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68年年底，舟山海軍基地大院里出了樁怪事。

放在今人眼里，這事兒怎么看怎么別扭，甚至透著股荒唐勁兒。

基地黨委的一班人馬湊在一塊兒開了個閉門會。

這會議題挺燙手，既不研究怎么打仗，也不搞什么政治表態(tài)，反倒是為了琢磨——咋給自家的政委“塞錢”。

這位政委大名張逸民，那會兒可是個響當(dāng)當(dāng)?shù)慕莾骸?/p>

剛坐上舟山基地政委的位子，滿打滿算才40歲。

40歲是個什么分量？

擱在那個年頭的海軍，哪怕放眼全軍，這也算是最年輕的正軍職干部之一了，妥妥的少壯派。

按常理講，正軍級的高干，對標地方那就是省部級的大員，日子怎么著也該過得滋潤，哪能淪落到讓組織開會商量“扶貧”的份上？

更有意思的是，這事兒張逸民壓根兒被蒙在鼓里。

是基地司令員拍板，拉著黨委的一幫老戰(zhàn)友硬通過的。

分了兩次給，一回二百，總共湊了四百塊。

四百塊錢，擱那時候絕對算筆巨款。

可這筆錢落在一個正軍級干部頭上，恰恰照出了那個特殊歲月里，軍隊發(fā)工資和提干之間，裂開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不少人光盯著張逸民“少年得志”的風(fēng)光勁兒，卻沒算明白背后那筆“經(jīng)濟賬”。

要算清這筆糊涂賬，還得把日歷翻回1965年。

在那之前，解放軍領(lǐng)工資的條條框框挺明白。

1955年授銜那會兒，部隊實行薪金制，路子直來直去：按1952年評好的“軍級”領(lǐng)錢。

軍級切成九等二十一級，杠杠劃死，錢數(shù)定死。

那時候有個雷打不動的規(guī)矩：錢跟著“資歷”走，不跟肩膀上的星星和屁股底下的椅子走。

打個比方，同樣扛著中將牌子，副兵團級的中將拿回家的錢，就得比正軍級的中將厚實。

哪怕你這個正軍級中將當(dāng)了大區(qū)的一把手，只要當(dāng)初評級沒上去，工資條就比給你當(dāng)副手的副兵團級老同志短一截。

這套法子雖說死板，好歹有規(guī)矩可查。

真正把水?dāng)嚋喌?，?965年。

那年頭，部隊下了個大決心：把軍銜制給撤了，全軍上下統(tǒng)統(tǒng)實行行政級別。

本意是想打破軍地界限，讓票子那一塊兒接軌。

于是老早的“軍級”作廢，換算成行政級。

一般來說，正軍級怎么著也能對上個行政7級或8級，也就是大伙兒嘴里的“高干”。

可偏偏張逸民這點兒背，正好卡在個不上不下的“夾縫”里頭。

1965年定級前，張逸民那是官運亨通，不過主要都在職務(wù)和軍銜上見漲。

從中尉干到少校，從艇長升到大隊長（正團職）。

1963年送去海軍學(xué)院深造，1965年剛畢業(yè)，一腳踏進了改革的門檻。

畢業(yè)分配，平調(diào)去當(dāng)支隊副參謀長，是個正團職。

照著當(dāng)時的換算表格，拿他的少校牌子加上正團職一卡，行政級別給定在了15級。

15級是個啥概念？

撐死也就是團級待遇，一個月百十來塊錢。

要是這輩子就這么過，也就是個普通團級干部的日子。

壞就壞在，這之后幾年，張逸民的官帽子像是坐了火箭。

1968年，仗著海戰(zhàn)打得漂亮，加上特殊的歷史當(dāng)口，他直接被提到了舟山基地政委的高位上。

從正團蹦到正師，一眨眼又成了正軍，這跨度大得讓人把舌頭都吞下去。

可官當(dāng)大了，那本要命的“工資折子”卻紋絲沒動。

因為打1965年定完級，全軍就進了漫長的“工資冰凍期”。

任憑你職務(wù)怎么翻跟頭，行政級別就是鐵板一塊，死活不調(diào)。

這么一來，就弄出個極具時代特色的怪胎：“職務(wù)倒掛”。

當(dāng)時舟山基地常有這么一出滑稽戲：張逸民身為政委（正軍職），端坐主席臺給底下的師長、團長訓(xùn)話。

可等到發(fā)薪水那一天，臺底下不少資格老的副軍職，甚至是師職干部，領(lǐng)的錢反倒比臺上的政委還要多。

原因無他，人家老同志1965年定級起點高。

而張逸民官是做大了，級別卻死死釘在“行政15級”上動彈不得。

這哪光是面子掛不住，連鍋都快揭不開了。

有人可能犯嘀咕：六十年代一百多塊不算少，咋就能窮到要救濟？

這就得說說那時候高級干部的另一種“隱形賬單”。

坐到了正軍級這把交椅，迎來送往是家常便飯。

上級來視察，友鄰部隊來串門，照那會兒的風(fēng)氣和規(guī)矩，好些時候吃飯得干部自個兒掏腰包。

出門開會、出任務(wù)，雖說能報銷，總有不少超標的或者零碎開銷報不了賬。

再加上張逸民家里孩子一堆，這一百多塊的“團級碎銀子”，既要撐起“軍級首長”的場面，又要填飽一家人的肚子，確實是拆東墻補西墻，難以為繼。

這本難念的經(jīng)，張逸民自個兒吞進肚里，可基地黨委的一班戰(zhàn)友眼明心亮，心里跟明鏡似的。

于是乎，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司令員帶頭開會，給自家政委批“救濟金”。

這在解放軍的歷史簿上，絕對屬于聞所未聞的“騷操作”。

這一步棋其實走得挺險。

擱那個政治神經(jīng)緊繃的年月，給領(lǐng)導(dǎo)塞錢，分分鐘能扣上個“搞特殊”或者“經(jīng)濟不清白”的大帽子。

事實上，后來還真有人把狀告到了東海艦隊。

但這回，艦隊首長的反應(yīng)挺耐人尋味。

沒搞追查，也沒下處分，反倒是選擇了“大事化小”。

為何？

哪怕是首長，心里也有一桿秤。

他們門兒清，張逸民這窘境不是因為他大手大腳，純粹是制度給坑的。

像他這種“升官不升級”的倒霉蛋，當(dāng)時絕不是獨一份，而是一大幫人的通病。

好些年輕干部60年代后期頂?shù)搅祟I(lǐng)導(dǎo)崗，干著軍長、師長的重活，兜里揣的卻是營長、團長的散碎銀兩。

這種“位高錢少”的怪圈，硬是挺了老長一段時間。

直到1982年，僵局才算被打破。

那時候當(dāng)副總參謀長的張震，眼光毒辣，一眼瞅出了這事兒對部隊建設(shè)的長遠禍害。

你想啊，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將軍，回家還得為了買菜錢扣扣索索，這兵還怎么帶？

所以，在80年代初那輪薪金大調(diào)整里，終于不再“只認行政級死理”，而是把軍齡、職務(wù)這些硬指標都算進了系數(shù)。

這一調(diào)，對好些人來說，可能也就漲個幾塊、幾十塊。

但在那會兒的物價底下，這幾十塊錢的漲幅，往往意味著日子能從苦熬變成寬裕。

更要緊的是，這是制度頭一回承認了“職務(wù)”到底值多少錢。

如今回頭再看張逸民這段往事，那四百塊救濟款，說白了就是組織在制度板結(jié)的時候，硬著頭皮打的一個“補丁”。

它既露出了那個年代管理機制上的粗糙底子，也留下了這么一絲人情味兒——在冷冰冰的行政級別之外，戰(zhàn)友們終究還是看得見現(xiàn)實的冷暖。

那個歲月的干部，不少人就是這么著，在“高位”和“清貧”的巨大落差里，默默扛過了十幾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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