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進思死的那天，胡家的金銀財寶多得沒地方放。

沒人想到，他的繼承人胡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空家產。

滿城嘩然，都說胡家出了個敗家瘋子， 胡則沒解釋，他脫掉官服，走向深山。

——《壹》——

公元980年前后，浙江永康胡家是土皇帝， 胡進思是誰？那是吳越國權力巔峰的權臣， 他廢立君主，殺伐果斷，一輩子積攢下的家產，足以買下半座城。

在那個等級森嚴的時代，胡家的一聲咳嗽，整個浙東都要抖三抖。

胡則作為繼承人，本可以躺在父輩的功勞簿上，過一輩子錦衣玉食的生活， 這種蔭補的官職，多少人求而不得。

但胡則看到的不是金山銀山，而是血腥氣。

他在賬本里看到的，是佃農被逼到絕路的哀求，他在地契里看到的，是門閥政治的貪婪與腐朽，胡進思前腳剛咽氣，胡則就動手了。

他把所有的田契攤在桌上， 那是整整三十六頃地。

是胡家?guī)状饲扇『缞Z的結晶，胡則叫來管家，要求把地契全部拆分， 三千六百份，一份不留，他把這些關乎家族命脈的紙片。

全部發(fā)還給了那些世代為胡家當牛做馬的農民。

“瘋了，徹底瘋了?！?家族的長輩跳出來指責他，罵他是不孝子孫，鄰里鄉(xiāng)親不敢接，以為這是胡家的又一個圈套， 胡則當眾焚毀了所有的欠條。

火光中，他臉上的神情非常平靜，不僅散財，他還辭官。

這種靠出身換來的小官，他不要，他帶著幾卷經(jīng)書，一捆筆墨，隱居到了永康方巖， 在梅溪邊，他搭起簡陋的書屋。

“梅溪居士”這個名號，正式取代了“胡家大少”。

他要的不是家產，他要的是清清白白地走進北宋的朝堂。

——《貳》——

公元989年（端拱二年），北宋的科舉榜單貼了出來，胡則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考中了進士，在當時的永康，這是破天荒的大事。

他是永康歷史上第一位進士。

這個曾經(jīng)被視為“瘋子”的散財少年，用實力證明了他不需要靠父親的余蔭，初入仕途，胡則被派往金華擔任推官，這是一個負責司法審判的職位。

胡則處理積案的速度極快，且從不收受賄賂。

那些原本以為他只是個“書呆子”的地方豪強，很快就領教了他的手段，他明白民間疾苦，因為他在方巖隱居時，曾真正與農人為伍。

真正讓胡則名聲大噪的，是他與范仲淹的相識。

那是北宋名臣云集的時代，胡則身處其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硬氣， 范仲淹比胡則小很多，但兩人一見如故，范仲淹評價胡則：“進以功，退以壽”。

意思是在朝廷上他有建樹，退下來他能長壽且名節(jié)清高。

兩個理想主義者，在北宋腐朽的官場體系里，試圖撞出一道光，胡則的官位越做越大， 從知州到三司使，他始終保持著一種“清冷”的氣質。

他很少參加同僚的豪奢聚會，也很少經(jīng)營自己的小圈子。

他就像那個在梅溪邊洗硯的居士，始終對權力保持著一種警覺的距離，他深知權力的可怕， 父親胡進思的跋扈曾讓他感到窒息。

所以他當官后，最怕的就是權力傷民。

這種認知，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yè)生涯，他不是在做官，他是在贖罪，也是在踐行他當初散財時的理想。

——《叁》——

公元1030年（天圣八年），胡則被任命為代理三司使，三司使是什么職位？那是大宋的“計相”，掌管全國的財政大權。

當時的北宋，國庫并不充裕。

邊境戰(zhàn)事吃緊，宮廷開支巨大，錢從哪里來？ 當時的鹽政，是國家的命脈，也是最大的弊政，朝廷實行食鹽官賣，效率極低，貪腐橫行。

官員們層層加碼，百姓吃不起鹽，私鹽販子卻富得流油。

這種局面，已經(jīng)維持了很久，沒人敢動，因為這牽扯到無數(shù)人的利益鏈條，胡則站了出來， 他提出了一套在當時看來石破天驚的方案：“通商五利之法”。

核心邏輯很簡單：打破國家壟斷，讓商人去賣鹽。

政府只收稅，不再直接參與買賣，這種“政企分開”的萌芽，在1000年前的北宋，簡直是離經(jīng)叛道， 朝堂上吵翻了天。

保守派認為這是在變相流失國資產，是給商人送錢。

胡則不廢話，他直接拿出了數(shù)據(jù)和調研報告，他告訴皇帝：政府賣鹽，成本極高，損耗極大，商人賣鹽，為了利潤會拼命提高效率。

最終國家收到的稅金反而更多，宋仁宗準了。

結果不出所料， 改革實施第一年，國庫增加收入十五萬貫金，更重要的是，市面上的鹽價大幅下跌，老百姓終于吃上了便宜的官鹽。

這種從體制內部動刀的勇氣，源于他當年拆分三千六百份地契時的果敢。

胡則明白，真正的財富不是藏在深宅大院里，而是藏在流通中， 他不需要壟斷，他需要的是活力，這種經(jīng)濟頭腦，在重農抑商的古代，顯得極其超前。

——《肆》——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江南大旱，衢州、婺州（今金華地區(qū)）的田地龜裂，顆粒無收， 百姓流離失所，饑荒席卷，但朝廷的賦稅卻一分不少。

當時有一種稅，叫“身丁錢”。

只要你活著，只要你是個丁男，就得交錢，不管你有沒有產出，不管你有沒有飯吃， 這種人頭稅，是壓在江南百姓頭上最重的石頭。

在大災之年，這成了催命符。

年近七旬的胡則，當時正在杭州任職， 他看著成群結隊的災民，看著那些為了交稅而賣兒鬻女的鄉(xiāng)親，他坐不住了，他開始給朝廷寫奏章。

一封，兩封，三封，他要求永久減免衢、婺兩州的身丁錢。

這又是一個雷區(qū)， 減免賦稅意味著國庫減收，這是動了朝廷的奶酪，有人勸他：胡公，你都快退休了，何必為了這點事得罪朝廷？萬一皇帝發(fā)怒，你晚節(jié)不保。

胡則的回答很直接：我是這里的人，我不能看著鄉(xiāng)親們死。

他在奏章里寫得泣血：百姓已無立錐之地，若再強征，恐生變亂， 他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擔保，反復陳述利弊。

終于，宋仁宗被感動了，下旨永久免除這兩地的身丁錢。

這個決定，讓江南兩州的百姓受惠了整整七百年， 直到清代，這兩地的百姓依然在祭祀胡則，這不是因為他官大，是因為他真的救了命。

公元1039年（寶元二年），胡則在杭州病逝，享年七十七歲。

他走得很安詳， 他死后，家里并沒有留下什么像樣的遺產，那個曾經(jīng)擁有百萬家產的豪門繼承人，最后只剩下幾箱舊書。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還給了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