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這兩年動作頻頻，修憲、擴軍、炒作安全議題，一步比一步激進，高市早苗上臺后，對歷史問題的態(tài)度更是曖昧，偏偏就在這種時候，聯(lián)合國公開給二戰(zhàn)起點下了新的歷史定性，矛頭直指日本，這一錘下去，動靜不小。

過去幾十年里，日本的外交策略一直充滿了“模糊”，尤其是在二戰(zhàn)的歷史定位上，很多教科書習慣性地將二戰(zhàn)起點定在1939年，按照歐洲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時間劃分幫助模糊了日本在亞洲的暴行，尤其是1937年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

將二戰(zhàn)定在1939年，使得日本的侵略行為在歷史的敘事中看起來只是局部的沖突，最終在1945年通過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炸達到了“戰(zhàn)爭高潮”，這一時間差巧妙地把日本的角色塑造成了一個受害者的形象：你看，我們也被打擊了，承受了唯一的核武攻擊，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

但是，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最近的發(fā)言，卻直接把二戰(zhàn)的起點拉回到了1931年，所謂的“九一八事變”這讓日本的歷史定位徹底改變，由此，歷史上的“受害者敘事”被徹底打破，日本從二戰(zhàn)的“軸心國成員”變成了“全球戰(zhàn)爭的第一侵略源”。

這一調整，就像是在法庭上為正當防衛(wèi)辯護時，突然揭示出你早在對方動手前就已經在暗中準備了武器，這一波時間上的反轉，讓日本在亞洲的暴行，包括731部隊的實驗、南京大屠殺等，都重新得到了聚焦。

1945年的蘑菇云不再是“無辜者的悲歌”，而是國際社會為了制止一臺已經運轉了14年的暴力機器所作出的緊急反應。

回到日本國內，現在的政治氣氛同樣令人擔憂，高市早苗的崛起，實際上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物，去年8月15日，她參拜靖國神社，并公開表態(tài)將慰安婦問題稱為“歷史誤解”，這一言論原本只是選舉時的激進言辭，然而沒想到卻成了她登上權力巔峰的催化劑。

她所代表的政治勢力成功獲得了352個席位，這一數字在日本戰(zhàn)后的政治歷史上前所未有。

以往，盡管日本首相的權力較大，但黨內依然存在制衡力量，尤其是一些黨內大佬和在野黨的反對聲音可以有效制約政策的執(zhí)行，但現在，高市早苗掌握了絕對多數席位，意味著她幾乎不受任何制約，可以自由推行自己的政策。

這種權力集中也帶來了危險，當一個政治領導人不再需要考慮黨內外的反對聲音時，國家的政治走向很容易失控，甚至會做出極端決定。

高市早苗現在似乎正是依靠這種強硬姿態(tài)來應對國內的經濟困境和民眾的不滿：日元貶值，物價上漲，民眾焦慮，所有這些問題被她轉化成外部的安全威脅，宣揚“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借此激發(fā)民族情緒，獲取選票。

這種做法或許在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來看，若依賴外部敵人來麻醉民眾的痛點，實際上是在玩火，潛藏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高市早苗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日本本身的地理位置和國家安全狀況并不支持她的強硬外交政策，日本是一個沒有“戰(zhàn)略縱深”的島國，其地理條件使得它在任何沖突中都顯得特別脆弱，日本列島的狹長形態(tài)，決定了它的工業(yè)、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高度集中在有限的空間內。

核電站、石油儲備、精密制造業(yè)以及密集的城市群，構成了這個國家的脆弱命脈，任何戰(zhàn)爭沖突，甚至是常規(guī)的打擊，都可能引發(fā)毀滅性的后果。

這就構成了所謂的“玻璃島國”困境，日本的高度依賴于國際貿易和穩(wěn)定的地緣環(huán)境，任何對其安全的威脅都可能迅速引發(fā)國內社會的崩潰，美國雖然支持日本增加軍費，以強化其防衛(wèi)能力，但同時，美國并不愿意背負起歷史負擔，更不愿意讓日本的軍事行動將整個東亞拖入戰(zhàn)火。

美日同盟的核心目的是讓日本成為一個“永不沉沒的航母”，而非一個容易引爆的火藥桶。

高市的強硬姿態(tài)雖然迎合了國內的一部分民意，但也暴露了日本的地緣弱點，若日本繼續(xù)走向軍事擴張，而沒有對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和和解，那么周邊國家如中國、韓國，甚至俄羅斯，都會加大警惕，并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

日本將不再是“和平國家”，而是成為“潛在威脅”，這不僅不會增強日本的安全感，反而會把它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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