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天，韶山的山風已經有了涼意。村里人常提起的一句話，是“毛家的孩子，沒一個偷懶的”。這話聽上去樸素，卻把毛澤連父女這一支的路，勾勒得很清楚：出身特別，日子卻一點也不“特殊”，更多時候不過是硬扛。

有意思的是，外界后來常用“紅二代”來形容他們，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個標簽既不光鮮，也談不上有什么“優(yōu)待”，甚至還可能招來麻煩。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和他的女兒毛小青，就是在這樣微妙的氛圍里，一步步走過來的人。

一、堂弟的命運：從黑暗中走出去

時間往前推二十多年。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陰云壓向湖南鄉(xiāng)間時，韶山沖的年輕人毛澤連才十六歲。他跟著當?shù)氐叵曼h跑腿送信，夜里摸黑穿山越嶺，有一次為躲避追兵，急中生亂撞上樹杈，左眼被扎傷，疼得眼冒金星，卻不敢去看醫(yī)生，只能咬牙往回跑。傷口發(fā)炎化膿，拖著拖著，左眼徹底失明。

身體的傷，還只是開頭。對敵人來說，毛澤東是“紅軍土匪頭子”，有血緣關系的親屬，自然成了重點盯防對象。青年毛澤連力氣大，是莊稼地里的好把式，按理不愁活干。但現(xiàn)實卻相當扎心：心地好的東家怕惹來麻煩，不敢長期雇他；膽子大的，卻拿他當“軟柿子”，干的是最重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錢，連吃住都要自己想辦法。

那幾年，他常常是“以天為被，以地為床”，稻草一鋪，破絮一蓋，人就蜷在田埂邊。蚊蟲叮咬、風吹雨淋，再加上營養(yǎng)不良，本來就傷過的眼睛更糟了，右眼的視力也越來越模糊?？梢哉f，一家老小的生活，壓在一個只剩半只好眼的男人身上。

即便如此，他心里始終有根念想：有一天，能再見一面“三哥”毛澤東，哪怕只是說說這些年的苦日子也好。這個愿望，一壓就是二十多年。

轉機出現(xiàn)在1949年。那年夏末秋初，人民解放軍四野部隊南下，湖南解放在即。部隊有明確任務，要了解毛澤東親屬的情況。一位叫劉亞雄的地下黨員，被找到做向導，他的祖父劉霖生是毛澤東的表兄，與毛家來往很熟。他一句“我經常去韶山沖，熟悉”，讓部隊順利找到了毛澤連和烈士毛澤覃的岳母周老太太。

慰問之后，部隊領導把毛澤連帶到駐地，認真問了一句：“你和毛主席是什么關系？”這話，聽上去平常，當時卻像一道閃電，把多年未見的親情照亮了。

“堂兄弟，共曾祖父。”毛澤連答得很謹慎。

緊接著又一問：“多長時間沒見毛主席了？”

“二十多年了。還是大革命的時候見過。”說到這里，他才真正意識到，三哥不但還活著，而且已經成了人民領袖。對于一個在田地里打短工糊口的農民來說，這消息既震撼，又有點不敢相信。

“毛主席在北京，你想不想見他？”領導又問。

“當然想?！痹挼阶爝?，卻突然收住。家里窮，路費從哪來？去了家里誰種田？一連串現(xiàn)實問題，堵在心口。

看他支支吾吾，那位領導笑著說：“沒有錢不要緊。就看你家里有沒有離不開你的事?！泵珴蛇B只說，地里還有禾要扮，還有老母親要照顧。那位同志想了想，語氣依舊平和：“那你先把田里收拾妥當，家里安頓好，再去北京?！?/p>

就這樣，既顧了責任，又成全了親情。1949年10月上旬，毛澤連終于踏上了北上的路。其實，毛澤東原本就想在開國大典前把堂弟接來，讓他親眼看看新中國誕生的時刻?？上М斈杲煌l件太差，這個心愿終究沒能實現(xiàn)，成了兩兄弟共同的遺憾。

到了北京后，毛澤連先在羅榮桓家親戚那邊借住。當晚八點左右，毛岸英就趕來了。二十多年過去，當年在韶山玩耍的孩子，已經成了青年軍人。一進門，岸英滿臉笑容，熱情招呼，讓遠道而來的親戚頓時覺得心里暖和了許多。

很快，毛澤連被安排到中南海附近的警衛(wèi)營房，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對他說明：“毛主席現(xiàn)在工作很忙，你們先住幾天?！逼陂g，還安排他們洗澡、換洗衣物，甚至看了一場梅蘭芳的戲。對一個在鄉(xiāng)間打短工過來的農民來說，這一切既新鮮，又多少有點不真實。

幾天后，在豐澤園，兩位久別的親人見面了。

“主席三哥！”毛澤連一眼就認出了那張熟悉的面孔，脫口而出。

毛澤東快步迎上來，伸手握住他的手：“你是澤連，潤發(fā)老弟？父親是二叔吧？”幾句話，既對血脈源流清清楚楚，又帶著鄉(xiāng)間長兄的親切。毛澤連一聽，心里一下就踏實了。對堂弟來說，“二叔”就是毛菊生，因為幼時過繼，所以家中稱呼有別，這些細節(jié)都沒被三哥忘記。

坐下后，毛澤連把一路所見所聞，一五一十講給他聽。話說到自家困難時，他有點局促：“主席三哥，這次到北京來，什么也沒帶，空著手，實在不好意思?！边@種土里土氣的客套，反而更顯真誠。

毛澤東擺擺手：“農村能帶什么？你們來看我，就不容易了，還想著送禮物?！闭f著，又提起堂弟過去生活艱難，“你家底子薄，人口又多，生活不容易……”話音未落，他發(fā)現(xiàn)毛澤連眼圈發(fā)紅，淚水噼里啪啦往下掉，忍不住追問：“澤連老弟，怎么回事？”

這才有了后面那段關于眼病的講述。聽到年輕時候失明的經過，毛澤東輕嘆一聲：“年紀不大就壞了眼睛，太可惜了?！边@一句，看得出心疼，卻也沒有過度渲染，還是那種農家長兄的語氣。

毛澤連見到機會，忍不住開口：“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嗎？”這句問得很直白，背后的意思卻很明白——希望能治治眼睛。

“有。”毛澤東聽完，想也沒多想，“就在這里治一治?！迸赃叺睦钶V看在眼里，順勢提了一句：“澤連家里生活困難，您看看能不能幫他想個辦法？”這話一出，屋里安靜了一瞬。

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說：“澤連的困難，我知道，也了解。不過……如果只顧自家親戚，只解決一個人的難處，那這個主席就當不成了?！边@句話，說得不重，卻很直白，把公與私的界線點得一清二楚。毛澤連和李軻聽后，都沒有再多說。

第二天，毛澤東再次把他們請到家里吃飯。飯桌上，毛澤連又提到：“聽說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醫(yī)療條件好，我想……”話沒說完，意思已經很清楚。毛澤東沒讓他為難，接過話：“那里條件好，你可以去看看?！鞭D頭就吩咐：“吃完飯，讓岸英和傅部長陪你到協(xié)和醫(yī)院去一趟?！?/p>

協(xié)和醫(yī)院的診斷很干脆：左眼已經完全失明，右眼還有微弱光感，要保護右眼，得先把左眼摘除。剛聽到這話時，毛澤連心里發(fā)怵，多少有點舍不得。但想到“三哥說要聽醫(yī)生的”，還是咬牙點頭答應。住院一個月又七天，右眼的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對他而言，這已經是走出黑暗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連在北京住了不少日子，氣候不習慣，卻真切感受到親人之間的溫情。李軻萌生了留下工作的念頭，想請毛澤東幫忙安排。毛澤東想了想，語氣平淡，卻頗有分寸：“革命犧牲了成千上萬的先烈，我們活著的人才有今天。還是回老家種田、種菜、喂豬穩(wěn)當些。”隨即又補充：“澤連有困難，應該由當?shù)卣畞斫鉀Q。過些天你們就回去，好好生產，照顧好母親?！?/p>

臨近十二月，北京的寒風越發(fā)刺骨。毛澤連帶來的衣服不多，冷得直打顫。毛澤東看在眼里，把自己穿過的一件舊呢子大衣遞給他。大衣不新，卻極實用，既擋風，也帶著長兄對堂弟的那份心意。只是南方人終究不適應北方干冷，毛澤連還是決定回家過冬。

“再住一段時間，等天氣好些再走?！泵珴蓶|試著挽留了一句。

“麻煩三哥太久了，不住了，我們回去?！碧玫軕B(tài)度很堅定。

這一次，他沒有強留，只說：“那也好，早點回去，家里人惦記。走之前，幫我?guī)煞庑呕厝??！钡诙?，工作人員送來了兩封親筆信，還有幾份禮物，一份給毛澤連的母親，一份給外祖父家，分得清清楚楚。

解放后，為了不給地方政府增加負擔，毛澤東每年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二百元寄回韶山，算是對堂弟一家的照顧。到了六十年代，他年紀大了，家庭開支多起來，而毛澤連家情況也稍有好轉，這筆錢才停下。拿到錢之后，毛澤連經常把其中一部分分給更困難的鄉(xiāng)親，一個人走在山路上，摔得頭破血流也不覺得喊苦。

從1953年到1960年，他先后多次進京探親。毛澤東每次見到他，總會給些大衣、帽子、鞋子之類的東西，但話題離不開一句：“在北京不宜久留。你是我的親戚，更應該帶個好頭?！焙竺孢€加了一句規(guī)定：“以后要到北京，得先跟我說一聲。”公私界限，就這么一點點立起來了。

1960年之后，兩人再沒有機會見面。直到1977年9月，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毛澤連隨湖南代表團進京，瞻仰遺容，才在另一種意義上完成了告別。此后，他和妻子一直留在韶山沖，種田、干活，過了一輩子質樸的農家生活，沒有任何“特殊待遇”的痕跡。

二、侄女成長：躲開光環(huán)，靠自己闖

毛澤連的女兒毛小青，1954年出生在韶山，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聰明伶俐，相貌又酷似早年犧牲的姑姑毛澤建，從小就被父親當掌上明珠般疼愛。但這種疼愛并不是溺愛，更多是嚴厲的教育和潛移默化的要求。

1959年，毛澤東回韶山探親，這在當?shù)厥羌笫?。那天，他在老屋與鄉(xiāng)親們敘話時，毛澤連把毛小青帶到面前，讓她“認認人”。小姑娘怯生生地站著，眼睛卻一直打量著面前這位“毛主席”。毛澤東看見她，俯身摸了摸孩子的頭，問了幾句生活和讀書的情況。這一幕，被新華社記者記錄下來，照片后來成了毛小青極為看重的紀念。

十年后，1969年，毛小青第二次見到毛澤東。那時她已經是個大些的女孩，心里有了主意，鼓足勇氣在親戚面前提出一個請求：想?yún)④?。有人幫她把話轉達給毛澤東，她說得很直爽，希望“主席幫幫忙”。面對這樣略帶“走后門”意味的請求，毛澤東并未發(fā)火，只是輕輕一笑：“年紀還小，多讀書，長大了用知識武裝國家?！币痪湓挘粌H委婉拒絕，也把道理說得明白。

有趣的是，這算是毛小青唯一一次試圖“借光”。結果沒成，她也沒有因此心生不快。很快，生活就給出另一種答案。上高中時，她憑著自己的成績和表現(xiàn)，通過正常考核，成為湖南軍區(qū)通訊站一名戰(zhàn)士。1970年前后，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去向已經很令人羨慕。

到了十六歲左右，她又主動報名參軍，后來被選送到桂林陸軍學校，學習有線電載波專業(yè)。專業(yè)聽著很“硬核”，訓練也辛苦，但她沒有退縮。在部隊和學校的集體生活中，她刻意把個人出身放到一邊，對外只說“韶山人毛小青”，不提“毛主席侄女”這層關系。

部隊里難免有人好奇。有戰(zhàn)友笑著打聽：“你姓毛，又是韶山來的，跟毛主席是不是親戚？”每逢這個時候，她都是一句話：“韶山姓毛的很多呀?！痹挷凰惴裾J，也不算承認，既躲開了敏感話題，又避免了刻意標榜。不得不說，這樣的“模糊處理”，在當時的氛圍里，既是保護自己，也是對長輩教誨的一種本能遵守。

1976年，毛小青從部隊轉業(yè)，回到湖南，成了一名工程技術人員。幾年的技術崗位鍛煉之后，她被調入湖南旅游局所屬的東方賓館，擔任總經理助理，主要負責餐飲業(yè)務。那時改革開放剛起步，國內旅游和餐飲行業(yè)才露出苗頭，她一頭扎進去，琢磨菜品、抓服務、盯成本，手上那一攤生意，越做越紅火。

從韶山姑娘，到部隊通信兵，再到國營賓館的管理干部，這條路基本全靠自己一步步走，幾乎沒有動用任何“特殊關系”。這一點，與父親堅持“不麻煩組織”的習慣，恰好連在了一起。

真正讓她的人生出現(xiàn)大轉彎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通電話。彼時，她在東方賓館已經做得有聲有色。弟弟毛堅平從北京打來電話，說老板誠摯邀請她北上開店，做“毛家菜”的生意。那種邀請，既看中她的餐飲經驗，也看中她的家族背景。面對這個機會，她心里難免起了波瀾。

去，還是不去？留下，意味著穩(wěn)穩(wěn)當當?shù)捏w制內崗位；北上創(chuàng)業(yè)，則充滿不確定。她猶豫得很久。

就在這時，李訥得知消息，主動給她打氣。李訥對她說：“現(xiàn)在是市場經濟了，大家都在下海，我們毛家不能落后。你就甩開膀子干，我第一個支持你。”這段話，對毛小青無疑是顆“定心丸”。出身相似的親人之間，這樣一句樸素的鼓勵，比任何口號都更有重量。

想清楚之后，她做了個不算輕松的決定：辭去原有崗位，到北京闖一闖。消息傳開，東方賓館餐飲部不少同事表示愿意跟著她一起去干。聽著同事們的打算，她心里既感動又有壓力。創(chuàng)業(yè)不是兒戲，帶著一班老同事，更要慎重。最終，她四處找親戚朋友借了十二萬元，湊齊啟動資金，帶著自己一手帶出來的團隊，風風火火北上。

到了北京，現(xiàn)實遠比設想要艱難。選址、裝修、招聘、采購，一件件都要親自盯。更棘手的是，她堅持一個原則：不用“特殊渠道”，不求“特殊照顧”?！安灰o人家添麻煩”這句話，從小就刻在她心里。毛澤連曾反復提醒，毛澤東也曾對親屬說過類似的話，她把它當成一種規(guī)矩。

要做“毛家菜”，內容不能空。為此，她特意去找當年給毛澤東做過飯的廚師留下的菜譜，再結合自己的理解，加以整理、改良，在保持原有風味的基礎上，增加適合普通食客的口味和做法。一道道菜從紙面搬到灶臺，又從灶臺走上餐桌，背后是無數(shù)次試驗和琢磨。

遺憾的是，創(chuàng)業(yè)初期遠沒有想象中的順利。水電突然被斷，店里莫名遭人砸場，這些都一一遇到。面對這些情況，她沒有去找“關系”，也沒有打著“毛主席親屬”的牌子出面施壓，而是咬著牙，把事情處理完再繼續(xù)經營。之所以能扛得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內心那股“不占便宜，不走歪路”的倔勁。

從這個角度看，她在人生的關鍵節(jié)點上，刻意與“光環(huán)”保持距離，卻又無法否認血脈背后的那份責任感。這種微妙的平衡，并不輕松。

三、“紅二代”的態(tài)度：承認出身，更看重做事

隨著時間推移，“毛家菜”逐漸在北京站穩(wěn)腳跟，毛小青身上的“紅二代”標簽，也再一次被媒體和公眾關注。有人把她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當成“紅色家風”的延伸，也有人好奇，她本人到底怎么看待這層身份。

在一次采訪中，當記者提到“紅二代”這個詞，毛小青并沒有回避。她提到姐姐李訥的一句話：“我們只不過是普通的干部、黨員而已?！边@話聽上去很平常，卻透露出一個態(tài)度：并不否認出身，但更愿意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

毛小青接著補充，說前輩們留下來的，是一種“紅色精神”，比如忠于國家、嚴于律己、吃苦在前，這些東西不能丟。而對于“紅二代”這類稱呼，“沒必要刻意不承認”。血緣是事實，否認也沒意義。關鍵在于，怎么理解這層關系、怎么要求自己。

這種說法，和她從小接受的教育是一致的。毛澤東曾很明確地講過，不能把權力當成親屬的資源，不能給組織添難處。這些話在家里并不是空洞口號，而是落實到一件件小事上：不為親戚安排特殊職位，不替親屬開“后門”，該回鄉(xiāng)種田的，還是老老實實回鄉(xiāng)種田。

毛澤連的一生，其實就是這種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他沒有因為堂兄是領袖，就給自己謀求官職，而是一直被鼓勵回鄉(xiāng)勞動、依靠地方政府解決困難。每年那二百元補助，也是以“親人幫襯”的方式，悄悄解決最緊要的問題，而不是通過公家渠道“開口要待遇”。

毛小青成年后，選擇的路也是同一條線：在部隊里按規(guī)定晉升，在地方工作中靠業(yè)績說話，創(chuàng)業(yè)后自己承擔成敗。而當媒體問起家世時，她既沒有主動顯擺，也不刻意遮遮掩掩，用“韶山姓毛的很多”這句半真半合的玩笑，把復雜問題化解成輕描淡寫的一句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她對“紅色”二字的理解，并不止于家庭層面。早在2007年前后，她所在的公司就成立了黨支部，開始嘗試用更具體的方式做“紅色文化”的傳播：舉辦有關開國領袖的圖片展，配備講解員，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展覽面向的對象很寬，從學前班的孩子，到大學生，再到社會團體，都在其中。

據(jù)統(tǒng)計，在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前來參觀的人數(shù)累計達到五百萬人次。這些數(shù)字背后，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工作過程：策劃展線，整理圖片資料，撰寫講解詞，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這樣的事情，說起來不轟動，卻很耗精力，也很考驗耐心。

從家庭角度看，這是一種對“紅色家風”的實踐。從社會角度看，則是把個人的出身轉化為一種責任感，而不是特權的來源。對“紅二代”這個概念，她的回答其實可以概括成一句話：不否認血脈，但更看重行為。

如果把時間線連起來看，毛澤連與毛小青這一支毛家后人，呈現(xiàn)出的，是一條相對清晰的脈絡。

1920年代末，一個少年因為參與地下工作而受傷致盲，從此在鄉(xiāng)間艱難謀生，卻沒有放棄對革命隊伍的信任。

1949年，在全國解放的關口，人民軍隊主動尋找領袖親屬，既是親情的關照，更是組織的責任擔當。毛澤東與堂弟的會面，既體現(xiàn)親人情誼，也劃清了公私界限，對親屬的困難不推脫，卻拒絕借職權為個人“開小灶”。

1950年代，毛澤連多次進京，既接受幫助，也接受規(guī)矩?；剜l(xiāng)之后，他依舊是韶山沖田地里的普通農民。那些從毛澤東工資中寄來的錢，他沒當成“理所應當”，還經常分給更困難的鄉(xiāng)親，走在山路上摔得渾身是泥，也未曾抱怨。

1959年、1969年，兩次短暫的見面，讓毛小青對“毛主席”這個國家領袖，有了更貼近的感受：既是崇敬的對象，也是親戚中的長輩。長輩對她的第一反應，是摸頭問生活；對她的小小“走后門”請求，則是溫和拒絕，并引導她把眼光放在讀書和長遠發(fā)展上。

1970年代以后，她通過正常渠道當兵、學習專業(yè)、轉業(yè)工作，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選擇下海創(chuàng)業(yè)，都是在社會大變革背景下，自行做出的選擇。所謂“光環(huán)”，更多是別人眼中的看法，對她本人而言，日復一日的工作才是實際生活。

2007年起，她把企業(yè)與紅色教育結合起來，開設圖片展、辦黨支部，讓“紅二代”這個稱呼落到一件件具體事情上。與其說在“消費家世”，不如說是在盡可能地把家族歷史變成公共記憶的一部分。

從堂弟到侄女，從田埂到部隊，從國營單位到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的企業(yè)，這條線索背后的共通之處，其實并不復雜：身份不能選擇，怎么使用身份卻完全在自己手上。有人選擇用出身換取利益，有人選擇把出身當成約束。毛澤連和毛小青顯然更偏向后者。

用鄉(xiāng)間老人的話來說，他們這一支毛家人，“不愛占便宜，認認真真做事”。說法很土，卻很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