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的天空格外陰沉，風從長安街盡頭慢慢刮過，很多人并不知道，一場足以改變無數(shù)人記憶的別離，已經(jīng)在北京醫(yī)院悄然發(fā)生。

就在這一天上午9點，總理周恩來在病榻上停止了呼吸。消息尚未公布，醫(yī)院的高干門診樓里，走廊依舊有人低聲交談，掛號室照常運轉(zhuǎn)，只有極少數(shù)知道實情的人，心里突然一沉，明白一個時代的象征已經(jīng)離去。

在這些人中，有一位其貌不揚、穿著普通的大夫，整個人像是被什么力量推著往前走。他叫韓宗琦，是口腔科醫(yī)生，也是周恩來許多年里的“牙醫(yī)韓大夫”。那一天，他下意識地抬眼，看見一列黑色的車隊從醫(yī)院北門緩緩駛?cè)?，心里猛地一緊，顧不上多問，連電話都拿得有些發(fā)抖。

“總理……走了？”他還是確認了一句。

得到肯定答復(fù)之后，他幾乎沒再說別的話，只是匆匆交代完手頭工作，快步朝太平間方向走去。那一刻，他并沒有預(yù)料到，接下來的幾天，會在自己人生中留下極重的一筆，也會在鄧穎超的心里，留下“得濟”二字的深意。

一、病榻前后：從搶救到太平間

周恩來的病情，從1974年下半年起就急轉(zhuǎn)直下。到了1975年，他已經(jīng)輾轉(zhuǎn)做過多次手術(shù)，長時間處于極度虛弱狀態(tài)。進入12月之后，連身邊最熟悉他的醫(yī)生，也不得不在病歷上寫下“病情極其危重”的字樣。

那年12月7日深夜，監(jiān)護儀器突然報警。值班醫(yī)生沖進病房時，只見周恩來雙眼緊閉，呼吸微弱，怎么呼喚都沒有反應(yīng)。檢查結(jié)果很快出來，是氣管內(nèi)濃痰堵塞呼吸道，氧氣無法順利進入肺部。

一陣緊張的吸痰、加壓吸氧之后，心電圖上的曲線重新跳動起來。這位長期操勞的總理，又從死亡邊緣被拽了回來。周圍人剛松了口氣，他卻掙扎著睜開眼睛，嘴唇微微顫動，看上去像是有話要說。

房間里有人低聲提醒：“總理，好好休息?！笨伤豢?。目光掃到不遠處的張春橋，費力地喚了兩聲，對方?jīng)]聽清。他心里有些急，又抬高了聲音。

等張春橋俯下身子，周恩來才斷斷續(xù)續(xù)地說出那句被許多人記住的話：“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幫助鄧小平同志……”在場的人都明白，他說的是工作，是局勢，是之后的安排，而不是自己的病情。

從那天起，病房里的空氣變得更加凝重。醫(yī)生們一遍遍會診，明知道形勢不妙，卻仍盡量爭取每一分時間。12月20日，周恩來提出想見中央調(diào)查部負責人羅青長，遭到阻攔：“總理已經(jīng)病危，不能再見人，也不能再談工作了?！?/p>

秘書心里明白，總理能在這種時候點名要見某個人，一定有話交代。于是他打電話給鄧小平。電話那頭，鄧小平簡短而干脆：“都什么時候了，總理想見誰，就讓他見誰?！?/p>

羅青長趕到醫(yī)院時，心里還有些期待。可當他真正走進病房，看見病榻上的周恩來，整個人怔在原地。眼前這位，是曾經(jīng)精神矍鑠、思路敏捷的總理嗎？瘦得幾乎變了形的臉，干癟的手，連說話都需要鼓足氣力。

“我有些疲倦，先讓我休息十分鐘，再談。”周恩來向他解釋完，便又一次陷入昏迷。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羅青長就站在床邊，一直等到中午。周恩來再次醒來，兩個人的談話不過十五分鐘，卻全是要緊事——臺灣形勢、地下工作的同志、老朋友的處境。

分別前，他輕聲叮囑：“別忘了臺灣的老朋友?！边@樣一句話，像是一根弦繃到極致，羅青長再也憋不住，背過身去失聲痛哭。

接下來的十幾天，病房成了一個緊閉的小世界，只有醫(yī)護人員、少數(shù)領(lǐng)導(dǎo)和警衛(wèi)員能進進出出。大家看著心電圖上的波動越來越不規(guī)則，看著總理越來越沉默無語，卻誰也不好多說。

1976年1月8日清晨，監(jiān)護儀器再一次發(fā)出警報。這一次，所有搶救手段都用上了，醫(yī)生將最后一點希望都壓在心肺復(fù)蘇和藥物上，但心電圖的曲線再也沒能抬起來。9點整，器械顯示為一條平線，搶救宣告無效。

消息傳到外間，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紅了眼眶。鄧穎超匆匆趕到病房，整個人像是一下蒼老了許多。她伸出已經(jīng)有些發(fā)抖的雙手，輕輕撫摸周恩來的臉，又俯身在額頭上落下一吻，嘴里哽咽著：“恩來，你走了……”

那天中午，遺體被送往北京醫(yī)院太平間。走廊里安靜得有些異常，腳步聲都顯得刺耳。也就在此時，剛從高干門診那頭趕來的韓宗琦，站在太平間門口深吸了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二、一個“牙醫(yī)”的身份：從舊交到“得濟”

很多人看到韓宗琦，會以為這只是個普通的醫(yī)生。實際上，他和周恩來、鄧穎超的緣分，早在他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了。

他的母親，是鄧穎超在天津女子師范學堂的同學。上世紀二十年代，鄧穎超在天津從事婦女運動時，經(jīng)常到這位同學家里走動。有了孩子以后，家里總有一個身材瘦小的女青年，抱起那個小嬰兒逗著玩。久而久之，小孩也記住了她，長大一點之后，就跟著大人叫“鄧姨”。

他的父親，則在抗戰(zhàn)時期于重慶開牙科診所。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設(shè)在重慶，周恩來代表黨組織，同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上下奔走之余，牙疼也不認人。就這樣，周恩來和這位牙醫(yī)打起了交道，關(guān)系逐漸熟絡(luò)起來。后來，這位牙醫(yī)還在一些對革命工作有利的事情上，盡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心。

兩家往來，積累了許多外人看不見的信任。有兩件小事，足以說明這種信任的分量。一次是在國共談判破裂之后，上海新華社辦公用的房子被閑置下來。周恩來干脆做了一個決定，把房子無償讓給韓宗琦父親一家居住。另一次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已經(jīng)身居總理之位，人卻還是那個周恩來——他專門把已經(jīng)上了年紀的老牙醫(yī)從上海請到北京，為自己補牙。

出于謹慎，老牙醫(yī)提出：“我年紀大了，手上不如以前穩(wěn)，讓孩子試試吧。”周恩來答應(yīng)了，把嘴交給了韓宗琦。那年，韓宗琦才27歲，年輕、認真，手藝也確實不差。補牙過程順利完成，自此，他成了總理的口腔保健醫(yī)生。對一個醫(yī)生來說，這是專業(yè)上的肯定，更是政治上的信任。

多年相處下來，韓宗琦并不只是“周總理的牙醫(yī)”。日常會診、隨診時的近距離接觸，讓他看到的是一個有喜有憂、有疲憊有堅持的“真人”。再加上自家與周鄧兩人的私人交情，他對這對革命伉儷的感情，早已超出一般的醫(yī)患關(guān)系。

所以，當他在1976年1月8日確認“總理已經(jīng)去世”的消息后，心里只有一種念頭：周總理和鄧大姐沒有孩子，這些事總得有人幫忙。

他當天下午就找醫(yī)院領(lǐng)導(dǎo)匯報，提出想?yún)⑴c遺體整理、穿衣、整容、悼念會等全部后事，態(tài)度很堅定。領(lǐng)導(dǎo)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和與總理的關(guān)系，點頭同意。就這樣，一個口腔科醫(yī)生，主動扛起了遠超自己崗位職責的任務(wù)。

從遺體送進太平間那一刻起，他幾乎沒離開過。太平間很冷，光線昏暗，走廊兩側(cè)不時有腳步傳來，他卻始終守在那具靜靜躺著的遺體旁，心里只有一句話：要讓總理體面地走，要讓鄧大姐放心。

在準備悼念會的時候，他一項項對流程進行確認，連給總理理發(fā)、刮胡子這類細節(jié)，都親自盯緊。每當想到這些事，本該由子女操持，而周恩來、鄧穎超卻“這輩子無兒無女”，他心里就隱隱發(fā)酸。

幾天之后，追悼會在北京醫(yī)院舉行。韓宗琦忙前忙后，幾乎把自己當成了家屬。這種投入，既來自責任感，也來自他對這對老人的那份“半長輩、半親人”的感情。

三、一捆舊襯衫：那場突然爆發(fā)的火氣

整理遺體時，有一道程序是換壽衣。按照習慣，總得給逝者穿上干凈整潔的衣服，有的人選擇新做的衣裳，有的人選一身日常最喜歡的舊衣。這件事，按規(guī)矩一般由家屬決定。

周恩來沒有子女，最親近的人就是鄧穎超和日夜守在身邊的衛(wèi)士們。那天，警衛(wèi)員們把準備好的衣物包裹送到太平間。韓宗琦打開一看，整個人愣住了。

里面的襯衣，袖口和領(lǐng)子還算白凈，其他地方卻已經(jīng)發(fā)黃。不是臟，而是舊，是那種穿了多年、反復(fù)清洗后留下的顏色。布料也有些發(fā)薄，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新打的衣裳。

那一刻，積壓的悲痛、勞累，再加上對總理的敬重，在他心里猛地碰撞到一起。他忍不住把包裹一丟，聲音一下提高：“你們什么意思？為什么不做新的？我出錢行不行？跟總理這么多年，就給他準備這個？”

警衛(wèi)員張樹迎、高振普他們站在一旁，表情很尷尬，卻一時說不出什么辯解的話。屋子里安靜得出奇，只有韓宗琦的聲音還在回蕩。他是真急了，也是真心疼，覺得周總理活著那么辛苦，走的時候至少該體面一點。

過了一會兒，見他們還是低著頭不說話，他的語氣稍微緩了一點：“總理為國家為人民操勞一輩子，讓他走得像樣一點，有那么難嗎？”

這一刻的韓宗琦，是一個把周總理當成長輩的晚輩，在沖著跟前輩朝夕相處的孩子們發(fā)火。情緒里有心疼，有委屈，也有一點埋怨。氣頭上，他甚至提出：“衣服不夠好，我自己掏錢做！”

衛(wèi)士們對視一眼，終于解釋了一句：“韓大夫，這是鄧大姐安排的?！倍潭處讉€字，把話題引向另一個層面。

等情緒慢慢平復(fù)下來，韓宗琦才冷靜下來細想。周恩來什么脾氣，他不是不知道。新中國成立后這么多年，吃穿用度一貫樸素，小心到連一粒米、一片菜葉都不愿浪費。對自己，“能將就就將就”，幾乎成了習慣。

鄧穎超在生活上，一直尊重他的性子。平日里想給他添置一件衣服，都要費盡口舌，有時候索性放棄，不再“和他較勁”。到了這最后一件事上，她仍舊遵從他的生活準則——選的，是他平時常穿的舊衣服，并非隨便湊合，而是有意為之。

想到這一層，韓宗琦長嘆一口氣，把衣服重新展開，撫平褶皺，一件件給總理穿好。嘴上沒再說什么，手上的動作卻越發(fā)小心。那場突如其來的火，只持續(xù)了幾分鐘，卻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不少年后，每當別人問起這一段，他仍會有點不好意思。但他也不后悔，因為那一刻，他對周恩來的感情，是實實在在控制不住的。

四、節(jié)儉一生：從無鹽的飯，到袖套和舊衣

理解鄧穎超的選擇，必須回到更早的歲月。周恩來的節(jié)儉，不是到了北京才開始，而是從戰(zhàn)爭年代一路延續(xù)過來的習慣。

1934年，在中央蘇區(qū)工作的干部，生活條件都很艱苦。國民黨軍隊不斷“圍剿”，同時加緊經(jīng)濟封鎖，致使蘇區(qū)食鹽極度短缺。前線戰(zhàn)士需要保持體力，組織上想方設(shè)法保證他們能吃上點咸味的東西。后方機關(guān)的干部，就只能把鹽省出來，盡可能往前線送。

當時，擔任下肖區(qū)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部長的楊衍炬，被調(diào)往紅軍大學學習。有一次，鄧穎超把他叫到家里吃飯。進屋一看，桌上只有一碗放辣椒的四月梅子、一碗酸菜，再加兩小筐米飯。菜不算多，但也說得過去。

真正動筷子時，問題來了——飯菜里幾乎嘗不出鹽味。那種淡得發(fā)苦的感覺，讓楊衍炬一愣。他下意識地放慢了動作，心里直打鼓：要是自己吃多了，周恩來他們還吃什么？

周恩來注意到了他的表情，笑著說：“忘了，忘了。來，用這個下飯。”說完，從一邊拿過一小節(jié)竹筒，倒出半碗鹽水遞過去。這是家里珍藏的“寶貝”。可他自己，卻仍舊夾著淡得近乎寡味的飯菜，一口一口吃下去。

鄧穎超在一旁勸道：“困難是暫時的，革命成功后，日子總會好起來?！敝芏鱽碇皇禽p描淡寫：“干革命，哪有不吃苦？現(xiàn)在我們吃苦，將來人民就可以少吃苦?！痹谀莻€戰(zhàn)火紛飛、物資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話聽上去再正常不過，卻多少透露出他們對自己的那種“苛刻”。

新中國成立以后，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城市生活逐漸安定，但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幾乎沒變。每天早晨，他多半只喝一杯牛奶或者一碗玉米糊，再配兩三片面包。中晚餐在家時，常規(guī)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葷菜多為魚或紅燒肉，素菜則是豆類、青菜一類，分量適中，不鋪張。

更有意思的是，他對“工作餐”也有講究。很多大型會議中午來不及回家，會安排統(tǒng)一用餐。按規(guī)定，標準是“四菜一湯”，比普通家庭條件要好一些。周恩來卻硬性規(guī)定：不管什么人，吃工作餐都要交錢或交飯菜票，誰也不能例外。他不愿讓國家，為領(lǐng)導(dǎo)干部多出一筆看似不起眼的花銷。

同樣的節(jié)省，還體現(xiàn)在很多小細節(jié)里。吃飯時，如果有一粒米掉在桌上，他必定用筷子夾起來再吃；飯快吃完，他會夾起一片菜葉，攏起碗里殘余的湯水，吃干凈后再把那片菜葉送進嘴里。別人看了總覺得“何必這么省”，他卻說：“比起全國老百姓，這算什么?！?/p>

工作節(jié)奏更是出了名的緊。夜里兩三點睡覺，早晨照常起床，是常有的事。長時間高強度工作，人自然容易餓。按常理，多加餐點東西，不算什么過分要求。周恩來卻只是吃幾?；ㄉ?。

時任工作人員趙煒曾回憶，有好幾回夜里去總理辦公室送文件，推門進去，看見周恩來正在批閱材料，桌上只有一小碟花生米。他一邊翻看文件，一邊偶爾用手捏幾粒送進嘴里，動作不緊不慢，好像那真是什么美味零食。

趙煒的心里，說不出的不是滋味。她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一個國家總理，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夜里撐肚子的，就這幾?；ㄉ?？可周恩來似乎并不覺得委屈，反而會抬頭問她：“你吃飯沒有？沒吃，讓值班衛(wèi)士給你拿幾個?！?/p>

吃用如此，穿著方面也一樣。1949年進北京后，需要接見外賓、主持會議，按理說總得做幾套像樣的衣服。給他準備服裝的工作人員，拿出各種進口呢料推介，什么英國呢、澳大利亞毛料，說得頭頭是道。他都搖頭，就一句話：“要中國料子?！?/p>

那一次，他做了三套中山裝，一穿就是十年。衣服上陸續(xù)打上了補丁，可仍保持干凈、挺括。秘方不在布料，而在他自己想出的“保護辦法”——每次辦公，他都戴上袖套，盡量減少肘部的磨損。這個細節(jié)，被一位日本友人岡崎嘉平太看到，對方深受觸動，回去之后主動效仿，盡量不做新衣，甚至體重減輕了，也堅持穿舊衣服。

這樣的人，去世后穿舊衣服入殮，并不是湊合，而是尊重他一貫的生活原則。鄧穎超也正是抱著這種想法，對衛(wèi)士們交代：“恩來平時就這樣，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難，現(xiàn)在人不在了，更不能違背他的習慣。新舊都一樣，最后不都是一把火嗎？”

話很樸實，卻把她對周恩來性格的理解，說得明明白白。衛(wèi)士們聽了，眼眶全都紅了。

五、“得濟”二字：沒有子女的一家人

在忙碌處理后事的幾天里，韓宗琦始終注意著鄧穎超的狀態(tài)。1月10日，按安排，鄧穎超在秘書陪同下來到太平間，與周恩來做最后一次“面對面”的告別。

她帶來一個花圈，上面寫著四個字——“小超默哀”。站在遺體旁，她靜靜地看了很久，既沒有大聲哭，也沒有多說什么，只是遲遲不肯離開。那一幕，讓在場的人都覺得鼻子發(fā)酸。

韓宗琦沒有上前。他站在遠處，默默看著，心里盤算的是：自己若走過去說些什么，可能只會讓她更傷心。與其口頭安慰，不如把自己分內(nèi)的事做得更細一些，讓她不必再為這些瑣碎操心。

葬禮結(jié)束不久，他接到鄧穎超的通知，讓他到住處“匯報”一下這段時間為周恩來做了什么。房間里氣氛安靜，談話也很樸素。韓宗琦把從遺體送太平間、儀容整理、換衣、悼念會的過程，一件件講了一遍。

聽完，鄧穎超看了他一眼，問了一個簡單卻意味深長的問題：“這些事，都是誰安排你做的？”

他愣了一下，如實回答：“主持悼念會，是醫(yī)院領(lǐng)導(dǎo)交待的；其余的，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沒有人安排?！?/p>

鄧穎超沉默了片刻，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們這輩子沒有子女，想不到恩來，倒得了你的濟?！?/p>

“得濟”兩個字，在北方話里，是給長輩盡孝、在晚年能有人照應(yīng)的意思。她的意思其實很清楚：周恩來沒有親生兒女，可這個從小看著長大的“韓家孩子”，在他最后一程上盡了相當于兒子的那份心力。

那句話，說得不重，卻壓得韓宗琦心里一熱，甚至有點承受不住。他事后回想，總覺得這是一份“抬舉”，是鄧穎超把自己當家人，才會說出的評價。

事實上，鄧穎超并不是“從來沒做過母親”。1925年，她在廣州和周恩來結(jié)婚后不久，就懷上了第一個孩子。當時形勢緊張，周恩來工作極其繁忙，她自己也承擔著大量任務(wù)?？紤]再三，她沒有同丈夫商量，就服藥流產(chǎn)。

那一次，她大出血，險些丟命。周恩來趕到時，又心疼又生氣，在病榻前嚴肅地說：“革命和生孩子，不是對立的，不能這樣處理?！边@句話背后，是對她輕視自己生命的責備，也是那一代人常有的執(zhí)念——事業(yè)要緊，但人也要活著。

幾年后，她再次懷孕，卻因難產(chǎn)，孩子沒保住，自身也落下病根，失去了再生育的可能。周恩來得知后，只說了一句：“沒孩子就沒孩子吧。”外人聽來淡然，其實是把遺憾咽進了肚子里。

幾十年過去，兩個人始終相依為命，沒有自己的孩子，卻有許多比親人還親的人圍在身邊。韓宗琦就是其中一個。鄧穎超那天說“得濟”的時候，語氣非常平靜，不帶任何夸張，卻讓在場的人都忍不住紅了眼。

時間往前推十幾年，到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在北京離開人世。她的后事安排，延續(xù)了與丈夫一貫的樸素作風：穿的是舊衣服，用的是周恩來當年用剩下、蓋子都不太好打開的次品骨灰盒。她唯一的親戚因病未能到場，但送行的人卻排滿了靈堂和門外的走道。

隊伍里，有年邁的老媽媽，有中紀委機關(guān)的干部，有北京的老警官，還有千里迢迢從湖北趕來的父子——多年前，周鄧夫婦曾幫助過那個孩子。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場普通的葬禮，而是一種無法缺席的告別。

2007年，周恩來逝世31周年。已經(jīng)85歲的韓宗琦，從北京專程趕往天津周鄧紀念館，抱著一個包裹，小心翼翼地交給工作人員。里面，是一套茶盤，原是日本友人送給鄧穎超的禮物，后來她又轉(zhuǎn)贈給韓宗琦。

面對媒體，他坦率地說：“這是我心里最值錢的東西，本來舍不得。但鄧姨說過，天津是她的第二故鄉(xiāng)。放在紀念館里，讓更多人知道她、知道總理，才算更有意義?！边@番話，不帶任何造作，卻能看出，他早已把自己當成“這個家的晚輩”。

從1930年代的無鹽飯，到1950年代的袖套和舊中山裝，再到1976年的舊襯衫和那句“得了你的濟”，一條隱約的線串起來：他們這一代人，對自己極苛，對他人極厚，對國家極盡心力。有人為他們操持后事，是情理之中；有人愿意把這份情分，一直傳下去，就顯得格外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