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生于鄉(xiāng)土，長于城市，他的筆下既有運河文化的深厚底蘊，也有都市青年的生存圖景。少年時，武俠小說成為他最初的文學啟蒙；青年時，中外文學經(jīng)典引領他走向更深闊的精神腹地：《圍城》《復活》《河灣》《靜靜的頓河》都深深影響了他的文學底色——俯身傾聽，書寫平凡；而《聊齋志異》等中國古典作品，則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從東方奇想中汲取養(yǎng)分，最終生長出屬于自己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表達。一起聆聽徐則臣講述閱讀與寫作。

有這樣一位“70后”作家，憑借《北上》《如果大雪封門》《耶路撒冷》等小說斬獲茅盾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等多項榮譽，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更是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在他復雜而多變的創(chuàng)作背后，有一條線索始終不變，就是閱讀。他就是《人民文學》雜志主編——徐則臣。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文學補給我的人生，提升了我對生活的認知。而我對生活的認知又反哺了文學，讓我的寫作又有了提升。而這其中閱讀非常非常重要，沒有人，生而知之。

2026年1月，徐則臣出版散文集《我要從南走到北》。

記者：為什么會想到去出版這樣的書籍，這本書的名字又是怎么來的？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個人的人生軌跡是從南往北，我江蘇人，這么多年一點一點往北走。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人到中年以后，有了生活的閱歷，寫作就是回憶，你要動用你過去的一些情感積淀、生活的經(jīng)驗，成為你認識新的事物，新的世界的一個參照。

在這本《我要從南走到北》中，徐則臣回望了自己從江蘇東海到首都北京的人生軌跡。他說，自己這種生活空間的遷移，更像是一個閱讀不斷介入他的生命，改變他的人生的過程。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小時候讀得最多的其實是武俠小說，在鄉(xiāng)村，武俠是成年人的童話，上了中學以后，對我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是錢鐘書的《圍城》。那是我第一次看現(xiàn)當代作家的長篇小說，錢鐘書特別有才華，一個是博學，第二個是幽默，文字又特別漂亮，他這種漂亮的語言和表達就給我建立了一個現(xiàn)代漢語的標桿。

這些都是錢鐘書非常被別人稱道的一些比喻句，比如說這孩子眉毛跟眼睛之間的距離。說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他說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里的沙礫或者出骨魚片里未凈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

在《圍城》中，錢鐘書高度凝練而富于鋒芒的語言，讓徐則臣第一次意識到——文學不僅是講故事，更是一種可以被反復推敲、精確打磨的表達藝術(shù)。閱讀，在這一刻，為他建立起了關(guān)于“語言”的標尺。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從那個時候我對語言就特別地較真，特別地敏感，我也非常自覺地去模仿錢鐘書。就讓自己一張嘴，就是“錢味”。

寫作始于模仿，模仿始于閱讀。這是徐則臣走上寫作之路的起點。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后來我發(fā)現(xiàn)，其實我跟錢鐘書的性格也不一樣。他的文學才華是我遠不及的。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別用假嗓子說話》。我還希望找到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

2002年，24歲的徐則臣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到了北大以后，視野更加開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去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存在感是什么？寫作，當你寫的東西在一幫同學里面發(fā)表了，你會覺得中文這個事兒你做得比別人好。

寫作，讓徐則臣第一次品嘗到了大學生活中難得的快樂，也促使他進入到更系統(tǒng)的中外文學的閱讀中。他說：讀得多了，就會特別想表達。而寫作，本質(zhì)上是作者的一種自我表達，那是一種精神的愉悅，體會過了，就再也難以割舍。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就拼命地寫，浮在面上的這些需求滿足了以后，寫作變成你的職業(yè)，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沿著這條路騎自行車騎了三年，就開始寫關(guān)于北京的一系列小說，比如說《西夏》《三人行》《我們在北京相遇》等一系列的小說。很多的故事都發(fā)生在這條路，還有東門外那條中關(guān)村大街，就像《跑步穿過中關(guān)村》，很多的事情發(fā)生在那條路上。

記者：為什么您要用“跑”這個字？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你看中關(guān)村這個地方，交通擁堵的時候，最快的交通工具是兩條腿，其實這是一個中關(guān)村當時非常擁堵的一個文學化的表達。我其實一直特別關(guān)心一個個體跟一個龐大的城市跟一個地域之間的關(guān)系。

從《啊，北京》《我們在北京相遇》《如果大雪封門》到《北京西郊故事集》，徐則臣從一個個平凡人的視角，書寫北漂，書寫鄉(xiāng)愁，書寫邊緣群體處在異鄉(xiāng)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掙扎。這一創(chuàng)作主題，跟徐則臣這個階段的閱讀偏好，密切相關(guān)。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最初寫關(guān)于北京的這一系列的小說，其實是受奈保爾的影響，奈保爾他出生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中美洲一個小島上，都是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要跨越遼闊的空間和文明，他要面臨一個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的問題。到了這個地方，我是誰？我如何跟這個世界之間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所以我要通過這樣的故事來探討這種問題，其實也紓解自己那種游移不定的認同感。

2014年，徐則臣開始以京杭大運河的興衰為主線，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北上》，帶動當代文學對大運河、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的文化書寫熱潮，讓“地理空間”成為歷史與文化的載體。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北上》對我的寫作很重要，不在于它獲了獎，得到很多的認可，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寫作的另外一種可能以及方法論。

徐則臣告訴記者，這一創(chuàng)作主題的轉(zhuǎn)變，是因為自己對閱讀與寫作之間的關(guān)系，有了新的理解。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過去我覺得寫小說就是虛構(gòu)，現(xiàn)在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一定要做足夠的案頭工作和田野調(diào)查，我希望每個細節(jié)涉及歷史的都能有出處，把閱讀跟寫作之間建立聯(lián)系，進入了一種研究式的閱讀。

這種研究式閱讀，讓徐則臣越來越堅信：一個好的作家，同時也要是半個“史學家”。

回望自己的寫作之路，徐則臣說，應該是對魯迅作品的閱讀，在更深層地影響著自己的思想和寫作立場。沒有魯迅，就沒有這本《域外故事集》。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在高中有很長時間特別喜歡魯迅，魯迅在日本學習的時候，他就跟周作人他弟弟兩個人翻譯了《域外小說集》，這個《域外小說集》也是中國讀者和作家比較早看到的歐洲的一些小說。同時我很喜歡魯迅的雜文和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任何兩篇寫法都不一樣，魯迅的文字那種非常深沉的力量，其實本身具有極強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中國作家，尤其現(xiàn)當代的作家，我覺得基本上都避不開魯迅。后來我經(jīng)常出國，在國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我就寫了這本，叫《域外故事集》。

翻開《域外故事集》，我們看到里面的故事，充滿了超現(xiàn)實的魔幻感。徐則臣說，這其實跟他近些年，研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著莫大的關(guān)聯(lián)。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蒲松齡看問題突破了我們二元的思路，蒲松齡自己在大腦里已經(jīng)打破了這個壁壘。什么是魔幻？魔幻就是這個世界的運行都不是必然的，都不符合我們近現(xiàn)代認知的邏輯，而是充滿了無數(shù)的偶然性與可能性。

從錢鐘書到奈保爾，從魯迅到蒲松齡，徐則臣的寫作，始終與閱讀緊密相連。而在這條由閱讀鋪展開來的人生之路上，他的創(chuàng)作，仍在繼續(xù)。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覺得好的作家需要不斷地打破現(xiàn)有的文學的邊界，讓我們的文學變得更加地開闊，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央視新聞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