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冬的沈陽，松花江面冰封。解放軍某野戰(zhàn)部隊的通信車里，一份加急電報抵達前線指揮所：“空中力量建設議已上報中央，速擬人選?！泵茈娭腥齻€人的名字并排出現(xiàn)：劉亞樓、呂黎平、王弼。前兩位熟為人知，第三位卻顯得有些神秘。誰能想到，這位與毛澤東私交甚篤的“技術派”工程師，會成為新中國空軍脊梁之一。

王弼1899年8月生于江西永修，家境清貧。少時插秧放牛，十歲念私塾，十二歲輟學務農(nóng)，再復學，再輟學，命運幾番折返。1919年，他憑半工半讀考入南昌一師，遇到了思潮激蕩的“五四”風暴，才真正看清前路。對青年王弼而言，技術并非冰冷的零件，而是救國的鑰匙。

俄國十月革命的呼聲傳入江西時，他已在共青團南昌支部忙著油印傳單。1925年夏，經(jīng)趙醒儂介紹，他成了中共黨員；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兩年后，他又被派到列寧格勒空軍機械學校，埋頭發(fā)動機、氣動、金屬疲勞實驗。彼時蘇聯(lián)航空飛速突進，王弼像被投入火爐的鐵坯，一點點燒紅、鍛打。

1938年，他奉任弼時之命回國，經(jīng)新疆停留半年辦起航空教員訓練班。彼時的西北，黃沙掩映下的簡易跑道上，幾架報廢舊機被拆得七零八落，靠他帶人修整，又能騰空。此番經(jīng)歷，讓中央更確信：未來要建空軍，王弼少不了。

1940年秋，他與幾位同行抵達延安，第一時間把在蘇學習的《航?；I建綱要》擺上毛澤東案頭。深夜，窯洞里油燈昏黃，毛澤東邊抽煙邊翻看圖紙，偶然抬頭笑問：“歷史上那個王弼講玄學，你卻琢磨飛機，誰更高明？”一句玩笑，讓在場人都放松了。日后兩人閑談，毛澤東常拿三國玄學家王弼的注《老子》開玩笑，場面輕松卻也透出信任。

1941年春，軍委批準“第十八集團軍工程學?！睊炫疲蹂鋈涡ｉL兼教員。他制訂教學大綱，自己站上講臺，黑板粉筆、滿手粉塵，仍不妨礙他在課后帶學員鉆進機棚研究氣缸縫隙。那年夏天，學校并入抗大三分校，他轉而負責工程科。身份變，方向未變——先育人，再育機。

當時的延安缺一切：缺鋁材、缺機油、缺專用工具。王弼就地取材，石灰、黃土、沙礫混合壓實，硬是鋪出長兩公里、寬三十米的砂石跑道。1944年，戰(zhàn)機首次在魯藝對面起降，警報聲劃破延河夜空，延安人抬頭看見黑影掠過，歡呼聲四起。那條跑道后來保障了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起降，也成了中央對王弼刮目相看的注腳。

東北解放后，局勢突變。1946年3月1日，通化森林深處，一所以日偽留下的舊機場為基礎的“東北民主聯(lián)軍航空學校”揭牌。王弼任政委，校門口霧氣彌漫，他一襲舊棉襖迎著寒風點將：“今天起，你們是種子，到空中去播?！贝苏Z擲地，許多年輕人記了一輩子。日后抗美援朝首批參戰(zhàn)飛行員，三分之二出自該校。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距離開國大典只剩半年，中央加速推敲空軍方案。3月，軍委航空局成立，周恩來親批“要先有班子后煉兵”。局長常乾坤負責對外，王弼任政委，主抓技術體系和維修體系的搭建。短短四個月，他們列出詳盡的引進清單：米格-15、伊爾-10、雅克-18，各型零配件、雷達、地面無線電共計上千項。

7月31日下午，中南海一間小會客室內，毛澤東與劉亞樓、王弼、呂黎平促膝長談。會后小酌，毛澤東端杯笑言：“你們仨，一個管指揮，一個善飛行，一個通機械，正好湊成一架‘三合一’的飛機嘛。”眾人聞言大笑，卻也清楚肩頭之重。當天夜里，王弼伏案繪圖，修改“飛機修理所”選址方案，燈光亮到東方見白。

11月1日，人民空軍宣告成立。任命書送達時，王弼在南苑機場試車新到的拉-11教練機。風聲呼呼，試車轟鳴，被油跡染黑的他接過文件，只說了句：“得讓娃娃們早點練機?！币钅贽D入實戰(zhàn)準備，他兼任空軍工程部部長，組建部屬24個修理所，提出“先修后造，修造并舉”，為后續(xù)仿制與自主設計爭取了時間。

三年后，他晉升空軍副司令員，卻依舊常駐兵工廠。有人調侃他“副司令整天扎在機庫像個師傅”，他笑答：“飛機一旦起飛，官大沒用，螺絲松了也得掉下來?！边@樣半開玩笑的硬道理，被工人們傳成名句。

1952年，中央在重工業(yè)部內設航空工業(yè)局，王弼出任第一副局長，專盯科研。殲—5試制期間，真空爐、沖壓機樣樣短缺，他帶隊跑遍上海、沈陽、貴陽，拆舊船、拆機床，甚至把繳獲的日軍設備拆散篩選零件，“拼”出一條簡易生產(chǎn)線。1956年——新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試飛成功，王弼站在跑道邊，汗水加淚水，模糊了花鏡。

“沒有什么困難可以阻礙人們前進的，只要奮斗。”這句題詞，一直貼在他辦公室門后。實際上，這是毛澤東1945年為他新婚所寫。當年延河邊的窯洞婚禮簡單到只擺一壺小米粥，毛澤東卻專門托李祥貞帶來這行字。今后幾十年，無論局勢如何變幻，王弼總在文件末尾簽上“更生”二字，提醒自己須日日“更生”。

1960年代初，空軍技術更新受限。他提出“備份圖紙”與“逆向驗證”雙軌制，保證國產(chǎn)部件可跨型號通用。遺憾的是，那段時間的風浪將許多工程師推向邊緣，王弼也遭受沖擊。然而他依舊寫建議：要在設計口徑、金屬焊接兩處追趕世界先進。1976年3月，他抱病上書毛澤東、葉劍英，呼吁“高速度、高質量”殲擊機研發(fā)。信件措辭平實，卻行文銳利，技術細節(jié)一條不落。

1977年8月3日，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王弼安靜地合上眼睛，留給后來者兩只厚厚的工作筆記本。第一頁夾著那張已經(jīng)微黃的毛主席題詞，字跡仍清晰。空軍裝備部的年輕干部清點遺物時，反復摩挲那句“只要奮斗”。誰都明白，這條路的鋪設者已默默遠去；留下的，是中國天空此后愈發(fā)有力的轟鳴，而那聲轟鳴，每一次都在回應七十多年前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