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知識生產、黑人自我理解以及黑人自我代表的力量正受到攻擊，這意味著黑人身份和黑人意義建構的實踐正在被抹去。美國黑人歷史學家卡特·伍德森在出版的《黑人的錯誤教育》中曾深刻指出：“黑人的教育，作為提升黑人最重要的事情，幾乎完全掌握在那些奴役他們、如今又將他們隔離的人手中。”伍德森當年所警示的，正是那種針對黑人尊嚴與自主權的系統(tǒng)性剝奪。

自伍德森這部經典著作發(fā)表近百年后的今天，美國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抨擊黑人在美國經歷的存在主義恐懼和痛苦現(xiàn)實。簡而言之，這位總統(tǒng)試圖美化美國歷史。從華盛頓黑人的命也是命廣場和地面壁畫被移除，到博物館、公園和紀念碑中黑人歷史敘事的消失，這種抹除隨處可見。

特別是美國前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對美國史密森學會的攻擊，他指責該機構過于關注“我們的國家有多可怕，奴隸制有多糟糕”。而在美國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敘述》中，道格拉斯將他姑媽赫斯特被殘忍毆打的場景形容為“血跡斑斑的門，奴隸制地獄的入口”。特朗普卻想讓我們相信，奴隸制的地獄中存在某種“積極”的東西。

正如美國作家弗朗辛·普羅斯所寫：“關鍵在于創(chuàng)造一種國家認同，反映總統(tǒng)自己視自己為道德純潔典范的形象，一個從未犯過值得道歉或甚至一時后悔的天使般的存在。”事實是，特朗普對自己的這種看法純屬謊言，是一種深刻且具有破壞性的自我欺騙。

正是通過這本書，我找到了福斯特教授，試圖討論一個長期被忽視、研究不足且理論匱乏的事實：黑人男性在奴隸制下同樣遭受了嚴重的身體侵犯與暴力摧殘。這一現(xiàn)實有力地證明了奴隸制是何等丑惡，它對被奴役的黑人女性和男性都施加了普遍的暴力。這是一段我們必須講述的歷史，絕不能讓特朗普之流掌控關于痛苦與喜悅的敘事。

喬治·揚西：就在上個秋季學期，我開了一門課，讓學生們研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敘述》。道格拉斯對白人奴隸破壞者科維的描述非常有啟發(fā)性。科維被描述為貧窮的白人男子，但他買下了一位黑人女性卡羅琳?？凭S興奮地買下她，目的是讓她成為“繁殖者”，甚至雇傭一個被奴役的黑人男子與她發(fā)生關系。由于這段被迫的結合，卡羅琳生下了一對雙胞胎。道格拉斯說：“這些孩子被視為他財富的一大補充。”我向學生們指出，這種行為是如何利用黑人身體來生產更多的“動產”。我很清楚，卡羅琳是奴隸制去人性化行為的受害者，她的身體自主權被完全剝奪。但不完全清楚的是，黑人被奴役的男性在其中如何同樣被剝奪了自主權。兩人顯然都遭到了白人至上主義體制的深度傷害。

這讓我思考，為何關于黑人奴隸遭受身體侵犯案件的研究如此稀少。在你重要的歷史著作《重新思考魯弗斯》中，你精準地剖析了魯弗斯這位被奴役黑人男性的遭遇，他被迫與另一名被奴役女性羅斯·威廉姆斯發(fā)生關系。你的研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你在書中寫道：“學術界在驗證涉及針對奴隸男性的身體暴力口述傳統(tǒng)時，進展緩慢。”你認為學術界為何會存在這種遲鈍？

托馬斯·福斯特：首先，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來討論《重新思考魯弗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雖然基于學術標準，但我們提出的問題總是以當下為基礎。我們傳統(tǒng)上過度依賴書面資料，而書面資料中聲音最響亮的人往往決定了研究的主題，這使得我們與口頭傳統(tǒng)、家族傳說之間存在緊張關系。

鑒于此，奴役黑人男性的受害事件未能獲得學術界持續(xù)關注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美國殖民時期及后續(xù)歷史中，針對白人男性和男孩的身體侵犯也同樣被忽視。

托馬斯·福斯特：廢奴主義者當年的目標是說服受眾認同奴隸制的暴行及其道德上的腐朽。他們往往圍繞白人北方讀者最關心的議題展開論述：例如家庭的神圣性、對男性“保護者”和“有德”女性這種性別角色的侵犯，以及對南方政治勢力的反對。

在那種背景下，提及被奴役黑人男性遭受身體蹂躪，并不是一個有效的修辭策略。理解此類暴力的概念框架在當時非常有限——既沒有圣經語言的支持，也沒有法律認可。我不認為廢奴主義者是有意識地害怕面對這個問題，而是因為這個話題無法引起目標受眾的共鳴。更深層的原因是，男性遭受侵犯會威脅到父權制體系，因為它暴露了男性的脆弱性，動搖了性別等級。

喬治·揚西：在你的書中，你提到奴隸制在經濟和生理上對黑人女性的折磨極其殘酷。從道格拉斯的例子和魯弗斯的遭遇來看，黑人身體都經歷了“繁殖”過程，兩人都是受害者。請詳細說明強迫黑人男性成為“繁殖者”的過程如何體現(xiàn)了暴力侵犯。

托馬斯·福斯特：黑人男女被期望生育，因為該制度將被奴役女性的孩子定義為奴隸主的合法財產。當人們在暴力、出售或懲罰的威脅下被迫進行生理結合時，即使歷史資料未明確標注，這也是一種極端的侵犯。學術界關注女性的強制生育是理所當然的，但這不應以犧牲對黑人男性處境的理解為代價。他們同樣被剝奪了自主權，包括選擇與誰生育的權利。

托馬斯·福斯特：起點應該是認真傾聽前奴隸黑人男性的聲音。美國公共事業(yè)振興署收集的奴隸敘事集展示了黑人男性如何在極端限制下抵抗并試圖掌控自己的親密生活。曾經被奴役的黑人女性有時也會記下她們目睹的侵犯。

例如，美國黑人作家哈麗雅特·雅各布斯在自傳《奴隸女孩的生活事件》中，強烈暗示了一名黑人男子被白人男性傷害的細節(jié)。雖然她使用了19世紀那種隱晦的道德話語，但她描述盧克被鎖鏈鎖在奴隸主的床上，并將奴隸主描繪成參與“性質骯臟到無法重復”的墮落者。被奴役為貼身男仆的黑人男性雖然生活條件看似較好，但與奴隸主更近的物理距離反而增加了他們的受害風險。

喬治·揚西：你的書在哪些方面探討了重新思考黑人男性氣質的問題？我在思考，在被削弱的條件下培養(yǎng)男性氣概會有多困難。這種暴力的威脅必然塑造了他們對獨立、保護和供養(yǎng)能力的理解。

托馬斯·福斯特：許多黑人男性表達了為繁衍后代和尋求親密關系感到自豪，尤其是在擁有微小自主權的時刻。這些描述必須放在一個系統(tǒng)性貶低黑人男性的法律環(huán)境中去理解。自豪或堅韌的表達并不否定脅迫的存在。一些男性動員了耐力策略來抵御物化，但這不應被誤認為情感免疫。許多被奴役的男性很可能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負擔，而這些是檔案館無法完全揭示的。

托馬斯·福斯特：這需要人們愿意超越熟悉的敘事，去面對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復雜性。在《重新思考魯弗斯》中，羅斯和魯弗斯都是受害者，而奴役他們的白人男子才是襲擊的策動者。魯弗斯被強迫處在那樣的境地，被當成執(zhí)行奴隸主指令的工具。

還有一個例子，18世紀末的美國馬里蘭州，一名黑人男子被持槍脅迫傷害一名自由黑人女性。兩人都被白人男子用武力強迫發(fā)生關系。認真對待奴隸男性的脆弱性，也讓我們能透過權力的視角重新解讀白人女性與奴隸男性之間的關系。書中記錄了1840年前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一起法律案件，揭示了白人女性如何利用財產權和“賣掉他”的威脅來維持這種權力不平衡的關系。通過關注這些個人的生活經歷，我們能更清楚地理解這種脆弱性給黑人家庭和社區(qū)帶來的深重壓力。

歷史的灰燼中，往往藏著最不愿見光的真相。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那些被系統(tǒng)性掩蓋的痛苦時，不僅是為了還原一段殘缺的敘事，更是為了理解權力是如何在最隱秘、最私人的領域通過踐踏尊嚴來完成統(tǒng)治的。那種認為某種性別的痛苦可以被抵消、或某種身份的創(chuàng)傷可以被輕視的想法，本身就是對受難者的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