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北京，春寒還沒完全退去，人民大會堂里卻已經(jīng)是燈火通明。一次重要會議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站起來，聲音并不洪亮，卻字字清楚地飄進每個人耳朵里——他說的是“民主問題”。會后不久，相關(guān)內(nèi)容被《人民日報》以顯著位置刊登出來，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這位老人，就是長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名譽主席的著名史學家周谷城。鄧小平得知情況后，在談到民主黨派時用了這么一句評價：“民主黨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終是好的。”短短十二個字，把一個讀書人跨越半個世紀的行止，概括得干脆而有分寸。

很多人只記得這一句評語，卻未必清楚，周谷城是怎樣走到那一天，鄧小平又是依據(jù)怎樣的認識，說出“始終是好的”這幾個字的。

有意思的是，這位后來敢在大會上談民主問題的老人，年輕時的另一段重要緣分，卻還要從1921年的長沙說起。

一、湘江邊的兩個青年：從課堂到農(nóng)協(xié)

1921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校園里，一位教英文的年輕老師時常赤腳走在石板路上，褲腳卷到小腿，身形略顯單薄，卻精神很足。他就是當時剛從外地回湘謀職不久的周谷城，年僅二十多歲，對世界的好奇心極強，教書之余，還在琢磨哲學、邏輯和西方史。

差不多同一時間，另一位更特別的青年也頻繁出現(xiàn)在這所學校的講堂、操場甚至宿舍走廊里。他穿草鞋，衣著樸素，講話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起農(nóng)民問題時卻滔滔不絕，滿腔熱氣。這人叫毛澤東，當時的身份，只是第一師范的一名教員，同時也在組織和推動湖南的學生、工人、農(nóng)民運動。

那幾年，中國內(nèi)外交困，長沙知識界也不平靜。五四運動剛過去不久，學生游行、講演、集會此起彼伏。周谷城在北京時曾參與火燒趙家樓、宣傳新文化，如今來到長沙，自然對社會思潮十分敏感。他和毛澤東因為同在一師任教，經(jīng)常碰面，很快就有了交往。

有一天，毛澤東在同志夏曦的陪同下，到第一師范大禮堂給農(nóng)民和工人作報告。講臺上的他神情專注，時而揮手，時而頓足，把農(nóng)民的困苦、革命的方向講得形象而直白。臺下，默默聽著的周谷城，心里不免一震——這個人說的，不只是書本上的道理，而是要真刀真槍去做的事。

沒過多久，毛澤東在一次造訪中，看見周谷城書架上放著一本英文版的《資本論》，忍不住半開玩笑地問：“你看這個，不怕惹麻煩？”一句調(diào)侃，兩人卻從書本談到現(xiàn)實，又從社會談到民族存亡。談話常常從傍晚一直延續(xù)到深夜，屋里光線昏黃，窗外蟲鳴不斷，兩個人卻聊得不覺得累。

周谷城原本是典型的“讀書做學問”的路子，對政治運動多少抱著觀望態(tài)度。和毛澤東長期接觸后，他開始接受共產(chǎn)主義的一些理論小冊子，也逐漸把“為工農(nóng)大眾服務”當成一個嚴肅的方向來考慮。此時的他還談不上投身革命，卻已在思想上發(fā)生明顯變化。

北伐戰(zhàn)爭前夕，局勢又起了變化。周谷城赴廣州謀職，毛澤東正在那里主持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兩人又見了一面。毛澤東希望他留下任教，周谷城因未辭去湖南一師的職務，只能婉拒。但這次相遇，讓雙方加深了對彼此的印象：一個是熱衷組織農(nóng)運的實踐者，一個是靠寫作、講學影響青年的知識分子。

北伐軍打到湖南后，毛澤東回到長沙，主持湖南農(nóng)民運動。周谷城這時也不再只做旁觀者，他參加了湖南農(nóng)民協(xié)會，擔任顧問，還在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授課，又到“船山學社”講學，組織教育界同人搞協(xié)會，對農(nóng)運給予不小的支持。

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局勢急轉(zhuǎn)直下。毛澤東在湖南組織秋收起義，而周谷城則輾轉(zhuǎn)上海，以寫稿、翻譯為生，仍保持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但生活已回歸到“以筆謀生”的軌道。兩人的道路在此暫時分開，從漢口一別，竟然就是十八年。

二、重慶重逢到中南海夜談：從老朋友到“老朋友”

時間到了1937年前夕，國內(nèi)抗戰(zhàn)危機迫在眉睫。一天，周谷城收到一封用報紙緊緊包裹的信件，展開一看，是署名“毛澤東”的密信。這封信是毛澤東寫給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號召團結(jié)抗日。周谷城讀完，心里十分贊同，用化名寫了一篇短文響應，算是從上海間接回應了延安。

真正面對面的再會，要等到抗戰(zhàn)勝利之后。

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剛剛告一段落，毛澤東從延安飛赴重慶，與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當時大后方的重慶，聚集了眾多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周谷城也在其列。得知毛澤東抵渝的消息，他自然格外期待。

中蘇文化協(xié)會會長孫科為歡迎毛澤東，專門舉辦了茶話會。周谷城早早來到會場門口，心情頗有些說不出的激動。過了不久，他看到一位頭戴白色帽子、身穿藍色衣服、手拄手杖的人走來，步伐穩(wěn)健，神情自若——正是毛澤東。

周谷城迎上去，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一時竟說不出話。毛澤東盯著他看了幾秒，用帶著濃重湘音的話問了一句：“你是不是周谷城先生？”確認后，他做了個手勢，眼圈微濕，只說了四個字：“十八年了?！敝芄瘸且踩滩蛔〉袅藴I，連忙關(guān)心毛澤東多年的胃病。毛澤東笑著說：“我這個人，在家里有飯吃就要生病，拿起槍當‘土匪’，病就好了?！币痪渫嫘?，氣氛立刻輕松起來。

這場重慶重逢，在周谷城的回憶中，是“一生中少有的高興日子”。對毛澤東來說，這位當年的湖南同事、農(nóng)運支持者，終究是值得念及的“老朋友”。

1949年，全國形勢發(fā)生根本變化。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周谷城以民主黨派代表的身份出席，和毛澤東又一次在政治場合相見。此后，他多次當選為政協(xié)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與中央領(lǐng)導人的接觸漸漸多起來。

毛澤東對周谷城，不只是基于舊交的親近，也有對其學識與人品的認可。每當周谷城到北京，毛澤東常會約他到中南海作客，還特地安排家鄉(xiāng)菜款待。談話內(nèi)容十分寬泛，有舊體詩詞，也有世界史、哲學，甚至包括宗教史。兩人時而爭論，時而互相啟發(fā)，這種交流對一個史學家而言，是難得的經(jīng)歷。

有一次，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了三十多位學者、教授座談。會場設(shè)在展覽館電影院樓下的一間西廳，眾人爭相匯報自己的工作、學術(shù)思路甚至生活瑣事，氣氛輕松。周谷城來得稍晚，進門后先遠遠致禮，準備在門邊靠墻的位置坐下。

毛澤東看見他，招手要他坐近些。周谷城換了座位，仍離毛澤東有些距離，毛澤東又招手，他只好跨過一排排椅子，坐到旁邊。陳毅在一側(cè)笑著介紹：“這是歷史學家周谷城教授。”毛澤東接話很快：“老朋友了，老朋友。”

席間，毛澤東關(guān)切地問他還在不在復旦教書，身體吃不吃得消。周谷城如實說，身體倒還行，只是“書不容易教好，尤其是解放后不容易教好”。毛澤東并未以領(lǐng)袖的口吻“指示”，而是說：“慢慢來，總需要一些過程，書總會教好的?！苯又謫枺骸安牧夏兀堑叵碌?，還是地上的？”周谷城回答自己教世界史，多靠外文資料的圖像來補充，其他材料并不多。

這種對教學細節(jié)的關(guān)心，給周谷城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復旦大學的教授，他在毛澤東的鼓勵下，一直堅持授課到九十歲高齡，還在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這在中國學界并不多見。

某種程度上，正是長期和中央領(lǐng)導人的這種互動，讓周谷城在日后思考“民主”“學術(shù)爭鳴”等問題時，多了幾分底氣，也讓鄧小平評價他時，有了充足的歷史依據(jù)。

三、“百家爭鳴”與民主之議：鄧小平那句“始終是好的”從何而來

1956年，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百花齊放”，在學術(shù)上“百家爭鳴”。這句話傳開后，學界立刻活躍起來。搞文學的討論文體，搞哲學的爭論唯物與唯心，搞史學的也開始檢驗以往的觀點。邏輯學領(lǐng)域的爭論，就是在這種氛圍下拉開序幕的。

周谷城年輕時就研究過黑格爾的邏輯學，也做過倫理學方面的學術(shù)工作，對“形式邏輯”和“辯證法”這對老問題，一直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年，他在《新建設(shè)》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文章，對兩者的關(guān)系做了較為系統(tǒng)的闡述。

沒想到文章一出，引來的不是平靜討論，而是像他自己后來形容的那樣，“批評的聲音像火箭一樣沖過來”。不少人對他的觀點持不同意見，有的甚至言辭激烈。周谷城坦承，當時完全沒想到會鬧出這么大動靜，他原以為是在正常學術(shù)框架內(nèi)發(fā)表看法而已。

此時的毛澤東，顯然也在關(guān)注這場爭論。1956年秋，他在葉劍英、賀龍、劉伯承、徐特立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視察，期間專門把周谷城找來一起吃飯。落座時，毛澤東對在座的幾位老帥說了一句：“我請客，周谷城和我同坐?！边@句話，既是對老朋友的照顧，也是一種態(tài)度——這個學術(shù)爭論中的“當事人”，值得重視。

席間，毛澤東拿出一本《新建設(shè)》，翻著對周谷城說：“關(guān)于邏輯，你說得很明確?！敝芄瘸强嘈?，說：批評太多了，真有點吃不消。毛澤東卻覺得沒什么大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辯論就對了嘛！”這背后，是對“百家爭鳴”方針的一種實際支持。

周谷城進一步說，自己看法成了“眾矢之的”，贊同者不多。毛澤東的回應很直接：“我贊成你，你并不孤立。”隨后還提到人民大學的《教學與研究》刊物上有人引用周谷城的觀點，并提出可以讓人把刊物送給他看。事后果然有人送來，凡是有引用的地方，都用折角標明，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有分量的鼓勵。

在那股學術(shù)風潮中，周谷城接連發(fā)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參與辯論，1959年又將相關(guān)論文匯集成冊，出版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書。書稿付印前，他寫信給毛澤東，希望能為書寫一篇序言。半個多月后，收到回信，毛澤東說自己對邏輯研究不多，“不敢有所論列”，而且問題還在爭論中，由他出面并不適宜，所以婉言謝絕作序，但對書本身給予肯定。

這種處理方式頗有意味：一方面不直接“定調(diào)”，保持學術(shù)爭鳴的空間；另一方面通過私人回信的方式，表達對周谷城探索精神的尊重。對周谷城來說，能得到這樣的回應，本身就是一種認可。

進入七十年代末，國家面臨新的任務，關(guān)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shè)的問題擺到臺面上來。周谷城此時已年逾古稀，資歷極深，既是史學家，又是老一輩民主黨派領(lǐng)袖，同時幾度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熟悉議會制度運作。在一次會議上，他站起來談到“民主問題”，并提出一個頗有分寸的判斷：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無缺，“也不是一朵花”。

這句話看似平淡，卻在當時頗具分量。一方面，它肯定民主這個方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提醒人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既不一味貶斥，也不盲目推崇，而是站在歷史學者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有條件、有局限的歷史產(chǎn)物。對于熟悉近代西方史、又研究中國社會發(fā)展道路的周谷城來說，這種說法是有邏輯支撐的。

會議上的發(fā)言，很快被《人民日報》公開刊發(fā)，引起不少人討論。鄧小平得知后，在一次談話中專門提到：“民主黨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終是好的?！边@句話背后，包含了好幾層意思。

一是肯定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承認他們不是“陪襯”，而是有自己見解的合作力量；二是對周谷城幾十年來的學術(shù)、政治立場和人格風格，做出整體評價，用了“始終”兩個字，說明在動蕩年代中，他的態(tài)度并沒有大起大落；三是對他此番談論民主問題的發(fā)言，給予積極的解讀。

周谷城自己聽到這句評價時，據(jù)說感到“非常親切”，私下里對人說，鄧小平是“尊賢而容眾，嘉善而不矜能”的人物，用的是典雅的老話，卻點出對方愛才而不自矜的風格。這種相互之間的評價，看似互相推重，其實更像是政治經(jīng)驗豐富的一代人與讀書人之間的一種默契。

在鄧小平眼中，周谷城這樣的人，有三重身份疊加在一起：一是深厚的史學功底，能以歷史視角看當下問題；二是多年參與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關(guān)工作的經(jīng)驗，對制度運作的現(xiàn)實面很清楚；三是民主黨派中具有代表性的領(lǐng)袖，又長期和中共保持合作關(guān)系。這樣的人在會議上談民主，談到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局限，自然不會被看成“附和西方”，反而被視作一種理性的提醒。

這一來一往，解釋了“周谷城始終是好的”這句話的來歷，也折射出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知識分子與國家決策層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

四、晚年的堅持與風度：從題字小事到“吾不知老之將至矣”

周谷城活到了九十八歲，去世于1996年11月10日，晚年的經(jīng)歷，中間有幾件小事很能看出他的性情。

有一次，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召開，他已是九十高齡，再次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并兼任全國人大科教文衛(wèi)委員會主任委員。會場上，一位臺灣籍代表黃順興，當眾提出疑問：周谷城聲望固然很高，但年事已高，如此重要的職位，他是否還能勝任？這個提問并不失禮，卻算直接。

會后，記者圍上來問周谷城怎么看這件事。他笑了一聲，說了一句古語：“吾不知老之將至矣。”話不長，卻頗有自嘲意味，也有點“我心自有衡”的味道。既沒有正面爭辯，也沒有借機擺資歷，只是借用古人話輕輕帶過。這種處理方式，在許多親眼看見的人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還有一次，他和鄧小平同出席一個活動，會中間隙，他托人向鄧小平轉(zhuǎn)達一個請求：為上海一所學校題寫校名。鄧小平聽說是周谷城的請求，笑著問了一句：“是誰要題字？”一聽是他開口，毫不猶豫拿出筆，寫下校名。這里并沒有多少復雜的政治含義，更多的是一種對老學者的尊重——鄧小平的態(tài)度，側(cè)面印證了那句“始終是好的”并非場面話。

比起這些公開場合的小插曲，很多人對周谷城印象深刻的，往往還是他和毛澤東在詩詞上的互動。

1957年，他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期間，受邀進入中南海，汽車從新華門駛?cè)耄T口的戰(zhàn)士肅立行禮，這對一個習慣在課堂上講課的教授來說，是不小的禮遇。毛澤東先在露天游泳池畔和他閑聊，又在豐澤園寬談，話題從教育界人士聊到五四、陳獨秀，再到王明路線，時間一晃就到了飯點。毛澤東開玩笑地說：“今天我請周谷城吃飯，你們作陪。”在座的馮友蘭、金岳霖等人自然心領(lǐng)神會，把這位“周先生”當作主角看待。

1961年“五一”，毛澤東在上海與各界代表聚會，周谷城也在錦江飯店小桌旁陪坐。當晚十一點左右，他剛躺下，電話響起，是《解放日報》的記者，希望他寫一首詩或詞，第二天登報，以文迎領(lǐng)袖。周谷城連連推辭，說寫不出來。記者反復相勸，他無奈，只好提筆寫下那首《獻衷心》詞《五一節(jié)晉見毛主席》。詞中“為學術(shù)，凡有理，要爭鳴”一句，很明顯呼應了“百家爭鳴”的精神。

詞發(fā)表后，毛澤東特意打電話把他叫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詞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周谷城說：“只有這一首?！泵珴蓶|嘴里還念叨：“總怕不止一首?！敝芄瘸墙忉?，平日雖然偶爾寫幾句，不過只是“附庸風雅”。毛澤東順勢接話：“附庸風雅有什么壞處？”周谷城笑說：“附庸風雅的人，無非是發(fā)發(fā)牢騷?！泵珴蓶|又接一句：“發(fā)牢騷有什么不好？有牢騷不發(fā)，過得嗎？”

這段簡短對話，帶著輕松的玩笑，但不難看出，兩人都自知是“有話要說”的知識分子，只不過說話的方式、場合不一樣。

1965年，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一座舊式別墅里再見周谷城，兩人又聊起哲學史、宗教史、舊體詩。毛澤東提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白話文學史也是半途而止。談到中國佛教史無人系統(tǒng)撰寫時，語調(diào)中帶著惋惜，也帶著“留待后人”的意味。

聊到詩詞時，周谷城興致來了，用湖南口音哼起李商隱的《馬嵬》，卻在第七、第八句時一時想不起，停了下來。毛澤東笑著替他接道：“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敝芄瘸墙由希^續(xù)低聲吟唱。這一幕，也許并不宏大，卻很真切：兩個同鄉(xiāng)老人，用古詩將彼此的記憶和情緒串在一起。

后來毛澤東病逝于1976年9月9日，消息傳出，周谷城寫下七律《哀悼毛主席逝世》，其中有“抱地呼天呼不應，傷心慘目淚如潮”的句子，頗顯沉痛。他沒有參與軍事，也不是職業(yè)革命家，卻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為一個與自己交往半生的政治家作了總結(jié)。

從長沙到重慶，從中南海到上海西郊，再到人民大會堂的那次“民主問題”發(fā)言，周谷城的身影，一直在重大歷史節(jié)點間穿梭。他既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也不是完全退居書齋的人，而是行走在學術(shù)與政治、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一種特殊角色。

鄧小平說“周谷城始終是好的”，看似簡略，其實背后有著長達數(shù)十年的觀察和記憶。對于熟悉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的人來說，這句評語并不玄虛，反而非常貼切：他沒有轟轟烈烈的驚人之舉，卻在許多關(guān)鍵的時刻，保持了一個讀書人應有的判斷力和分寸感，這一點，在那個變動尤為劇烈的時代，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