，說道：你小子真不夠義氣，社科院高評委會上，有人聲稱你說耿昇翻譯的書開篇就錯。我一聽就懵了，這都是哪對哪呀。我從來沒有和任何人說過這樣的話，我也絕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我對讀過的耿先生的翻譯，都是完全可靠的，怎么會有這樣的話出來呢。我和他聲明后，他說他也不相信這是我說的，也知道這是“借刀殺人”，不過他也著實憋了很長時間，不吐不快。我真的非常感激他把這事直截了當?shù)睾臀艺f了，如果他不說，一直暗中記恨，那我可就背了一輩子黑鍋，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我們又重新暢談，他還是大方地送他的新書給我。

走筆到此，想想我自己的學術道路，先做敦煌、西域，略微涉及藏學和回鶻，后來轉向中外關系史，好像冥冥中受到耿昇先生的影響。只是我沒有他那么高的天分，也沒有他那么刻苦，所以迄今為止，我基本上停留在漢唐時期的中外關系史一段，沒有敢特別涉獵耿先生后來著力所在的明清以后的中外關系史，因此他每次召開中外關系史學會的會議都給我發(fā)出邀請，但我往往望而卻步。今天耿昇先生雖然走了，他留下豐厚的學術遺產(chǎn)供我們學習。希望在他的學養(yǎng)滋潤下，我也可以慢慢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域，書寫歷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