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87年，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二世巡幸剛被征服的克里米亞半島。寵臣波將金為了取悅女皇陛下，在荒無人煙的第聶伯河沿岸，搭建起一座外觀漂亮實則空蕩的村莊。形象工程這玩意兒對統(tǒng)治者總是屢試不爽，葉卡特琳娜二世自不例外。在欣賞了武功赫赫的盛世俄國景象后，她心滿意足地打道回府了。顯然，今人在描述此事時，不會說女皇“知道”自己看到了村莊，只會說女皇“相信”自己看到了村莊。

“知道”與“相信”的不同，可謂一目了然?！跋嘈拧保ㄐ拍睿┲皇莻€人或者群體的一種心理狀態(tài)和主觀意向，而“知道”（知識）必須沖破主觀性的一己窠臼，達至所謂公共性和客觀性。葉卡特琳娜二世相信那是一座村莊，她相信就相信好了，波將金盼的就是這個結(jié)果，萬不會與她較真。葉卡特琳娜二世知道那是一座村莊，則意味著她不僅相信那是一座村莊，而且的確就是一座真正的村莊。

但是只要我們稍加思索，就會發(fā)現(xiàn)知識并不僅僅意指“真的信念”。試舉一個反例：張三被指控殺人，假定張三的確就是殺人犯，但是檢察官沒有確鑿證據(jù)證明這一點，為了將張三繩之以法，檢察官深文周納，使用偽證，讓法官和陪審團相信張三就是殺人犯。在這個構(gòu)想出來的場景里，張三作為殺人犯乃是一個事實，所以為真。法官和陪審團相信張三是一個殺人犯，因此他們擁有的是“真信念”。但是，人們通常不會因此斷定法官和陪審團知道張三是一個殺人犯，因為當我們說“知道”的時候，所知的對象不僅要是一個“真信念”，而且還必須是“經(jīng)過證明的”。

說知道與相信之間的區(qū)別主要在于有沒有經(jīng)過證明，這個觀點對“相信”稍有不公。人天生求理解，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相信。維特根斯坦說：“如果某個人相信某件事情，我們不一定總能回答‘他為什么相信這件事情’這個問題?！彼^“不一定總能回答”，意思是有時候還是可以給出一些理由來的。

我相信上帝存在，我相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會成功，我相信隔壁王家姑娘喜歡我，我相信今年我能被德國的DAAD獎學金錄取，凡此種種，多多少少都暗含一定的論證或者推理在里頭。比方說，當有人問及為什么我相信今年能被DAAD錄取，我會掰著指頭列舉出一二三種理由來：我的德語成績還不錯、我與德國某大學有合作關(guān)系、德國今年經(jīng)濟情況良好，等等。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主張哲學是神學的婢女，但同時也認為信仰要尋求理性。所以他們一邊信仰上帝，一邊試圖向非信徒提供上帝存在的各種證明，其中的一個論證是“因為荒謬，所以相信”，你看，即使看上去如此的非理性，在形式上還是要給出“因為-所以”的推理結(jié)構(gòu)。由此可見，在相信的系統(tǒng)里也會有論證的位置在，只不過對相信而言，論證的對象常常是自己。說服別人通常很難，說服自己相對較易，特別是當你有一個很強的意愿時。在這個意義上，人不僅是天生求理解，而且人天生就是一個合理化的動物。

當然，通常人們不會像為難“我知道”那樣為難“我相信”。我說我相信隔壁王家姑娘喜歡我，出于做人要厚道的原則，沒準你會鼓勵我繼續(xù)往前沖；我說我相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會成功，出于共同的美好愿望，沒準你會衷心希望我信以為真。但是，如果我說我知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會成功，或者我知道王家姑娘喜歡我，較真的人一定不會一笑了之，而是拽著我的胳膊要我給出一個有效的證明來。

二

知識就是“經(jīng)過證明的真信念”，這個觀點早在2300多年前，柏拉圖就在《泰阿泰德篇》中借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以上文葉卡特琳娜二世為例，如果她真的知道那是村莊，蘇格拉底會說，這個判斷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1）村莊是真實的。

（2）葉卡特琳娜二世相信那是村莊。

（3）葉卡特琳娜二世之相信那是村莊是經(jīng)過證明的。

這個所謂的“知識的三條件說”，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知識的經(jīng)典定義。直到1963年，36歲的美國哲學教師埃德蒙·蓋梯爾發(fā)表了《經(jīng)過論證的真信念是知識嗎》，整個情況才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說來有趣，蓋梯爾此前此后均未再發(fā)表論文，迫于學術(shù)考核的壓力，在同事的諄諄勸導下，他漫不經(jīng)心地寫下這篇只有短短三頁紙的論文，隨便發(fā)表在一家無名的南美洲西班牙語雜志上，稍后被轉(zhuǎn)譯成英文，結(jié)果一炮而紅，一舉成為20世紀最為重要的哲學文獻之一。

在這篇短小精悍、只破不立的論文中，蓋梯爾提出了兩個反例，用來質(zhì)疑知識的三條件說，它們都是經(jīng)過論證的真信念，但在直覺上人們卻不會稱之為知識。

舉一個例子。

假定史密斯有足夠強的證據(jù)證明這個命題：P1：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再假設史密斯有一個名叫布朗的朋友，此人常年做空中飛人，史密斯并不知道他的行蹤。由此，我們可以利用形式邏輯的析取式，構(gòu)建出另外三個命題：

P2：或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或布朗在波士頓。

P3：或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或布朗在巴塞羅那。

P4：或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或布朗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

了解邏輯常識的讀者都知道，只要P1為真，則不管布朗究竟身在何方，P2、P3和P4都為真。所以，如果史密斯知道P1，史密斯自然也就知道P2、P3與P4。

但是，蓋梯爾現(xiàn)在要我們假設已知另外兩個條件：第一，瓊斯其實并不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他的車一直是租的；第二，布朗碰巧正在巴塞羅那，但史密斯對此一無所知。由此一來，雖然P1、P2與P4這三個命題為假，但根據(jù)知識的三條件說，史密斯似乎仍舊擁有P3的知識，因為一、P3為真；二、史密斯相信P3；三、史密斯相信P3是經(jīng)過論證的。但是問題恰恰在于，任何人根據(jù)常識都能輕易判定史密斯并不擁有P3的知識。

蓋梯爾論文的巧妙之處在于，讀者僅用常識就可以判斷這些例子絕非知識，但是它們又能夠通過經(jīng)典的知識定義的檢驗。這充分顯示出知識三條件說存在問題——經(jīng)過證明的真信念并不必然就是知識。

三

面對蓋梯爾的挑戰(zhàn)，哲學家古德曼主張修訂經(jīng)典的“知識的三條件說”，因為它沒能清楚地界定信念的內(nèi)容與信念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

比如在上述例子中，當我們說史密斯知道P3：“或者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或者布朗在巴塞羅那”，使史密斯相信P3的證明是“瓊斯擁有一輛福特牌轎車”，但事實上真正令P3為真的證明卻是“布朗在巴塞羅那”，這與史密斯相信P3之間毫無因果聯(lián)系。古德曼認為，只要在使得P3為真的事實與史密斯之相信P3之間建立起一種因果聯(lián)系，蓋梯爾的反駁就會迎刃而解，知識的經(jīng)典定義中的漏洞也就得到了補足。如果仍舊以葉卡特琳娜二世為例，古德曼認為知識的三條件說應該補充第四個條件，即“真實的村莊是葉卡特琳娜二世相信存在村莊的原因”。

無論是柏拉圖的知識三條件說，還是古德曼的因果知識論，根本的宗旨都是為了尋找一個形式化的普遍標準，它必須包含使知識成為知識的充分必要條件。但問題在于，古德曼的“因果知識說”雖成功地避免了蓋梯爾式的反例，卻仍未能真正解決知識的普遍定義這個難題，因為即使它可成功地用來解釋經(jīng)驗知識，也仍然無法很好地解釋諸如數(shù)學、倫理學等超出經(jīng)驗范圍的知識。

以“不準濫殺無辜”這條道德律令為例，現(xiàn)代世界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說“我知道不準濫殺無辜”。如果按照古德曼的因果知識論，這似乎意味著，我們之所以擁有“不準濫殺無辜”這一道德知識，乃是因為現(xiàn)代世界的大多數(shù)人都不濫殺無辜這一經(jīng)驗性的事實。這個解釋看起來頗有些奇怪。更加合理的解釋也許是，因為我們擁有不準濫殺無辜的道德知識，所以現(xiàn)代世界的大多數(shù)人才沒有去濫殺無辜。

可問題在于，我們是如何擁有不準濫殺無辜的道德知識的？道德知識在什么意義上是經(jīng)過證明的？基督徒也許會說，這是上帝與摩西定下的十誡之一，所以具有絕對的道德約束力；康德主義者也許會說，這是人類的普遍理性所立下的道德法則；功利主義者也許會說，這是符合“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多數(shù)幸福”的功利原則。科學知識強調(diào)證明手段的可重復性和公共性，但道德知識在這一點上卻是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沖突。

對此，一個解決之道是，在道德領(lǐng)域中徹底放棄“我知道”這個說法，改用“我相信”，比如說，我相信不準濫殺無辜，我相信奴隸制是邪惡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確就把“奴隸制是邪惡的”這類判斷稱之為“深思熟慮的判斷”，認為它們雖是人們進行道德反省的一個重要起點，但僅僅是暫時的確定之點，并非客觀實在的道德事實。

不僅在道德領(lǐng)域，日常生活中我們說的很多“知道”，也都是未經(jīng)充分證明的。我知道我的心在痛，對此我給不出一個充分有效的外在證明，我也無法闡釋心痛的生理學機制，但是我的的確確知道我的心在痛。

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把“我知道”這三個字省略，直接說“這是”，這么說的原因在于我們無需強調(diào)“我知道”。與此相應的，很多時候“我知道”就像是一種語氣助詞，人們用這種語氣強調(diào)自己不會犯錯，但這既不真的意味著“我知道”后面跟的就是事實本身，也不意味著能夠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明。

普通人并不關(guān)心也不在乎知識的定義究竟是什么，人們興高采烈言之鑿鑿地使用“我知道”來下各種判斷，雖然就像葉卡特琳娜二世，很可能只是誤將“我以為知道”與“我相信”當成了“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