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中南海懷仁堂。

那份擬定的授銜名單在主席手里攥了許久。

他那一頁頁地翻，眉心越鎖越緊，臉色也越發(fā)凝重。

他在尋摸人。

想找當(dāng)年在羅霄山脈深處，跟他一塊嚼紅米、喝南瓜清湯的老伙計。

那是“家底”剛湊起來的地方，是革命起步的那個“窩”，按說，那兒走出來的將軍該像天上的星斗一樣多，怎么著也得成群結(jié)隊。

可偏偏把名單翻爛了，籍貫寫著“井岡山”的開國將軍，居然只剩一根獨苗。

賴春風(fēng)，少將。

幾千個日夜的煎熬，當(dāng)年漫山遍野的隊伍，折騰到最后怎么就剩這么一個幸存者？

主席忍不住問了一嗓子：“井岡山籍的將軍怎么只有一個呢？”

這一問，把周圍人都問住了。

這筆沉甸甸的舊賬，沒人敢輕易接話。

真要算清楚，得倒回到1927年那個血雨腥風(fēng)的岔路口。

那年頭，大革命輸了個精光，滿大街都是屠刀和血跡。

黨內(nèi)的同志們像丟了魂，不知道下一步腳往哪邁。

擺在主席面前的路，明擺著就兩條。

頭一條，也是大伙兒都勸的：去上海。

那是黨中央待的地方，有洋人的租界擋著，雖說得搞地下工作，提著腦袋過日子，但起碼是大城市，吃穿不愁，聽著也順理成章，符合那時候“正統(tǒng)”的路子。

另一條路，是主席自己拍板的：鉆山溝。

這路子在當(dāng)時聽著簡直離譜。

放著洋房不住，去窮山惡水當(dāng)“山大王”？

這哪像干革命，分明是落草為寇，去跟土匪混日子。

可主席心里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

打長沙碰得頭破血流，事實擺在那兒：咱們手里這點兵力、這兩桿破槍，硬碰硬去磕大城市，那就是拿雞蛋碰石頭，找死。

去上海？

那是保命，保個人容易，可保不住槍桿子，保不住隊伍。

要想把這點革命火種護(hù)住，就得找個國民黨鞭長莫及、也懶得管的犄角旮旯。

于是他撂下那句狠話：“我不愿意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去交綠林朋友！”

既然要上山，為啥非挑井岡山？

絕不是瞎貓碰死耗子。

這里頭有兩個硬杠杠。

頭一個是地形。

羅霄山脈中段，那是天然的堡壘，山高林密，懸崖峭壁，想攻上來難如登天，想守住卻占盡便宜。

再一個是縫隙。

這地界卡在湘鄂贛粵四省邊上。

那時候軍閥混戰(zhàn)，各省督軍只顧著看好自家大門，這種邊界地帶，就是沒人管的“三不管”地帶，權(quán)力的真空區(qū)。

只有在這兒，那支被打殘了的隊伍才能緩過一口氣，才能活命。

可這話好說，事難辦。

上山容易，想扎下根那是難上加難。

井岡山可不是沒人住的荒山，那里早就蹲著兩只“坐地虎”：袁文才和王佐。

這兩股人馬是典型的地頭蛇。

如果不把他們擺平，紅軍連腳后跟都站不穩(wěn)。

咋整？

硬打？

那絕對是下策。

隊伍剛吃了敗仗，正如驚弓之鳥，士氣正低，再跟地頭蛇死磕，只能是兩敗俱傷，讓人家看笑話。

那就剩一條路——談。

袁文才他們也不傻，聽說毛委員要帶兵來，心里直打鼓：這是要來吞了咱們？

還是來剿了咱們？

見面的日子，袁文才在暗處早就埋伏了刀斧手。

只要話不投機(jī)，或者看著不對勁，立馬摔杯為號，當(dāng)場動手。

這是一場拿命做賭注的博弈。

主席要是帶大隊人馬去，那是示威，顯得沒誠意，搞不好直接激怒對方開火；要是帶人少了，一旦翻臉，這就成了鴻門宴，有去無回。

結(jié)果主席選了后一種。

他甩著兩只空手，徒步就上山了，身邊就跟了幾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干部，連槍都沒顯擺。

這一招，直接把袁文才心里那道防線給卸了。

沒擺架子，沒嚇唬人，全是實誠。

一碗茶，一把花生，聊得跟多年老友似的。

這把“信任局”，紅軍賺翻了。

袁、王兩部不光沒動手，還放下了戒心，乖乖接受了改編。

紅軍算是在井岡山扎下了根，家底也厚實了不少。

從此，茅草棚子里住進(jìn)了紅軍，紅糙米和南瓜湯把這群漢子養(yǎng)活了。

為了帶好這幫人，主席又下了一劑猛藥：改規(guī)矩。

舊軍隊那是等級森嚴(yán)，官大一級壓死人，當(dāng)兵就是為了吃糧拿餉。

這種兵，順風(fēng)時嗷嗷叫，逆風(fēng)時跑得比兔子還快，一觸即潰。

主席搞官兵一致，大家吃一鍋飯，穿一樣的布衣，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

這不光是講道德，更是為了戰(zhàn)斗力——當(dāng)兵的明白是為了自己和田里的爹娘打仗，而不是為了長官的小老婆拼命時，這隊伍就被焊死了，打不散了。

靠著這股精氣神，紅軍在茶陵、遂川都建立了紅色政權(quán)，迎來了大革命失敗后的一個小陽春。

朱老總、陳老總、彭老總的隊伍也陸續(xù)上山會師，聲勢大振。

但這動靜太大，也把國民黨的重兵給招來了。

1929年開春，形勢急轉(zhuǎn)直下。

蔣介石騰出手，調(diào)集了十幾倍的兵力，發(fā)了瘋似的要把井岡山圍成鐵桶。

又到了生死關(guān)頭，又得做決定。

敵人的兵力十倍于我。

如果死守，大伙兒都得交代在山上；如果突圍，那就得有人留下來當(dāng)“誘餌”，把敵人的火力引開。

這是一道殘忍的算術(shù)題，一個極其痛苦的“減法”。

為了保住紅四軍的主力，主席和朱老總率隊跳出包圍圈，去外線找活路，開辟新地盤。

誰來斷后？

彭老總的紅五軍，還有紅四軍的32團(tuán)。

大伙兒盯著這個番號看清楚：32團(tuán)。

這支隊伍，主要是井岡山本地人組成的。

那是袁文才、王佐的老班底，是土生土長的井岡山子弟兵。

留下意味著啥？

意味著要拿血肉之軀，去堵敵人的十個團(tuán)；意味著在根據(jù)地幾乎沒吃沒喝的絕境里，面對鋼鐵洪流的碾壓。

這是一場注定要流干血的仗。

主力前腳剛走，敵人的攻勢就像潮水一樣涌上來。

彭老總那是血戰(zhàn)脫身，最后只帶出來幾百人。

而負(fù)責(zé)死守的32團(tuán)，那些生在井岡山、長在井岡山的后生們，為了掩護(hù)大部隊，為了守住家門，幾乎全都倒在了自家門口的紅土地上。

他們是用命，給主力鋪了一條生路。

后來的歲月里，主席帶著隊伍一路向前，長征、抗戰(zhàn)、打過長江去…

隊伍越壯大，地盤越遼闊。

可那些最早在井岡山入伍的兵，那些在最艱難時給過一口熱粥的老表，大都長眠在那片大山里，或是倒在了萬里的征途上。

這就是為啥到了1955年，主席把名單翻爛了，也只瞅見一個賴春風(fēng)。

因為絕大多數(shù)井岡山籍的干部，早在天亮之前，血就已經(jīng)流干了。

聽完工作人員的解釋，主席沒再說話，沉默了許久。

他在井岡山統(tǒng)共待了兩年多，可那是最苦、最險、也是最要勁的兩年。

那里沒高樓大廈，只有茅草房和紅米飯；那里沒有現(xiàn)成的大路，只有在懸崖邊上硬闖出來的一條血路。

所謂的“革命搖籃”，不光是因為那里生出了紅軍，更是因為那里埋了無數(shù)為了讓紅軍活下去而犧牲的英魂。

唯一的少將賴春風(fēng)，不光代表他個人，更代表著那些永遠(yuǎn)停留在1929年冬天的井岡山人。

這筆賬，太沉，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