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日媒《文春周刊》刊出一篇紀實報道，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三重縣一座長期被貼上「売春島」標簽的離島。

在2017年的冬天，日本作家高木瑞穗站在志摩市的渡船碼頭，對岸是一座三分鐘就能抵達的小島。

船不大，發(fā)動機聲壓過海浪。遠遠看去，它和日本無數普通離島沒有區(qū)別。可在一段時間里，這里有一個更刺眼的名字。

——「売春島」。

帶他上島的人，也不普通。

這是一位曾在島上做過兩年房屋裝修工作的男人——佐津間充（化名），過去混過黑道，對這里另一段歷史再熟悉不過。

船靠岸后，他沒有停留，直接沿著碼頭旁的主街往里走，一邊走，一邊指向那些已經半廢棄的建筑。

“以前傍晚這里啊，拉客的、女人、客人，全擠在一起，直著走都走不過去?！?/p>

如今街道安靜得有些空。關著門的旅館、褪色的招牌、被海風侵蝕的外墻，看上去更像一座觀光衰退后的普通小島。

這座正式名稱為渡鹿野島的離島，位于曲折復雜的的矢灣之中，周長約七公里，常住人口不過兩百人。

從近鐵志摩線鵜方站開車二十分鐘，再坐三分鐘渡船即可抵達。但在昭和末期到平成初年，它曾是日本風俗業(yè)中極具代表性的存在之一！

佐津間回憶自己1983年住在島上的時候，主街兩側有十多家置屋，旅館和酒店約十家，商店、飲食店，甚至游戲中心，幾乎都圍繞同一條灰色產業(yè)運轉。

“島民的生活，基本都靠這個。”

所謂置屋，是從日本舊時游廓體系延續(xù)下來的売春宿，但對外往往以小酒館或餐飲店的形式存在，類似今天的飛田新地料理組合，只是交易并不在店里完成，而是在女性居住的公寓。

價格據說短時六十分鐘兩萬日元，過夜四萬，這不是秘密，而是一種公開的默契。

很多人會問，為什么偏偏是這座小島？

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會看到更長的一條線。

江戶時代，這里是“風待港”。帆船運輸依賴風向，船只會在港灣停泊，等待合適的風再啟航。船員需要補給，需要休息，也需要消遣。鳥羽一帶曾有被稱為“走金（はしりがね）”的女性，專門面向船夫提供性服務，有時還縫補船帆和衣物。

換句話說，這片海域和性產業(yè)的關系，并不是昭和才開始。

明治以后，蒸汽船出現，等風不再必要，港口逐漸式微。戰(zhàn)后，日本廢除公娼制度，1958年《賣春防止法》全面施行。但這部法律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結構：禁止“管理賣春”，卻對陪酒、風俗服務等周邊形態(tài)留下灰色空間。

法律說“禁止”，總會有人想辦法“繞開”。

真正讓渡鹿野島在現代語境中成為“賣春島”的，是1970年代以后。

翻看住宅地圖可以發(fā)現，1968年島上只有零星旅館和民宅。到1977年，住宿設施增加，小酒館和公寓開始出現。1979年，彈珠店也開了。進入1980年代，酒館、賭博場所、置屋混雜在一起，主街逐漸呈現出典型的昭和繁華區(qū)模樣。

那是公司組團旅行盛行的年代。一車一車的日本上班族被拉到溫泉地、離島。離島意味著封閉，也意味著某種“安全”。生意迅速擴張。

來自四國、九州的經營者搬來開置屋，賺了錢，再借給島民做生意。有人從娼婦起家，建立起酒店與置屋網絡，并與黑道形成聯系。對外界來說，這是灰色地帶；對當地而言，這是經濟結構。問題從來不是道德先行，而是收入來源。

但所有模式都有周期。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公司團體旅行銳減，消費方式改變。又加上互聯網興起，日本的風俗業(yè)逐漸都市化，客人不再需要坐船上島。離島的“隱蔽優(yōu)勢”反而變成交通劣勢。

與此同時，三重地方政府開始推動形象“凈化”。1989年便提出打造國際度假區(qū)，打破“歡場”印象。2003年珍珠海灘開放，之后引入大學生參與振興計劃，設立移動派出所，舉辦心形徒步活動。

2016年，G7峰會在鄰近賢島舉行。大量警力進駐，置屋群被迫自肅停業(yè)。那一次安保，成為一個分水嶺。此后酒店與賣春宿陸續(xù)廢業(yè)，地圖上密集的店名逐漸消失。

今天的渡鹿野島，更像一座普通的、老齡化嚴重的離島。

歷史的痕跡還在，但喧鬧已經退潮。

美國有蘿莉島，日本有賣春島。

聽上去很簡單，但如果真的去拆開看，會發(fā)現性質完全不同。一個是涉及權力、未成年人和刑事犯罪的重大丑聞；一個是生長在法律灰色空間里的地方風俗經濟。

如果一定要說點什么，那或許只能承認：每個國家都會在某個階段出現自己的“灰色地帶”。

渡鹿野島不是都市傳說。

它只是把一個時代的經濟結構壓縮在七公里的島嶼上——從昭和歡場，再到平成凈化與衰退。

當經濟需求、法律縫隙與社會默契重疊時，空間就會出現。
當結構改變，空間也會收縮。

至于以后還會不會以別的形式重現，那恐怕不取決于這座島，而取決于時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