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8日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由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獲得過半數議席。高市早苗將繼續(xù)執(zhí)政。

日本政壇迎來了二戰(zhàn)后最鮮明的“鷹派”時刻，引發(fā)國際輿論再次高度關注高市早苗內閣力推的提前實現防衛(wèi)費翻倍的計劃。

當全球媒體都在盯著日本的政治舞臺看：修憲會不會加速？自衛(wèi)隊會不會改名國防軍？中日關系會不會持續(xù)緊張？

這些問題的背后是日本右翼政府正在悄悄實施的一場“經濟手術”，而真正的危險正來自于這場“手術”。

如果我們剝離掉那些關于“國家尊嚴”和“安保危機”的宏大敘事，就會發(fā)現，所謂“防衛(wèi)費翻倍”，本質上是一套精心設計的“軍工凱恩斯主義”經濟刺激計劃。

對于高市早苗來說，像“臺海危機”這樣的議題，也就變成了挽救日本經濟停滯的“一張牌”。

“恐懼”變成“預算”：一種煉金術？

過去三十年，日本政府想花錢刺激經濟，總是困難重重。

想發(fā)債修橋鋪路？民眾罵你是浪費稅金。想直接補貼企業(yè)？WTO規(guī)則不允許，國內也批評是利益輸送。

財務省更是像守財奴一樣盯著每一筆開支，大談“財政紀律”。

但高市早苗似乎找到了一把鑰匙——“安全危機”。

在高市勝選后的敘事里，經濟問題被巧妙地置換成了安全問題：

不是“我們要花錢扶持三菱重工”，而是“我們需要導彈保衛(wèi)國家”。

不是“我們要搞基建拉動GDP”，而是“我們要加固島嶼防止封鎖”。

這種策略通過夸大地緣政治風險，將其折算成日本普通人看得見，也是這個島國民眾最關心的“生存賬”。

高市所代表的鷹派試圖建立的是“不花錢就沒安全”的心理預期，由此，財政緊縮的大門就有可能被撞開。

這就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經濟學“：制造足夠的焦慮，讓央行名正言順地印錢，讓政府肆無忌憚地發(fā)債。

02

萬億軍費流向何方？三層經濟算盤

第一層是以軍費為名的“隱形產業(yè)補貼”。

日本制造業(yè)正在遭受中韓的激烈競爭，急需輸血。但這筆錢怎么給？“防衛(wèi)費”就是最好的掩護。

巨額訂單將定向流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NEC等財閥。

這不僅解決了它們的生存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防衛(wèi)省研發(fā)預算”，國家直接為企業(yè)的技術升級買單。

無人機技術、AI自動控制、量子通信、新型材料……這些名義上的軍用技術，未來也可以轉化為民用產品。

這就是日本版的“舉國體制”，只不過披上了一層迷彩服。

第二層是以“備戰(zhàn)”為名的基建復興。

“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句話落地的第一步是什么？是土木工程。

琉球群島（沖繩至先島諸島）正在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建設狂潮。擴建港口、延長跑道、深挖地下掩體、建設彈藥庫。這對于沉寂已久、產能過剩的日本建筑行業(yè)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這在客觀上消化了過剩的鋼鐵水泥產能，并在偏遠地區(qū)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崗位。

第三層：武器出口——尋找下一個“豐田”。

這或許是日本右翼最隱秘的野心。

當汽車產業(yè)面臨電動化轉型的陣痛時，高市政府迫切希望軍工產業(yè)能成為日本出口的“第三支柱”。

隨著《防衛(wèi)裝備轉移三原則》的松綁，日本不再滿足于自產自銷。利用臺海緊張局勢制造的焦慮，日本正試圖向東南亞、歐洲甚至大洋洲推銷自己的雷達、巡邏艦和導彈技術。

03

未來推演：繁榮的假象與代價

這套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嗎？也許。但長期來看，這是一場豪賭。

在未來1-2年內，我們可能會看到日本出現一種詭異的繁榮，一場“國防泡沫”的狂歡。

“國防概念股”和重工業(yè)板塊將持續(xù)跑贏大盤。

GDP可能更好看，因為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會直接拉高數據。

但是，長期的隱憂會逐漸顯現。

軍工凱恩斯主義有一個致命的邏輯硬傷：軍工產品很難產生經濟效益。日本能否像美國那樣，把武器像日本制造的電子產品一樣，賣到周邊，賣到世界，依然是個未知數。

還有兩個惡果。

一是結構性通脹。 錢發(fā)下去了，但民用商品沒有增加。物價（特別是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上漲速度將遠超普通人工資的漲幅。

二是財政懸崖?，F在的經濟政策本質上是透支未來。日本政府的外部危機敘事能制造危機感，并不能解決產業(yè)空心化和老齡化的頑疾。未來的債務會不會壓垮經濟？

高市早苗的勝利，意味著日本經濟選擇了一條“高風險、高杠桿”的道路。本質上，這是將日本經濟徹底綁在了地緣政治動蕩的戰(zhàn)車上。

這就是說周邊越“緊張”，或者說只要有意制造更多的“地區(qū)緊張”，就越是有利于日本政府推進其經濟政策。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開始依賴“危機”和“焦慮”，而不是著力于提升內部的經濟轉型調整時，它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滑向真正的危險。

回顧一下日本軍國主義的滋生過程，就不難理解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在關注日本對華政策變化時應當高度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