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jié)，是猜燈謎的日子。

要是猜一個人物，問是誰說了日本人“知小禮而無大義，拘小節(jié)而無大德，重末節(jié)而輕廉恥，畏威而不懷德，強必盜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會答“左宗棠”。

開個玩笑，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經(jīng)燈謎；問題的答案，也確實不是正經(jīng)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為謎面里的這句話，突然成了“大網(wǎng)紅”。

日本首相對臺灣問題大放厥詞的“高市事件”發(fā)生后，網(wǎng)友們紛紛引用此條“名人名言”來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沒有這幾句話。

從網(wǎng)上目前能找到的線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問，為什么說日本人是“有小禮而無大義”的民族，如何看待這樣的說法等等。

但當時還沒有后面幾句，也沒有寫出處。古代典籍里比較有名的是“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修辭上有相似之處，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幾句何時組裝起來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處。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東晉習(xí)鑿齒的《襄陽耆舊記》?。這句是評論曹操的，前面還有“功蓋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貞觀政要》里，把這句話拿來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與威都沒關(guān)系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貞觀四年》中引用了這話，但還是沒提到日本。

“強必盜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貞觀政要·卷九·論安邊》里說“匈奴人面獸心，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則明確訂為評價突厥。

《資治通鑒·唐紀九》同樣是說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

因為在《資治通鑒》里出現(xiàn)過，所以最遲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話錯誤地歸為“司馬光評日本”。

后來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訂，整個扣到左宗棠頭上，荒誕不經(jīng)。

之前，也有個別博主嘗試辟謠，但淹沒在各路媒體、自媒體對“金句”的傳抄之中，基本沒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還有新的變體產(chǎn)生。有媒體除了引用這段話，還稱左宗棠對日本民族性格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驁貪婪。其性：強則肆其盜寇之欲，弱則曲為卑服之態(tài)。自昔已然，于今為烈。當其貧弱，則遣使通好，貌為恭順，效法中國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藝，無非為自強之計。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則狡焉思逞，先侵我屬國（琉球），今又犯我臺疆。此其秉性，斷非禮儀所能化，恩信所能結(jié)。是故，今日之日本，為中國永久之大患，非圖自強，無以制其兇鋒！”

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倫不類、時空錯亂的話，稍微有點晚清的味了，強則如何弱則如何，與魏征的話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暫時也找不到任何出處。這么“鞭辟入里”，也不見學(xué)術(shù)文章引用過。

這段內(nèi)容在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現(xiàn)的地方，是2025年的兩個營銷號，一個講股評為主，一個講地產(chǎn)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筆。

晚清資料浩繁，一時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確定沒有，但從只有營銷號的出處線索，和那篇媒體文章的其他低級錯誤來看，并不樂觀。

左宗棠在遺折里，確實用過“思逞”一詞，不過對日本沒有“狡焉”的評價，完全是就事論事，而且是東西并舉：“方今西域初安，東洋思逞，歐洲各國，環(huán)視眈眈。若不并力補牢，先期求艾，再有釁隙，愈弱愈甚，振奮愈難，雖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諸臣中海軍之議，速賜乾斷。凡鐵路、礦務(wù)、船炮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

觀察者網(wǎng)查證發(fā)現(xiàn)，晚清確實有人用“狡焉思逞”來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緒皇帝。

光緒五年（1879），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奏“請飭南洋大臣趕辦海防事宜一折”。光緒諭：前因海防關(guān)系緊要，疊經(jīng)諭令南北洋大臣實力籌辦，只以經(jīng)費未充、遽難集事。近來東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測，若再事因循，緩急難資備御，必致貽誤大局。

直到光緒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陳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說法，但把時間變得更明確了，1871年廢藩置縣就開始了：“迨西洋各國通商后，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始有狡焉思逞之志。由是侵臺灣、滅琉球、窺朝鮮，與我成為敵國。”

黎庶昌緊接著說：“然二十余年來，百務(wù)繁興，物力已竭。國中通行紙幣，銀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頗巨；一朝有急，勢便難支。臣愚以為輕視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p>

遺憾的是，短短4年后，難支的是清軍和清廷。

回到光緒初期群臣密集議論水師與洋務(wù)的階段，一個要員跟著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鴻章。

在光緒六年，梅啟照奏《請整頓水師，擬定各條，開單呈覽折》，李鴻章按光緒的指示，寫了《遵復(fù)梅啟照條陳折》，逐條回復(fù)。

針對梅的第七條“請嚴防東洋”。李鴻章奏稱：查日本國小民貧，虛矯喜事；長崎距中國口岸不過三、四日程，揆諸遠交近攻之義，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諸國。今之所以謀創(chuàng)水師不遺馀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同一時期，陳寶琛《奏倭案不宜遽結(jié)折》，直接開罵：萬一中國為俄所挫，倭人見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趨利便者，又勢有所必至也。夫利害所關(guān)、形勢所迫，雖信義之國不能保其必守盟約；而況貪狡齷齪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約，則昔歲無臺灣之師、近年無琉球之役矣。

江蘇巡撫吳元炳《復(fù)奏球案日約可徐圖折》，也說日本“貪狡”：日本為東洋蕞爾之邦，近年來與泰西各國通商立約，毅然以與國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國與俄議末定之時，乃以球南荒島給我結(jié)案，并要求改約“同沾利益”，貪狡之謀畢露、要挾之心如見。

吳元炳講著講著，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國頭上：強弱之勢，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如果俄議漸次就范，兩國不啟兵端，則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目前整頓海防、簡兵厲卒，俄人亦既聞之，內(nèi)地?zé)o可進兵。即臺灣一處，前年俄兵亦嘗履其地矣，瘴癘之毒，不戰(zhàn)而傷亡者七、八百人；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時度勢，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難。

左宗棠更早時，也用“狡焉思逞”形容過俄國。

光緒元年四月的《復(fù)陳海防塞防及關(guān)外剿撫糧運情形折》中寫道：“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不遑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勻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p>

在羅正鈞編寫的《左宗棠年譜》卷六中，兩處提到俄人之“狡”。

一處是：“宗棠所以有從內(nèi)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年譜》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話，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處則明確說是“奏言”，而且用的詞就是“狡然思逞”?！岸砹_斯以回數(shù)擾其邊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聲言將代取烏魯木齊……公調(diào)徐占彪靖遠軍六千人，自涼、甘赴肅州。奏言：隴中局勢，自宜先規(guī)河、湟，杜其紛竄，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關(guān)，斷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時興師遠舉，尚非穩(wěn)著，然當強鄰覬覦，狡然思逞之時，固未可拘執(zhí)?！?/p>

法國也有份。在光緒十一年《密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折》中，左宗棠說：法人利在緩戰(zhàn)，而不在言和；其忽然請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將交，瘟疫流行，軍無斗志……我若概從所請，則失地未還、防兵先撤，萬一該夷狡焉思逞，而事機已失，言戰(zhàn)則要害已為所乘、言和則口舌未能有濟，悔無及矣。

而左宗棠寫的名篇《<海國圖志>序》里，提到英國“思逞”，倒沒說其狡詐：適泰西火輪車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構(gòu)兵思逞，并聯(lián)與國，競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談到粵東軍務(wù)時，對國內(nèi)用了這詞：“……匪徒大受懲創(chuàng)，諒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體文章里，還稱贊左宗棠“敏銳地判斷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

觀察者網(wǎng)查證，這完全是李鴻章的判斷，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締結(jié)通商條約，引起了中國的警覺。這比李鴻章之前跟著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許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說的是兵營變亂：左宗棠從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見在各營楚勇仍多，倘各營效尤，俱有離叛之心，則變生肘腋，其患何可勝言？

從根本上講，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長期更關(guān)心的還是塞防，更提防的還是俄國。

早年左宗棠為海防出力時，日本已經(jīng)進入其視野，只是當時還沒有成為重大威脅。

同治五年（1866）奏請獲準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說：“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shù)十年來，謀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制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xué)其文字，究其象數(shù)，為仿制輪船張本，不數(shù)年后，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wù)繁興，未暇議及。......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jié)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當時的左宗棠，沒有去分辨什么“禮義廉恥”“畏威懷德”，也沒有談?wù)撌欠瘛敖蒲伤汲选保枪蠢粘鲆粋€下功夫?qū)W技術(shù)的模板。

到了21世紀，他估計自己也想不到，竟會被編造出、或者張冠李戴上一堆評價日本的“名人名言”。

確實，光緒和李鴻章的形象不夠高大，更不夠燃，其他幾個貶斥日本的人物，則不夠有名，只有左宗棠適合承載一番情緒。

但這種“借古人之口，澆今人塊壘”的手法，雖能短暫引發(fā)共鳴，卻無形中扭曲了歷史真實的肌理，也輕慢了對先人應(yīng)有的尊重。

當然，對日本來說，蛇年的這些左公謠言能夠流傳，也應(yīng)該好好反省。

俗話說：“只有取錯的名字，沒有取錯的綽號?！敝袊耖g輿論場中流傳的各類評日“金句”，之所以能經(jīng)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問題。

元宵后，這個年就算過完了，蛇年的謠言也該隨著本文的辟謠，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認知，近來卻在不斷增加錯誤，還遠翻不了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