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提起容閎，很多人的印象是“第一個畢業(yè)于耶魯?shù)闹袊恕?“中國留學之父”，但其實這是對容閎和中國現(xiàn)代化的狹隘理解。事實上，容閎才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他帶著一整套全新的知識與制度留洋歸國，準備用雙手改變中國。其自傳《西學東漸記》則講述了他回國后欲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先見與挫折，而理解這種“思想領先，行動受阻”的張力，正是理解中國現(xiàn)代化路徑最真實的注腳。

《西學東漸記》的作者容閎是中國第一個畢業(yè)于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留學生。雖然他久居國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感情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但他對祖國的熱愛始終不渝。

書里有一段話充分表現(xiàn)了他在國外讀大學的時候懷念祖國的心情：

“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教育已經(jīng)明顯地擴展了我的心靈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責任......我為了求學，遠涉重洋，由于勤奮克己終于達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我可以自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那么，就應該自問：‘把所學用在什么地方呢？’......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此目的成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盡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這個目標?！?/p>

懷著這種報效祖國的心情，他在大學畢業(yè)以后，立即回國。

一、留洋歸國，懷才不遇

當容閎滿腔熱情地準備為國貢獻自己的知識的時候，清朝政府正在瘋狂地鎮(zhèn)壓人民。他剛剛踏上國土，就遇到葉名琛在廣州屠殺群眾，“斬首七萬五千人......其中大多是無辜的......血流遍地，街道兩旁，無首的尸身堆積如山......暴露于烈日之下，無人過問。盛夏的溫度，由晨至夜始終保持在華氏九十度......成堆的尸體被丟在那里至少有兩天之久.....”

他目睹這一血腥事實，憤慨之極，也引起他的深思：“太平天國叛軍確實有充足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們，并且確實想去參加到太平軍的行列?！边@就是他曾一度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國的原因。

容閎回國以后為謀生而經(jīng)歷了不少波折。他在廣州擔任過美國公使的秘書，在香港做過審判廳的譯員。1856年到上海后，先在海關任職四個月，繼而在一家英商公司當秘書。幾度變換工作，始終郁郁不得志。

對于這一段坎坷經(jīng)歷，作者在自傳第七、八、九三章中敘述甚詳。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容閎的品格和為人，為了祖國和個人的尊嚴，他在洋人面前充分表現(xiàn)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精神。

二、借曾國藩之力，

留美幼童計劃完成

1860年，他到太平軍中考察，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觀察一下太平軍是什么性質，看看他們能否建立一個新政府，取代滿洲王朝”。他在那里住了一個月左右，經(jīng)過仔細的觀察和分析，他認為太平天國不是他施展雄才的理想之地，于是失望離去。

1863年是他生命的轉折點。當時曾國藩對各方面的人才竭力延攬，幕府中的人物極一時之盛。其中包括了許多學者名流，著名數(shù)學家李善蘭、華蘅芳也都是曾的幕賓。

容閎就是經(jīng)李善蘭的推薦才認識曾國藩的，初次見面，曾國藩就對容閎頗為賞識，兩次晤談以后，容閎就被委派去美國購買機器，繼而在1865年在上海高昌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機器廠——江南制造局的前身。

七年以后，容閎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教育計劃也借助于曾國藩的力量得以實現(xiàn)。容閎在回憶錄中對曾國藩推崇備至，認為“曾國藩的偉大是不能衡之以爵位的：這主要不在于他克服了叛軍，更不是因為他收復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

類似的贊美，在書中時有出現(xiàn)，由此可以看出，他個人對曾國藩是懷有深厚的感情的。他作了十八年努力的教育計劃，一旦借曾國藩之力，夙愿得償，因而他對曾國藩如此頌揚，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曾國藩其人的全面歷史評價是另一問題，僅就派遣留學生一事而言，當時曾國藩是起了主要作用的。1872年決定派遣留學生這一行動，是中國歷史上的創(chuàng)舉。中國設在哈特福德城的“幼童出洋肄業(yè)局駐美辦事處”是中國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為學習先進科學技術邁出了一步。

雖然容閎夙愿得償，但進展并非一帆風順。政府中的保守派對當時的洋務運動懷有極大抵制情緒，認為派遣留學生是離經(jīng)叛道。曾國藩盡管對容閎很賞識，但是鑒于朝中保守勢力的反對與掣肘，他對容閎還是持有保留態(tài)度的。

如在他奏請批準設立“幼童出洋肄業(yè)局”時，就提出“請旨飭派陳蘭彬為正委員，容閎為副委員，常川駐扎美國，經(jīng)理一切事宜”。后來陳蘭彬調離肄業(yè)局，由區(qū)諤良接替他的職位，區(qū)以后又有容增祥、吳子登相繼擔任正委員。三次人事調動，容閎始終屈居副職。

大概由于容閎久居國外，1875年又娶了一個美國女子為妻，清朝政府唯恐他的“洋化思想”影響學生。那幾位正委員，除容增祥外都是翰林出身，職務雖然是負責留學生的事，實際上卻都是反對派遣留學生的，因而他們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格格不入，矛盾很大，學生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看不順眼。

而容閎和學生之間的感情卻很融洽。在這種情況下，容閎與這些正委員共事，經(jīng)常發(fā)生摩擦，處處受到掣肘。正如李鴻章所說：“荔秋（陳蘭彬號）與純甫抵牾已久。”

保守派不斷造謠誹謗留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曾國藩死后，留學生事務由李鴻章主管，而他徘徊于“新”“舊”之間，并未全力支持肄業(yè)局。這一切終于導致了1881年撤回所有留學生，教育計劃半途而廢。這給容閎精神上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且更為遺憾的是這些留學生中只有兩人大學畢業(yè)，一個是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另一個是歐陽賡。肄業(yè)局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學生，這些人回國后成為當時中國現(xiàn)代化啟蒙運動的生力軍，他們分別在外交界、海關、軍界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第一批留美幼童歐陽庚（左下）和詹天佑（右上）畢業(yè)照

其中知名之士如領導中國筑路工人克服艱險、自建京張鐵路的詹天佑；1912年出任第一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曾任海軍元帥并參加“中日海戰(zhàn)”的吳應科和蔡廷干；任海軍艦長，在中法海戰(zhàn)中陣亡的鄺詠鐘；任北洋大學校長的蔡紹基......

這些事實說明肄業(yè)局的事業(yè)是有成績的，有其歷史貢獻的，然而正如推切爾所說：“如果沒有容閎，他們這番光輝事業(yè)也不會完成。

三、容閎晚年政治活動

作者在這本回憶錄中只寫到戊戌政變后他逃離中國大陸，經(jīng)臺灣赴香港止。鑒于當時的政治情況，他在香港所進行的政治活動以及他和辛亥革命的關系，在本書中只字未提。光憑這本自傳來看容閎，可能會使人誤認為他僅僅是一個熱心于教育事業(yè)的人。

事實上，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生活的經(jīng)歷使他認識到，只有在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才能發(fā)展教育，這可能是促使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原因。下面僅就個人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資料，對容閎晚年的政治活動做些補充介紹。

據(jù)《容氏譜牒》容閎族侄孫容聯(lián)芳所撰《容閎傳》：

“公素同情于維新黨者，故避嫌而離去北京，至上海......以上海亦非樂土，乃遷香港......居港時曾返鄉(xiāng)盤桓數(shù)日，時年已七十余矣。聯(lián)芳趨謁之，見其精神矍鑠，尚有伏波據(jù)鞍顧盼之概。迨武昌起義，國內同志電請公回國主持大計。接電后預備行裝，筮目首途，而病忽作，以致不起.....”

這段話概括了容閎生命最后十幾年的政治活動。

就政治傾向的轉變而言，容閎由最初的寄希望于太平天國轉向洋務，由洋務而維新，最終認清形勢，傾向革命。

容閎在本書最末一章所提到的他曾在上海組織議會一事，其事實為維新派的中堅人物唐才常見當時中國局勢出現(xiàn)了紛紜復雜的局面，遂將“自立會”改稱“國會”，以便公開活動，號召全國。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邀請容閎、嚴復、章炳麟、文廷式等八十人集會，會議選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同年8月末，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起義失敗后，唐亦被害，容閎遂于當年9月1日離滬，適與孫中山同船。

先是，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慈禧挾光緒出亡，孫中山于8月25日由日本潛赴上海。他企圖利用這一特定時機，以容閎為首領，聯(lián)絡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以及康有為等，以江蘇及兩廣等省為根據(jù)地，宣布獨立，建立共和政體，漸次向中國北方發(fā)展，推翻清朝統(tǒng)治。

孫中山到上海時，正值唐才常被捕之后，張之洞、劉坤一等命令各地嚴緝新黨，孫中山無法在上?；顒?，亦于9月1日離滬。孫中山這一不切實際的設想，雖未成功，但于此可見容閎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已成為可以聯(lián)絡的一個對象。

維新運動失敗以后，容閎逐漸傾向于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的革命運動。他遷居香港之后，立即主張聯(lián)合維新派與興中會和民間的秘密團體如三合會等，進行一種革新運動，因此與興中會的關系日漸密切。

▲流亡美國的康有為

在香港的興中會會員謝纘泰是澳大利亞華僑，早年就從他父親那里接受了強烈的反清思想。1899年，他結識了逃亡香港的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曾隨洪秀全轉戰(zhàn)各地，有豐富的軍事經(jīng)驗。

1901年9月，謝纘泰、洪全福、李紀堂集議。洪全福主張籌款五十萬元，召集廣東、香港的洪門兄弟起義。李紀堂慨然捐出剛接受的百萬遺產，承擔全部經(jīng)費。他們決定俟起義成功，即于廣東先成立大明順天國，選舉容閎為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

容閎對于謝纘泰等人的計劃雖然贊成，但是認為必須先得到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的聲援。于是容閎為此前往美國進行活動。這一起義計劃終因機密泄露，宣告失敗，但容閎在美國結識了荷馬李（Homer Lea）及布什（Charles B. Boothe）等人。

荷馬李和布什原來都是贊助中國維新運動的人物，在光緒帝死后，康有為等人的擁護與號召對象已不復存在。容閎于1909年1月1再寫信給布什及荷馬李，說依照當時形勢，孫中山已是中國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賴的，他在廣東的力量也是最大的，應協(xié)助他實現(xiàn)其計劃和理想。

當年11月，孫中山抵達紐約。不論荷馬李出于何種目的，他一直與孫中山的關系是密切的。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后，即命荷馬李為高等軍事顧問。

隨之又致電給居住在美國的容閎，請他回國，電文說：

“當此破壞后，民國建設，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學識，達練過人，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chuàng)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請，則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賜矣。”

從電文的措辭，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對容閎的器重。這時候的容閎年已八十四歲，但愛國的心情卻始終如一，正在準備行裝首途歸國時，卻舊病復發(fā)，竟致不起。他臨終囑咐兩個兒子務必回到祖國，貢獻自己的學識。容氏弟兄謹遵父命，為祖國工作了一生。

縱觀以上事實，無論容閎贊成維新或最終傾向革命，都是為了祖國的富強，對祖國的忠誠終生不渝，說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是當之無愧的。當然，由于他久居海外，自己受的是美國教育，過于崇拜西方的思想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我們固然不可苛求于他，但它給容閎追求的事業(yè)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事實。

如果把中國近代史看作中國通往現(xiàn)代化道路的記錄，《西學東漸記》則提供了一個罕見的視角：一個真正活在未來的中國人，如何一次次看對方向、卻無力改變結局。對今天仍在思考方向與路徑的人，這本書的刺痛感仍然很真實。

本書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容閎的知識結構、眼界、價值觀和行動能力，都遠遠超出同時代人。他的視角始終是一個當局者和試錯者的視角。這種一手視角，比任何二手解讀都更接近真相。

本書原書是英文，1915年首次出版。本次出版的，是最完整、最好讀、最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版本：已故學者王蓁女士在1991年全新翻譯，語言流暢，忠于史實，修正了容閎的記憶錯誤；新增大量珍貴照片、留學幼童小傳、容閎年表、研究容閎歷史文獻等資料，讓歷史真正“看得見”。

最難得的是，先知書店有幸邀請到王蓁女士的兒子、著名學者趙珩先生解讀本書，并獲得其獨家印章，數(shù)量有限，感興趣的讀者，掃描下方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