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歷史名人來濟（唐朝進士）

大業(yè)十四年（618年）江都宮變的血色，與龍朔二年（662年）庭州戈壁的風沙，相隔四十四年時空，卻共同勾勒出一位唐代宰相悲劇而壯烈的一生。來濟，這位從隋末浩劫中幸存的江都孤兒，憑借卓絕的“文詞”與“時務”之才，在貞觀、永徽年間登上帝國權力的中樞，最終因堅守儒家禮法正道，直言觸逆，以身殉國于西域疆場。他的一生，是個人才華、時代機遇與政治風暴激烈碰撞的縮影，其由文入相、以死明志的軌跡，在初唐政治史上刻下了一道獨特而深刻的印記。

來濟的起點極高，其血脈中奔流著隋帝國的赫赫武功。其父來護兒，乃隋朝開國名將，官至左翊衛(wèi)大將軍，封榮國公。他平陳國、破高麗，戰(zhàn)功卓著，煬帝巡幸江都時曾特賜其榮歸故里、宴饗父老，堪稱江都歷史上最顯赫的武將代表。然而，這煊赫的門第在隋末劇變中瞬間崩塌。宇文化及江都弒逆，因忌憚來護兒忠勇，將其殺害，并屠滅其家。年幼的來濟在這場滅門慘禍中奇跡般得以幸存，從此“流離艱險”，從鐘鳴鼎食的國公府墜入人間地獄。這段慘痛經(jīng)歷，既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創(chuàng)傷，也淬煉出其日后“篤志好學”、堅韌不拔的非凡心志。

隋唐之交，社會重組，科舉制方興未艾，為寒素與破落貴族子弟提供了新的晉身之階。來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代脈搏。他“篤志為文章”，憑借超凡的文學才華與“善議論、曉暢時務”的務實能力，在唐太宗貞觀年間以“進士”身份脫穎而出，完成了從落魄遺孤到清要朝臣的關鍵轉型。

他的政治智慧在“太子承乾謀反案”中首次耀眼展現(xiàn)。當太宗皇帝為如何處置廢太子而悲痛躊躇、群臣不敢置喙時，來濟越次進言：“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下得盡天年，即為善矣。”此言精準地安撫了皇帝作為君父的復雜情感，平衡了國法與親情，被太宗欣然采納。此舉不僅展現(xiàn)了其過人的膽識與言辭機鋒，更贏得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賞識，從此步入快速升遷通道：由通事舍人而考功員外郎，旋即被破格選拔為初置的“太子司議郎”，成為輔佐新太子（李治）的核心官僚，并兼崇賢館直學士，參與帝國文化事業(yè)。

唐高宗李治即位初期，延續(xù)貞觀遺風，史稱“永徽之治”。作為高宗潛邸舊臣與公認的能臣，來濟在此時期達到仕途頂峰。他先后任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主撰《晉書》，在文化上確立李唐正統(tǒng)；永徽四年（653年），官拜同中書門下三品，正式入相；兩年后，晉升中書令，成為首席宰相，封南陽縣侯，達到人臣極貴。

在其任上，他不僅監(jiān)修國史，更在政務中貫徹儒家理念。當高宗詢問治國要務時，他直指當時“山東役丁歲數(shù)萬人”的弊政，主張“省徭役”，顯示出關切民生的務實作風。此時的來濟，以“學行”著稱，與其兄來恒相繼為相，一時傳為佳話，實現(xiàn)了家族在新時代以文德重振的輝煌。

來濟人生悲劇性的轉折，源于高宗“廢王立武”這一核心政治事件。當高宗欲立昭儀武則天為后時，來濟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堅決反對。他上疏直諫的核心論點，完全基于儒家正統(tǒng)政治倫理：“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彼鞔_指出武氏出身非“禮義名家”，且曾侍奉先帝，立為皇后將嚴重破壞倫理綱常，動搖國本。

這番諫言，觸怒了志在必得的武則天，也使他成為后黨的眼中釘。武后立，權柄漸移。在許敬宗等迎合者的構陷下，來濟被誣與褚遂良結黨，于顯慶二年（657年）從宰相高位貶為臺州刺史，不久再貶至更遙遠的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從帝國宰相到邊州司馬，這一跌墜不僅是個人的失意，更標志著關隴貴族集團與儒家正統(tǒng)派在皇權與新興后黨聯(lián)合打擊下的潰敗。

龍朔二年（662年），西域風云突變，突厥部落大舉入寇庭州。此時身為刺史的來濟，手中兵力薄弱，局勢危如累卵。面對絕境，這位文官出身的宰相，做出了悲壯的選擇。他未披甲胄，毅然率軍出戰(zhàn)。戰(zhàn)前，他對部下坦然言道：“吾嘗掛刑網(wǎng)，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

此言道盡了他復雜的心境：既有對因諫被貶的無奈（“掛刑網(wǎng)”），更有以死明志、報答君恩的決絕。他最終不介胄而馳入敵陣，力戰(zhàn)殉國，時年五十三歲。這絕非一次簡單的戰(zhàn)敗，而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在政治理想破滅后，用最激烈的方式完成的人格謝幕與忠義實踐。他以文臣之身，死于邊疆戰(zhàn)火，其悲劇性與崇高感，震撼時人。朝廷追贈其為楚州刺史，靈柩得以歸葬故鄉(xiāng)，為其波瀾壯闊的一生畫上了蒼涼的句號。

來濟的一生，是一條清晰而陡峭的曲線：生于江都將門之巔，墜于隋末血火之淵，憑進士文詞之才崛起于貞觀，以宰相重臣之尊匡輔永徽，因諫立武后之直貶謫邊陲，最終以殉身報國之烈永載史冊。

他代表了初唐一類特殊的政治家：他們并非開國元勛，而是憑借卓越的個人學識、行政能力與政治品格，在承平時代得到擢升。他的核心政治主張——立后必重家世禮法、治國首在省役安民——是典型的儒家賢相思想。然而，當他的理念與皇權膨脹及后宮干政的強烈欲望發(fā)生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時，其悲劇命運便已注定。他的死，既是個人氣節(jié)的完成，也象征著一個相對開明、重視儒家禮法的宰相時代的終結。

尤為可貴的是，他以江南文士之身，最終殉國于西北絕域，實現(xiàn)了“文”與“武”、“江都”與“庭州”的跨越，其氣節(jié)連后來的大詩人杜甫也為之動容。在揚州千年文脈中，來濟或許不像歐陽修、蘇軾那般以文學璀璨奪目，但他以宰相之尊、諫臣之直、烈士之死，為這片土地注入了剛健忠烈的精神氣質(zhì)，成為江都歷史星空上一顆不容忽視的、帶著血與火光芒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