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注定會被寫進日本政治史。根據開票結果，日本自民黨單獨獲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自民黨與維新會合計超過75%。這已經不是“過半”，也不是“穩(wěn)定多數”，而是一舉跨過了修憲所需的門檻。在戰(zhàn)后日本政治史中，這樣干脆、這樣徹底的勝利極為罕見，甚至可以說前所未有。

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天的意義并不只是“高市賭贏了”，而是日本政治從這一刻開始，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

如果我們把時間軸往回拉，日本過去幾十年的政治狀態(tài)其實非常固定。首相更迭頻繁，政權壽命短，政策延續(xù)性差。派閥斗爭、丑聞、媒體輿論、支持率波動，這些都是表層原因，但更深層的，是美國人為日本量身打造的戰(zhàn)后體制對日本政治動作的長期約束。

這套體制不僅僅是憲法第九條，而是一整套制度與心理結構的組合。戰(zhàn)敗國身份帶來的外部約束，日美安保把安全風險外包出去，國內政治把“穩(wěn)定”放在壓倒性優(yōu)先級之上，官僚體系與利益集團習慣用時間來化解矛盾。日本社會也逐漸適應了這種低速運行……

在這種結構下，日本的選舉更像是在選擇一種節(jié)奏，而不是選擇一個方向。誰上臺并不是最關鍵的，它的政策走向大抵是穩(wěn)定的。首相短命反而像一種安全閥：派系互相牽制，任何想做大動作的人都很難持續(xù)，想把一條路線推到底的人幾乎不可能。整體看上去溫和，也是被結構長期“磨”出來的溫和。

而這一次，戰(zhàn)后體制中那個長期存在的“安全閥”，正在被松開。

席位占比超過三分之二，左翼與傳統(tǒng)中道勢力在國會結構中被極度壓縮，已經很難再形成真正的制衡。過去那種靠派系博弈、議會牽制、首相頻繁更替來阻止國家方向性突變的機制，正在失效。

有人把這場勝利解釋為高士個人魅力的全面爆發(fā)，也有日本人興奮地稱之為“日本第二次明治維新”。這些說法聽起來很熱血，但反而遮住了更冷靜的現(xiàn)實。

真正的原因并不復雜：高市的對手太弱了。

反對陣營這些年的最大問題，不在立場，而在“講不出解決方案”。物價上漲、工資長期停滯、社保負擔加重、少子化、地方衰退，這些問題日本社會早已感同身受，但反對黨給出來的，多半是姿態(tài)、口號和內部路線之爭，很少有一條能讓選民覺得“至少能執(zhí)行、至少能落地”的路線圖。

選民并不一定對現(xiàn)狀滿意，但更不敢把方向盤交給一個連路線圖都講不清的團隊。于是選舉邏輯悄然發(fā)生變化，從“選更好”變成了“別更糟”。在這種結構下，執(zhí)政黨贏得順理成章，勝利幅度也就被不斷放大。

問題在于世間里有一條非?，F(xiàn)實的規(guī)律：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掣肘變少，政治人物是有條件兌現(xiàn)競選時承諾過的“方向感”。而這一次，自民黨選舉的“方向感”的重心，并不在工資，也不在日常民生，而在強調國家安全與國家敘事。

這就繞回戰(zhàn)后體制中一個長期被忽略、卻極其關鍵的部分：日本必須把自己包裝成一個“文明國家”。這并不是虛偽，而是一種戰(zhàn)后生存策略。戰(zhàn)敗國在國際社會沒有太多資格高聲說教，國內也不太方便公開釋放排外情緒。即便存在不滿，往往也只能憋在心里，或者用“規(guī)則”“秩序”“合規(guī)”這些更體面的詞來表達，而不能直接指向某個群體。

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這層自我約束正在松動，而且很多日本人也表示已經受夠了。選舉把“擺脫戰(zhàn)后體制”的說法推到了臺面上，日本社會開始重新排序風險。過去很多人覺得風險來自改變，如今越來越多人覺得風險來自不改。

于是，最先發(fā)生變化的，并不是法律條文，也不是政策文件，而是日本的“空氣”，日本網絡上原本就存在的排外言論，開始變得理直氣壯。

過去還需要繞著經濟或治安問題說兩句，話說到一半還要補一句“我這不是歧視”，現(xiàn)在這種“政治正確”正在消失。更多人直接把判斷抬到價值層面，說成“這本來就是常識”“只是終于敢講出來”。

媒體算法并不關心對錯，只偏愛沖突。于是這些言論被不斷推送、轉發(fā)、剪輯，逐漸制造出一種“好像大家都這么想”的社會同調……

媒體很快會跟上，一次糾紛、一段偷拍視頻、一條犯罪新聞，只要反復強調國籍標簽，個案就會被拉伸成趨勢，趨勢再被包裝成風險。次數多了，社會的默認印象會悄然改變。沒有人公開宣布什么，但很多人心里會多一句話：還是小心一點。

這種變化很快就會從屏幕里溢出來，落到現(xiàn)實生活的細節(jié)上。

你會發(fā)現(xiàn)餐館的服務態(tài)度不友好了，去辦事要求的材料更多了，銀行開戶更難了，房東也不愿意租房給外國人了，學校和社區(qū)也會變得更敏感，對外國人孩子的行為更容易貼標簽……

政策層面雖然不會出現(xiàn)戲劇性的翻臉，而是以一種更曖昧的“日式冷處理”。每一項單看都合理，但疊加起來，會明顯感覺空間在收縮，這些事情單獨看都不構成事件，但一件一件疊加起來，會讓在日中國人清楚地感覺到：慢慢被孤立。

其實講到這里，已經不用回避一個現(xiàn)實。很多時候日媒嘴上說的是“外國人”，真正被指向的，往往是中國人，還輪不上犯罪率最高的越南人，這里當然不是因為所有日本人天然仇恨中國人，而是因為在現(xiàn)實中，中國人數量多、存在感強，又恰好處在地緣政治緊張軸線上。

原本屬于經濟、治安、日常摩擦的問題，很容易被升級為“安全問題”。一旦進入安全框架，討論就不再圍繞個案，而是圍繞最壞情況展開。日本民眾的不耐煩因此顯得“合情合理”，偏見也就披上了理性的外衣。

接下來，日本一些象征性動作很可能成為加速器。高市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其中之一。外交后果并不難預測，中韓抗議幾乎是必然的，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抗議之后的連鎖反應：輿論升溫、情緒對沖、政治人物更容易站到強硬敘事里，媒體也更容易把沖突當成流量，緊張周期一旦啟動，就很難剎車進入惡性循環(huán)……

在日華人中的商人、長期從事中日貿易的人、推動民間交流的友好人士、在中國投資建廠的日資企業(yè)，都會明顯感受到雙邊環(huán)境的變化。一邊是日本國內氣氛右移，要求“立場清晰”“不要曖昧”；另一邊是中方對“對日態(tài)度”的重新審視。任何與日本相關的合作、發(fā)聲、交流，都可能被放大解讀。

而尷尬的是這些人恰恰是過去幾十年中日關系中最穩(wěn)定、也最有建設性的那一群人。他們的存在，本來建立在“政治降溫、民間維持”的邏輯之上。但當政治本身開始占據舞臺中央，民間緩沖區(qū)就會迅速變窄。原本被視為橋梁的人，很容易被重新定義為“立場不夠明確的人”。

從歷史經驗看在緊張周期里，真正被消耗的，往往不是決策者，而是那些試圖維持正常往來的人。他們沒有制定路線的權力，卻要承擔路線變化的成本。所以，說他們會成為“炮灰”，并不是情緒化的說法，而是對結構位置的冷靜判斷。

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島國，自然資源匱乏，靠外部交易吃飯，也靠戰(zhàn)后秩序換取了幾十年的低風險發(fā)展環(huán)境，岸田最近提到“島國依賴外部貿易與戰(zhàn)后秩序”，其實點中的正是這個根本問題，日本需要與各國處好關系，才能“悶聲發(fā)大財”……

如果在排外情緒推動下，主動與中國的經濟聯(lián)系硬切開，受影響的不會只是抽象的“對外關系”，而是訂單、就業(yè)、投資和地方財政，這些東西一旦斷裂，不會因為下一個政治表態(tài)而自動修復，錢也不會因為意志而自動流向普通人的口袋。

日本真正需要的，其實并不是一個“更強硬”的領導人，而是一個像安倍那樣，足夠長袖善舞、懂得收放、知道邊界在哪里的人。

安倍晉三并不是什么完人，他的問題和爭議也不少。但有一點必須承認：在他執(zhí)政的年代，日本至少還清楚一條底線——不輕易同時得罪多個大國。在國內，他懂得如何動員保守派；在國際上，他知道什么時候該示強，什么時候必須降調。中美之間、日本與周邊國家之間，他始終試圖留出回旋空間。

但是這樣的政客日本已經沒有了，以后預計也不再出現(xiàn)。所以現(xiàn)在的策略只能是在原本停滯的地基上，靠加碼國家敘事和情緒動員，短期內固然能帶來“選票”，但只要工資不漲、生活還是沒奔頭，所有被壓住的不滿遲早都會回來。

而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就連安倍都沒解決好，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個人并不看好高市早苗領導下的日本未來。

至于中國這邊的策略，講真的，對日本單靠強硬真不可行。
不是因為中國實力不夠強，而是因為對象不對、結構不對、時點也不對。

日本這個國家是一個情緒高度敏感、但行動高度制度化的國家。外部強壓只會幫助其完成內部動員，把復雜問題簡化為陣營對抗。所以真正該做的不是幫日本完成這種情緒閉環(huán)，而是降低對抗的可見度，提高分化的精度，讓日本內部的問題暴露在現(xiàn)實中。

對日本最有效的對策，往往不是“打贏它”，而是讓它慢慢發(fā)現(xiàn)：情緒，解決不了三十年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