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八月，八國聯(lián)軍的鐵蹄踏破北京城門，昔日威嚴的紫禁城，淪為一片狼藉。

徐桐，這位大清朝堂上的理學泰斗，同治年間的進士，此刻正站在自家院落的大梁下，面色決絕。

他一生信奉程朱理學，痛恨洋物，連家里的煤油燈都不肯用，見了洋人更是要以扇遮面，視作污穢。

作為頑固派的核心人物，他極力主張扶持義和團，堅信“刀槍不入”的神功能擊退洋寇，保住大清江山。

可如今，京城已破，大勢已去。徐桐沒有選擇逃亡，也沒有選擇求饒，而是懸起兩條白練。

一條留給自己，一條留給在刑部任職的兒子徐承煜。父子二人，以這樣慘烈的方式，為搖搖欲墜的清廷“盡忠”。

比起這干脆利落的自縊，徐桐臨終前的最后一道“指令”，更讓人瞠目結舌，也更藏著晚清的荒唐與悲涼。

彼時，他躲在緊閉的宅院里，明知敗局已定，卻不愿承認技不如人。他下命令，讓手下滿城搜羅女人的私密物件。

重點是未清洗的月經(jīng)帶，再摻上新鮮的黑狗血，攪拌均勻后，讓敢死隊抬著，往洋人的教堂上潑。

這聽起來荒誕不經(jīng)、穢不可言的招數(shù)，在當年的四九城，卻被當作破解洋槍洋炮的“殺手锏”。

一個讀了一輩子圣賢書、身居權力頂層的決策者，為何會在國破家亡之際，將希望押在這樣的下三濫手段上？

答案，從來不是單純的迷信，而是一個龐大帝國，面對未知恐懼時的瘋狂反撲，更是對女性身體最卑劣的利用。

要讀懂這出鬧劇的根源，得把時間倒回兩個月前，回到那場讓義和團和清廷顏面盡失的西什庫教堂之戰(zhàn)。

那一年的夏天，北京西什庫教堂，成了庚子國變中最詭異的戰(zhàn)場。墻內(nèi)，是法國主教樊國梁率領的守衛(wèi)。

樊國梁在華傳教數(shù)十年，深諳晚清官場規(guī)則，戰(zhàn)前他早已加固教堂防御，囤積糧食和武器。守衛(wèi)一共只有四百多人。

其中，法軍士兵僅三十人，其余都是中國教徒，手里只有幾十桿洋槍，幾門小炮，實力懸殊。

墻外，是漫山遍野的義和團民，足足有兩萬多人，再加上清廷派出的一萬多名正規(guī)軍，總兵力超過三萬。

按常理，三萬多人圍堵四百多人，哪怕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教堂淹沒，可這場仗，卻打了四十多天，久攻不下。

義和團民揮舞著大刀長矛，高喊著“刀槍不入”的口號，一次次沖向教堂，卻被洋人的馬克沁機槍成片掃倒。

清軍的土槍土炮，打在教堂的厚墻上，如同撓癢；后來挖地道、放火燒，也被教堂里的守衛(wèi)輕松化解。

戰(zhàn)局的僵持，讓義和團的“神功”神話，瀕臨破碎。也讓清廷的頑固派，陷入了兩難的絕境。

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條，低頭認輸，承認洋人的槍炮比大清先進，承認“刀槍不入”是謊言。

可這樣一來，義和團就會徹底散伙，清廷的顏面掃地，連反抗洋人的理由，都不復存在。

第二條路，死不認錯，把戰(zhàn)敗的原因，歸結為洋人使用了“邪法”，只要找到破解邪法的方子，就能反敗為勝。

對于頑固守舊、從未正視過世界變化的徐桐等人來說，第二條路，成了唯一的選擇。

在他們的認知里，洋人的火器威力無窮，絕非人力所能抗衡，必然是沾染了“妖氣”，是邪術作祟。

既然是邪術，就不能用常規(guī)的軍事手段破解，只能用更“厲害”的巫術去鎮(zhèn)壓。

徐桐閉門不出，在家擺弄了三天三夜的沙盤扶乩，所謂扶乩，就是古人求神問卜的一種方式，被他當作“戰(zhàn)前調(diào)研”。

三天后，他“求”來了答案：洋人的妖氣，需用最陰、最穢的東西才能破解。而最陰穢的，莫過于女人的身體。

尤其是女人的經(jīng)血和私密衣物，在當時的封建觀念里，被視為“不祥之物”，能克一切陽邪。

這套用女性身體破解邪術的把戲，名叫“陰門陣”。很多人以為這是義和團的原創(chuàng)，其實不然。

翻查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這招早已是中國古代戰(zhàn)爭中，屢見不鮮的“厭勝之術”，是封建愚昧的遺留。

早在明朝崇禎年間，清軍圍困錦州，明軍久攻不下，就曾讓守城的婦女，赤身裸體站在城頭上，妄圖用“陰氣”讓清軍大炮炸膛。

清軍入關后，也學來了這一套。咸豐年間，曾國藩率領湘軍攻打太平軍，圍困長沙時，也曾下令逼迫青樓女子，排隊站在城墻之上。

他們還給這種荒唐的做法，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字——“厭勝”，意為用巫術鎮(zhèn)壓邪祟，求得勝利。

這種做法，在我們今天看來，荒誕至極，可在當時的封建邏輯里，卻能自圓其說。

古人信奉陰陽五行，認為“男屬陽，女屬陰”，陰能克陽。洋人的槍炮兇猛，屬于“陽邪”，自然要用“陰穢”之物來克制。

更重要的是，女性在封建禮教中，本就處于底層，被視為“不潔”的象征，一旦遇到危機，就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對象。

有了徐桐這位理學泰斗的“背書”，義和團民們更是有恃無恐，開始在京城內(nèi)外，大肆搜羅女性的私密物件。

一時間，京城陷入了一片混亂。團民們不搶金銀細軟，不擾商鋪攤販，專闖百姓家中，翻箱倒柜。

只要是女性的貼身衣物，無論新舊，一律搶走，尤其是未清洗的月經(jīng)帶，更是被他們當作“寶貝”。

郊外的野狗，也遭了殃。團民們四處打狗，取其黑血，將狗血與搜羅來的私密物件，攪拌在一起，裝進大木桶里。

隨后，挑選出年輕力壯的敢死隊，抬著這些腥臭難聞的“生化武器”，頂著洋人的槍林彈雨，沖向西什庫教堂。

一路上，不少敢死隊隊員，還沒沖到教堂門口，就被洋人的子彈擊中，倒在血泊之中，木桶里的污穢之物，灑了一地。

偶爾有僥幸沖到教堂門口的，將木桶里的東西潑在教堂墻上，可除了留下一片腥臭和污漬，沒有任何作用。

洋人的機槍依舊在噠噠作響，炮彈依舊在呼嘯，所謂的“陰門陣”，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連一個笑話都算不上。

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從來不是這招的無用，而是無用之后，清廷頑固派和義和團民們的反應。

按照正常人的邏輯，既然血潑了、物送了，依舊打不贏，就該明白，這法子是騙人的，洋人的槍炮，不是什么邪術。

可在當時的狂熱與愚昧中，他們的腦回路，卻完全相反。法術失靈，他們不怪自己荒唐，反而怪女人“不給力”。

他們聲稱，是搜羅來的月經(jīng)帶“味兒不正”，是提供物件的女人們心不誠，所以才沒能破解洋人的邪術。

就在這時，“紅燈照”這個組織，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也成了這場荒唐鬧劇中，另一個悲劇的主角。

紅燈照的大姐大，名叫林黑兒，號稱“黃蓮圣母”。她原本是天津衛(wèi)的一名船家女，后來淪為風塵女子，身世凄慘。

林黑兒的丈夫，早年被洋人的輪船撞死后，她便對洋人恨之入骨。義和團興起后，她毅然投身其中，憑借著幾分膽識和口才，被推舉為領袖。

紅燈照的成員，都是年輕的女性，她們一身紅衣，頭扎紅巾，手里提著紅燈籠，行蹤神秘。

義和團民們大肆宣揚，紅燈照的姑娘們，個個身懷絕技，能“刀槍不入”“呼風喚雨”，甚至能踩著云彩，去燒洋人的軍艦。

這種荒誕的宣傳，不僅騙了普通百姓，連清廷的官員，都對其深信不疑，其中就包括榮祿。

榮祿是晚清的重臣，老謀深算，官場經(jīng)驗豐富，他怎么可能真的相信，有女子能踩著云彩燒洋艦？

他之所以對林黑兒客客氣氣，甚至派人給她送禮品、送牌匾，不過是想利用紅燈照，給士氣低落的清軍和百姓，打一針“強心劑”。

他知道，清軍和義和團，早已被洋人打懵了，急需一個“神話”，一個精神寄托，而林黑兒和紅燈照，就是最合適的人選。

事實上，紅燈照的姑娘們，根本沒有什么法術。她們平日里，干的不過是給義和團民送飯、送水、巡邏、救傷員的活兒。

可在榮祿等人的刻意吹捧下，她們被捧上了天，成了“法力無邊”的圣母，成了破解洋人防術的希望。

可一旦“陰門陣”徹底失敗，洋人真正殺進京城，這些被捧上天的女性，就立刻從云端，跌入了泥坑。

既然女人的身體，擋不住洋人的槍炮，既然紅燈照的“法術”，也救不了大清，那女人，就成了禍根。

曾經(jīng)被奉為“圣母”的林黑兒，成了“妖女”；曾經(jīng)被寄予希望的紅燈照姑娘，成了“災星”。

殺紅了眼的義和團民，開始把怒火，發(fā)泄在這些無辜的女性身上。有的為了祭旗，有的為了撒氣，有的甚至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

天津破城后，林黑兒不幸被俘。洋人對她極盡折磨，百般羞辱，最后將她處決，尸體被扔到護城河里，尸骨無存。

更多不知名的紅燈照姑娘，要么死在亂軍之中，要么被洋人俘獲，遭受凌辱后殺害，要么流落街頭，不知所蹤。

這就是晚清女性的悲哀：有用的時候，你是能拯救家國的觀音菩薩；沒用的時候，你就是禍國殃民的掃把星。

她們從來沒有被當作獨立的人，從來沒有被尊重過，只是被男人們，當作應對危機的工具，當作發(fā)泄恐懼的出口。

徐桐自縊后，他的兒子徐承煜，沒能像父親一樣，干脆利落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想逃跑，卻被洋人抓獲。

最終，徐承煜被明正典刑，斬于街頭。臨刑前，不知道他會不會想起，父親在家擺弄沙盤扶乩的那個下午。

不知道他會不會后悔，自己跟著父親，一起推行那套荒唐的“陰門陣”，會不會愧疚，那些因為他們的愚昧，而死去的無辜女性。

徐桐一輩子恨洋人入骨，連洋布、洋燈都不肯用，甚至不愿意和洋人同處一個天地。

他始終堅信，只要守著老祖宗的理學，守著封建禮教，就能守住大清的江山，就能抵御一切外來侵略。

可他到死都沒有明白，真正能摧毀一個國家的，從來不是洋人的槍炮，不是什么“邪術”，而是自身的愚昧與頑固。

他被逼到絕境后，拿出的最后一張牌，不是革新，不是抗爭，而是搜羅女性的私密物件，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妄圖逆天改命。

這不是徐桐一個人的悲哀，而是整個晚清帝國的縮影，是封建制度走向滅亡前，最瘋狂、最悲涼的回光返照。

晚清的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西方列強憑借著先進的科技和強大的武力，撬開了中國的大門。

可清廷的統(tǒng)治者，卻依舊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肯睜眼看世界，不肯接受新事物，不肯進行任何變革。

他們無法解釋，為什么曾經(jīng)被自己視為“蠻夷”的洋人，會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他們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和恐懼。

于是，他們選擇逃避，選擇用封建迷信，來解釋眼前的一切；選擇用最卑劣的手段，來發(fā)泄自己的無能與恐懼。

而女性，作為封建禮教中，最底層、最弱勢的群體，自然就成了這場瘋狂游戲中，最大的犧牲品。

男人們管不住洋人的大炮，就去管女人的褲腰帶；男人們在戰(zhàn)場上打不贏，就想在精神上，靠羞辱女性，來找回一點可憐的面子。

他們把女性的身體，賦予了各種荒誕的意義——既能克敵制勝，又能禍國殃民?？蓪嶋H上，這不過是他們自欺欺人的借口。

他們利用女性的身體，來掩蓋自己的愚昧與無能；他們恐懼女性的身體，因為在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里，任何一點“不確定”，都能引發(fā)他們的恐慌。

這場由“陰門陣”引發(fā)的鬧劇，最終以《辛丑條約》的簽訂，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落下了帷幕。

這筆巨額賠款，被分攤到每一個中國百姓身上，讓本就民不聊生的中國，陷入了更深的苦難之中。

可在史書上，記載的大多是條約的條款、賠款的數(shù)字，是徐桐、榮祿這些大官的名字，是義和團的功過是非。

那些被搶走私密衣物、遭受羞辱的普通婦女，那些被推上城墻、當作“厭勝工具”的姑娘，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紅燈照成員。

她們沒有名字，沒有記載，甚至沒有一句簡單的描述，就像塵埃一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她們被夾在“封建迷信”和“列強入侵”這兩塊巨大的磨盤中間，被碾得粉身碎骨，連一絲痕跡，都沒能留下。

后世的史學家，對“陰門陣”這一事件，有著極為深刻的評價。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寫道：

“陰門陣不是一場簡單的迷信鬧劇，而是晚清帝國，在面對現(xiàn)代文明時，一種嚴重的應激反應，是愚昧對文明的瘋狂反撲。”

另一位史學家戴逸，在《清史》中評價道：“晚清對女性身體的利用和恐懼，本質(zhì)上是封建禮教的腐朽，是男性權力的濫用，是家國危機下，最卑劣的逃避?！?/p>

這些評價，一針見血，道破了這場鬧劇的本質(zhì)。它不僅僅是一段荒誕的歷史，更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照出了人性的愚昧與自私。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晚清的愚昧與落后，更是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當一個民族，不再愿意睜眼看世界，不再愿意接受新事物；當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把危機轉嫁到最弱勢的群體身上。

它的滅亡，就是必然的結局。徐桐脖子上的那根白練，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宿命，更是大清帝國，無法逃脫的宿命。

所謂的“陰門陣”，不過是這個垂死的帝國，臨咽氣前，一次回光返照般的瘋狂抽搐，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

而那些被利用、被傷害的女性，她們的悲劇，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

她們用自己的屈辱和生命，告訴我們：一個不尊重女性的社會，一個沉迷于愚昧、逃避現(xiàn)實的國家，終究會被時代所淘汰。

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晚清的硝煙早已散盡，封建禮教的枷鎖，也早已被打破。

我們回望這段荒誕而悲涼的歷史，不是為了嘲笑古人的愚昧，不是為了重溫那段苦難，而是為了銘記教訓，警醒后人。

銘記我們曾經(jīng)的落后與愚昧，銘記那些被犧牲、被遺忘的無辜者，銘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唯有正視差距、勇于革新、尊重每一個人，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陰門陣”的鬧劇，再也不會重演；女性被當作工具、被隨意犧牲的時代，也早已一去不復返。

但那段歷史，那些悲劇，那些深埋在歷史塵埃中的冤魂，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因為唯有銘記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唯有正視苦難，才能砥礪前行。

晚清的恐懼，早已消散；封建的愚昧，早已被文明取代。但那段歷史所留下的教訓，卻永遠鐫刻在我們的骨子里，提醒著我們：

愚昧從來都不是抵御危機的武器，尊重與革新，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