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自民黨在大選中以狂風卷落葉之勢斬獲絕對多數席位，橫亙在日本戰(zhàn)后政治史中數十年的“修憲門檻”，在狂熱的民意潮汐中被瞬間踏平。高市早苗政權不僅正式握住了重塑國家機器的絕對權力，更意味著日本正面臨著戰(zhàn)敗之后最重要的十字路口。這不僅僅是一次席位的更迭，更是一場潛伏已久的歷史復仇主義與民粹賭徒心理的全面合流。

歷史的指針行走至此，東亞的地緣版圖正處于一場前所未有的心理震顫與秩序質變的前夜。

高市早苗的權力邏輯與民粹收編

要剖析這一質變，必須深入此時日本社會那近乎窒息的心態(tài)底層。而其核心驅動力，是日本民族性格中那種在極端壓抑后爆發(fā)的、帶有毀滅色彩的集體焦慮：“做些什么總比什么都不做好”。

高市早苗精準地捕捉到了這種絕望的求變心理，代際決裂的憤懣成為了高市早苗最有力的武器。

作為最大反對黨之一的中道改革聯(lián)合的共同代表，前首相野田佳彥在日本人眼中，早已成為暮氣沉沉、滿口政治辭令卻對現實束手無策的“老登”典型。不僅在野黨如此，在年輕人看來，自民黨內那些把持權力的元老也全都是老登。

這種對“老登政治”的普遍厭惡，與日本職場那令人窒息的生存現狀形成了一種病態(tài)的共鳴。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民族性格中潛藏的“下克上”傳統(tǒng)與神風式的投機基因正在蘇醒。只要能提供一個宣泄口，民眾并不在意誰是幕后推手，他們只在乎誰能給死氣沉沉的社會一記重擊。

在這種對秩序的極度服從下，高市早苗發(fā)動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認知大內宣：她借助日本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和水軍的飽和式宣傳，成功地將年輕人對“老登”的厭惡與絕望，精準導向了中道改革聯(lián)合，成功將其包裝成阻礙日本重振的“腐敗舊勢力”和“遲鈍的旁觀者”。

極為諷刺的是，在這種高明的媒體操弄下，民眾對“老登”的怒火竟然巧妙地繞過了高市身后那個真正的權力核心——快90歲的麻生太郎。媒體鏡頭不斷放大高市“工作、工作、再工作”的鐵腕女強人形象，卻刻意模糊了麻生派系對她權力的底層支撐。自民黨內部根深蒂固的腐敗和老齡化，被高市那充滿激情的贏學政治表演掩蓋得嚴嚴實實。

在現實生活中被“老登”們重重壓制的憤怒，最終在政治領域尋找到了出口：既然所有政客都是老朽的體制，既然生活已經像囚徒一樣看不到明天，不如選一個敢于賭國運、敢于讓國外都感到頭疼的“狠人”，通過某種暴烈的突破來換取打破現狀的可能性。

而在對外交往中，高市表現出的那種“有禮貌的冒犯”，更是將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虛偽禮儀”發(fā)揮到了極致。2月8日當晚，高市公開表示要爭取鄰國“理解”其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這一姿態(tài)更是精準踩中了日本社會的扭曲爽點。

日本人非常享受這種“有禮貌的冒犯”，也就是在保持形式上極致克制的措辭下，進行戰(zhàn)略性的挑釁。這種審美化的冒犯給許多在現實職場中唯唯諾諾、受盡論資排輩之苦的選民提供了一種精神代償。在高市的這種挑釁面前，他們產生了一種虛假的幻覺——仿佛自己也變得強大且敢于挑戰(zhàn)權威。

在大選現場，出現了一種極其反人類的、帶有末日審判色彩的選民心理。部分日本高齡選民公開宣稱，他們支持自民黨和高市早苗，其理由竟然是“因為想和中國開戰(zhàn)”。這些由于衰老和挫敗而變得極度偏執(zhí)的老者，抱著一種“我已時日無多，不如拉著世界陪葬”的惡毒心理，甚至直言不諱地希望看到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缺乏“斗志”的Z世代孩子們也去見識見識真正的“地獄”。

這種老一代對后代近乎詛咒式的心理折射，將日本民族性格中那層彬彬有禮的偽裝徹底撕碎，暴露出其內核中一種扭曲的、集體毀滅式的快感。

本次選舉中，日本共產黨、令和新選組、社民黨等左翼力量在狂熱巨浪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慘敗而歸，日共在選舉期間還積極加入了反華大合唱。這一嚴酷的事實，是對我方某些人長期以來的某種戰(zhàn)略幻覺的警告。一些智庫專家乃至部分決策者們，必須從此時此刻起，嚴肅地放下那個暫時不符合當前現實的觀點：即“右翼分子只是一小撮，大部分日本民眾是友好且進步的”。

左翼進步力量的崩盤告訴我們，日本民族性格中“向強者看齊”的單一性正在吞噬理智，也證明日本社會那些所謂的“沉默大多數”在面對系統(tǒng)性困境時，往往會通過“賭國運”尋求突破的危險傾向，進而毫不猶豫地成為極端權力的共犯。

這次選舉結果標志著日本歷史上罕見的全民心態(tài)大合流，上層政閥急于通過修憲擺脫枷鎖，底層民眾急于通過“大變局”釋放絕望。于是，日本國民仿佛通過選舉，集體拿到了一張改變現實的賭票，卻渾然不知他們押上的籌碼是整個民族在21世紀最后的生存機遇。

這種舉國一致的狂熱氛圍，上一次出現在日本，是在1930年代——那個通往毀滅的序章。

更為危險的是，當前的日本社會氛圍正在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再邪教化趨勢。這種邪教化在本質上是戰(zhàn)前“國家神道”這一政治邪教在數字化時代的借尸還魂。當年，國家神道通過對天皇的神化將全體國民綁架上戰(zhàn)爭機器；而在今天，這種邪教化不僅表現為對高市早苗個人的盲目崇拜，更表現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暗示——

即認為日本正處于某種“末世”邊緣，唯有追隨這位“救世主”進行一次決絕的國運豪賭，才能獲得救贖。這種氛圍下，理性的政策討論被神圣的使命感取代，社會的批判性思維在“舉國一致”的咒語中迅速瓦解。

日本“迷之自信”下的邏輯

狂熱氛圍的背后，日方從決策層到民間，都在展現出一種基于種族主義贏學的、危險的迷之自信，其核心邏輯是陳舊情報與心理慣性，以及對中日實力對比的嚴重誤判之上。

這種蜜汁自信的第一層基石，是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對中國技術實力的固化輕視，以及對中國實力極其嚴重的認知滯后。即便在2026年的今天，日本政界與民間對中國實力的評估，竟然仍吊詭地停留在三十甚至四十年前。

認知斷層在戰(zhàn)略資源領域表現得尤為荒誕：以稀土產業(yè)為例，大量的日本政客甚至是非礦產行業(yè)的普通民眾，至今仍頑固地認為中國開采出的稀土必須運往日本，依靠日本精湛的提純與加工技術才能變成工業(yè)原料——這僅僅是上世紀80年代的過時現實，卻被當成了今日制衡中國的戰(zhàn)略底牌。他們完全無視了中國早已構建起全球最完整、技術最先進的稀土全產業(yè)鏈這一事實。

日本海洋研究開發(fā)機構的探測船在南鳥島海域海底采集到的含稀土淤泥。攝于2月1日

正是基于這種令人噴飯的認知偏差，所以日本近期才會高調宣傳日占南鳥島海域6000米水深的深海稀土計劃，試圖以此作為擺脫對華依賴、順帶作為選舉的“殺手锏”。他們盲目相信憑借日本的高科技技術，只要挖出礦石，就能瞬間在技術鏈路前端完成反殺。這種脫離工業(yè)現實、無視產業(yè)鏈完整性和成本的“技術救世論”，本質上是日本在面對中國工業(yè)統(tǒng)治力時的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盡管中國在人工智能、商業(yè)航天、量子通信及新能源產業(yè)鏈上已實現局部甚至全面的超越，但日本的“里世界”官僚與“表世界”大眾依然沉浸在“日本掌握底層技術核心”的幻象中。他們頑固地認為中國技術仍處于“大規(guī)模仿制”階段，相信只要日本配合美西方進行更嚴苛的供應鏈封鎖，中國制造業(yè)就會陷入癱瘓。這種技術優(yōu)越感帶來的心理優(yōu)勢，讓高市政權乃至全日本都產生了一種戰(zhàn)略錯覺：即日本可以通過技術訛詐，迫使中國在核心利益上讓步。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這種認知偏差并非完全源于情報缺失，而是一種集體性的心理防御。日本決策層在數據表面上知道中日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綜合國力差距，但這種“知道”并沒有在他們的行為模式上固化為對實力的敬畏。對于日本而言，承認中國實力的絕對領先，不僅僅是一個地緣政治結論，更意味著日本近代史神話體系的全面崩塌。

甲午戰(zhàn)爭的勝利是日本近代國家神話和“神國”邪教體制的思想基石，它不僅奠定了日本對華的心理優(yōu)越感，更是其明治維新以來所有合法性的來源。一旦承認中日實力已經發(fā)生根本性的逆轉，日本就必須被迫重新面對甲午戰(zhàn)爭那段歷史，承認那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偶然，而非其“大日本皇民優(yōu)越性”的必然。為了逃避這種動搖國本的心理清算，日本寧愿選擇在戰(zhàn)略上盲動，通過技術訛詐和心理暗示來維持那搖搖欲墜的幻象。

高市早苗給自民黨候選人助選現場

這種幻象在軍事領域的表現也是極度危險的。目前高市早苗的核心智囊、現任首相輔佐官尾上定正，作為負責核軍縮與核不擴散事務的親信，他近期以匿名方式公然對媒體宣稱日本應研發(fā)核武器，徹底撕下了“無核三原則”的偽裝。

尾上的戰(zhàn)略核心是公然推行一種瘋狂的“1950劇本”——在他的構想中，日本可以通過挑撥中美關系，誘發(fā)臺海沖突，隨后日本可以在臺海戰(zhàn)爭中作為美軍的后勤基地獲取天量“軍需訂貨”，借大國博弈的鮮血洗刷戰(zhàn)敗國的陰影，實現二次騰飛與戰(zhàn)后清算——就和當年朝鮮戰(zhàn)爭中日本所做的一樣。

為此，他竭力主張日本應該消除美國軍事介入臺海的疑慮，試圖讓美軍在指揮、情報與后勤上與自衛(wèi)隊完全一體化，確保美國被牢牢釘在東亞戰(zhàn)車上。這種邏輯完全無視了當今中國在西太平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其戰(zhàn)術構想甚至還停留在舊時代的消耗戰(zhàn)迷夢中。

加劇日本這種冒險邏輯的外部誘因，竟部分源自我方內部的某些策略性偏離。由于國內部分涉外單位、經貿部門、基層政府在KPI考核壓力下，往往將“對日關系的短期平穩(wěn)”或特定經貿、招商引資指標視為重要任務甚至是核心績效，這導致部分決策者在關鍵節(jié)點上，不自覺地傾向于通過對日妥協(xié)、放低姿態(tài)來確?？己诉_標與職務穩(wěn)定。這種以指標考核為導向的動作，被日方情報機構解讀為中國在戰(zhàn)略關鍵期的“意志不堅”或“利益依賴”。

這種錯覺讓日本政客誤以為即便其不斷采取挑釁行動，也總能在緊要關頭通過利益交換迫使中方因顧慮經濟等因素而做出退讓。更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思維與行動模式，已被高市早苗勢力的輿論操盤手系統(tǒng)性地捕捉和放大，并將其通過媒體宣傳手段，包裝為穩(wěn)定其內部軍心、論證對華強硬必要性，進行贏學包裝的重要依據。這一動態(tài)，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并予以系統(tǒng)性糾偏。

從“刺痛感”到“徹底的鬧劇”

要讀懂當前日本的戰(zhàn)略盲動，必須理解其內心深處一種極其危險的歷史潛意識類比：對于當下的日本右翼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并非終結，而僅僅是日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這種心理狀態(tài)與二戰(zhàn)前的德國極其相似。德國當年在一戰(zhàn)戰(zhàn)敗后流傳著一種著名的“芒刺在背”學說，認為德軍在戰(zhàn)場上并未失敗，而是由于國內政客的背叛才導致了投降。這種不甘心與復仇心態(tài)，最終醞釀了希特勒的上臺，和更具毀滅性的第三帝國。

今日日本的右翼勢力也陷入了類似的史觀陷阱。他們早就明確進行宣傳，日本在二戰(zhàn)中并沒有輸給中國等亞洲國家，更沒有輸給正義，而僅僅是輸給了美國壓倒性的工業(yè)資源。這種“只輸給了美國”的傲慢，成了他們心中長達八十年的“刺痛感”。

這種刺痛感在當前高市政權的語境下，詭異地共鳴了明治維新前吉田松陰“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他們始終認為，只要能找到合適的戰(zhàn)略窗口（如中美博弈），通過再次動員、所謂的技術突破和憲法解圍，就能洗刷當年的恥辱，實現未竟的“大業(yè)”。

這種邏輯在尾上定正等日本極右翼分子的戰(zhàn)略設計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既然日本在經濟總量和國際規(guī)則上受制于美西方（失之于西方），那么為了維持所謂的國運，就必須在東亞地緣博弈中尋找補償，通過挑動臺海局勢、遏制中國崛起，重新確立日本在亞洲的霸權地位。

他們試圖復刻吉田松蔭當年的“擴張主義補償論”，將鄰國的領土與主權視為日本解決自身結構性困境的“藥方”。這種跨越百年的思維幽靈，證明了日本右翼從未真正進入現代國際體系，其大腦內核依然停留在19世紀那套弱肉強食的邪教體制之中。

馬克思在評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曾留下一句名言：“歷史事實總是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如果說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略是一場波及全球、代價沉重的血腥正劇，那么在2026年這個力量格局早已發(fā)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時代，日本試圖復刻舊夢、挑動大國對撞的行為，則是一場徹底的、自毀式的鬧劇。

顯然，再通過外交層面的“警告”已經無法喚醒1億2000萬試圖在裝睡的日本人了。常規(guī)的、局部的經濟制裁也不足以震懾一個處于狂暴模式，并且得到多數日本人聲嘶力竭擁護的政權了。

對高市早苗政權及其支持者抱有任何和解的幻想，都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復雜性：這是一個即便面對毀滅性制裁，甚至在戰(zhàn)場上被擊敗，也未必會從心底服氣的民族。如果僅僅是打痛了、打殘了，他們只會將其視為又一次的暫時失利，在廢墟中舔舐傷口，等待下一個百年的機會。

所以，如果日本人繼續(xù)執(zhí)迷不悟、執(zhí)意滑向深淵，我們的對日制裁手段在必要時刻必須堅決加碼。要讓日本右翼明白，2026年的中國不是1931年的中國，更遠強于1941年美國。吉田松蔭式的“失之于歐美，取償于鄰國”的擴張幻夢在21世紀的結局，絕非所謂的“特需繁榮”，而是其整個社會秩序的徹底崩解。一旦中國真正動用全產業(yè)鏈優(yōu)勢與制裁組合拳，針對日本脆弱的能源命脈、供應鏈節(jié)點及資本市場進行飽和式打擊時，日本社會可能墜入的慘狀將足以震撼全世界。

日本必須意識到，它在東亞的真實定位應當是秩序的從屬者與貢獻者，而非破壞者與投機者。只有當日本在物理打擊（摧毀其軍事與工業(yè)野心）與心理打擊（徹底否定其歷史合法性）的雙重重壓下，真正從內心深處放棄那種“神州不滅”的邪教幻覺，只有當日本徹底喪失了作為擴張性棋子的能力與野心，這場自19世紀末開啟的歷史鬧劇才算真正收場，東亞才能迎來真正意義上的長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