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凌晨，遵義城外的炊煙尚未散盡，剛剛閉幕的會議讓指揮部的油燈徹夜未熄。鋪在木桌上的幾張破舊地圖，被反復折疊、攤開、再折回，地圖上的湘西、川南、滇北、甘南、陜北，被一圈圈紅線劃出，又被人用手指一次次悄悄點過。擺脫圍追堵截后，三萬多名紅軍將往何處去，這成了壓在每個人心頭的重擔。

站在選擇關(guān)口，擺在眼前的候選方案并不少。去湘西，能跟賀龍、任弼時率領(lǐng)的紅二、紅六軍團匯合，兵力可瞬間突破四萬人；西進川西，既可爭取大渡河以北充足的糧食，又能利用岷山、邛崍山脈作天然屏障；南下滇黔，龍云的部隊戰(zhàn)斗意志并不強，也似乎有可乘之機；再不濟，繼續(xù)北上，經(jīng)甘南、河西走廊接壤蘇聯(lián)，也是生路?？墒牵嬲茏岅犖榛钕聛?、壯起來、再打回來，這四張路牌沒有一塊寫得明白。

外部環(huán)境尤為兇險。德國顧問幫蔣介石在長江以南布下三道封鎖線，鐵路輸送讓援軍隨時可動。西南軍閥龍云與四川軍閥劉湘外表親和，骨子里卻排斥紅軍，寧可橫尸遍野也不愿失地。貴州、廣西山高谷深，加之苗嶺、烏蒙橫亙，糧道短缺，行軍一天得翻兩座山，前有阻兵、后有追兵，縱能沖過一道關(guān)口，也難保下一個谷口不堵滿機槍。

進藏的方案很快被否掉。喜馬拉雅北麓人煙稀少，海拔動輒四五千米，隊伍缺氧難行；更要命的是，那里沒有群眾基礎(chǔ)，也沒有可依靠的地方武裝。紅軍一路走來，最寶貴的財富恰恰是群眾的米袋子、背簍子和草鞋。一旦補給中斷，再頑強的隊伍都會被饑寒和瘟疫拖垮。

有意思的是，北上甘南的聲音在會場并沒有沉寂。瓦窯堡來報的電文說，馬家軍主力調(diào)赴西寧，蘭州一帶兵力空虛，只要突破岷山山區(qū)，或可借道河西，直抵蘇聯(lián)邊境。這個設(shè)想聽上去玄之又玄，卻并非空想——彼時共產(chǎn)國際承認中共，倘若徹底絕境，進入蘇聯(lián)重整旗鼓也未償不是退路。然而，這條路要穿過沙漠戈壁，沿途無糧、無民、無水。更糟糕的是，把生存寄托在跨國避險，容易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局面。

爭論聲中，毛澤東攤開報紙，指向西北：“這里有根據(jù)地。”報道出自1935年1月《大公報》，寥寥數(shù)語，提到劉志丹率領(lǐng)二十幾支地方武裝，在陜甘邊創(chuàng)建了“蘇維埃區(qū)域”，已能自給自足。劉志丹從1928年秋起輾轉(zhuǎn)陜北山溝，匯合謝子長、習仲勛等人，硬是在黃土高原上撕開一條縫。那里溝壑縱橫，溝梁作壁，軍閥張學良、楊虎城自身難保，無力進行大規(guī)?！皣恕?，只靠零散保安團勉強封鎖。對紅軍來說，這是現(xiàn)成的群眾基礎(chǔ)、現(xiàn)成的土地政策實驗田，更是敵情最弱的突破口。

“去陜北，能站得住腳嗎？”彭德懷的眉頭依舊緊鎖。毛澤東略一沉吟，答得直白：“跟著老百姓走，就不怕立不住。”短短一句，沒有戰(zhàn)術(shù)術(shù)語，字字見血。

遵義會議后，三渡、四渡赤水接連完成，國民黨軍調(diào)動幾十萬部隊，被牽著鼻子跑遍黔川滇。紅軍則如幽靈般從烏江口閃現(xiàn)，又忽地消失在云南扎西，繼而折回古藺，繼續(xù)攪得蔣介石昏頭轉(zhuǎn)向。當蔣介石預判紅軍北渡長江時，毛澤東卻突然“按兵不動”，冷不丁直插黔南貴陽外圍，逼得蔣介石連夜發(fā)電報：“龍云快派兵，務(wù)必固守貴陽！”這一招虛晃，只為抽空金沙江防守。1935年5月初，中央紅軍在皎平渡、會理關(guān)一帶成功巧渡金沙江，突破西南包圍圈，自此國民黨主力再難形成圍殲。

進入川西北草地，風險重重。日夜低溫凍傷、饑餓、誤入沼澤，減員高達一萬多人。將士們靠松根湯、野菜根活命，可一旦走出草地，向北就是松潘高原，地勢平緩，馬家軍不足為懼。歷經(jīng)雪山草地生死線后，進入若爾蓋，中央縱隊已不足萬人，卻換來戰(zhàn)略上的自由。

7月抵達懋功，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兩軍加起來超過八萬人，一時間旗號林立，炊煙蔽天。可張國燾主張南下川康，走舊地再拉隊伍；毛澤東堅持北上迎接全國抗日高潮。意見相左，雙方激辯數(shù)日難決。最終，中央紅軍僅留下三千人隨張部，其余主隊向北疾行。去陜北的念頭此時愈加堅定——一旦落腳延安一線，既可接通蘇聯(lián)援路，又能貼近抗日前沿，政治上、戰(zhàn)略上皆占先手。

八月，翻越岷山，取道臘子口，賀龍、任弼時率紅二、紅六軍團也闖出烏蒙莽莽，與中央紅軍在甘孜、懋功之間握手。這次勝利會師，使北上決策得到更多將領(lǐng)擁護。九月，紅軍進入甘肅岷縣、宕昌，清晨溫度已逼近零點，將士們身披羊皮，步履仍舊矯健。此刻，距離劉志丹的瓦窯堡不足千里。

1935年10月19日中午，黃土地上傳來馬蹄聲。吳起鎮(zhèn)口，劉志丹抬手作揖：“我們盼你們很久了！”毛澤東下馬還禮，兩人對視一笑，千山萬水的艱險，盡在一握之間。彼時中央紅軍余部七千，紅十五軍團約六千，算不上雄兵，卻擁有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可耕的梯田、深厚的群眾組織，還遠離蔣介石的空軍航線和主力戰(zhàn)區(qū)——生存最關(guān)鍵的條件，終于齊備。

“扎心”的地方就在這里：去陜北不是一開始就寫好的劇本，而是被艱難實情一寸一寸逼出來的結(jié)論。每條路都擺在面前，卻條條詭譎；只有那片被黃土和溝壑包圍、被世人視作不毛之地的高原，給了紅軍喘息和重生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那里扼守晉陜豫咽喉，可南下華北支援抗日，可西進隴東呼應(yīng)馬列援助，也能隨時退入大漠區(qū)域保存實力。于是，從被動奔逃到主動選擇，歷史的方向在此處拐了一個決定性的彎。

1936年10月，寧夏南部會寧城外，三大主力終于全師到齊。兩萬五千里風霜血火，原是生死之旅，最終卻成壯大之機。把終點定在陜北，看似孤注一擲，本質(zhì)上是綜合了地理、政治、國際環(huán)境、群眾基礎(chǔ)等多重考量的理性判斷。倘若當年北上偏離黃土高坡，或在川康消磨兵力，亦或流落他鄉(xiāng)借地為營，后來的形勢恐怕另有劇本。長征勝利的背后，并非僥幸，而是對時勢的透徹掌握，與每一條血路上換來的慘痛經(jīng)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