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懷仁堂燈火通明。宴會剛開始，毛主席端起茶盞，笑瞇瞇地問在座幾位舊交：“今天的座上賓，你們誰能猜到？”程潛和章士釗面面相覷，正揣測時，門口出現(xiàn)了一位消瘦而略顯拘謹?shù)闹心耆恕褪且迅拇┲猩窖b的愛新覺羅·溥儀。主席長身而起，拉住來人的手：“這位，可是咱們昔日的‘頂頭上司’呀！”一句話，滿桌人盡釋前疑，氣氛瞬間輕松。多年后回想當夜情景，溥儀感慨：那是他真正明白“天翻地覆慨而慷”是何含義的一刻。

要把這頓飯的意義吃透，還得翻到更早的日歷。1908年11月，年僅三歲的溥儀被慈禧和醇親王載灃抱上金鑾寶座。抬眼望去，龍椅高懸，金鑾殿廣闊得讓孩子害怕，他哭鬧不止，哭聲沿著紅墻黃瓦回蕩。不到三年，辛亥槍響，六歲的他簽下退位詔書。史書對這位宣統(tǒng)皇帝的評價一向刻薄，可別忘了，那時的他還背不動書包。

退位并未立刻送來風平浪靜。1924年10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末代皇帝被趕出紫禁城。溥儀后來回憶：“三千年帝王夢，只剩一只行李包?！弊焐鲜亲猿?，心里卻仍迷茫。于是，他先躲進天津靜園，暗自謀劃東山再起。九一八后，日本人伸出橄欖枝，溥儀以為抓住了“復辟”機會，結果稀里糊涂坐上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寶座，看似風光，實則被人牽著鼻子走。連王座的朝向都得聽關東軍指揮，他想坐北朝南，對方偏讓他坐東朝西，好讓“天皇居東而令世界”。細節(jié)殘忍，尊嚴被層層剝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儀逃往通化機場途中被蘇軍逮住，接下來的四年在伯力戰(zhàn)犯收容所，他日日被拷問。有人問他為什么不自裁，他搖頭：“李煜的詞再好，也換不來一條生路，我想看看自己的結局?！?950年7月，溥儀被押解回國，送進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漫長的“再教育”從識字、勞動、政治課一點點展開。剛開始，他連自己名字都不會橫寫，看見“毛澤東”三個字也只覺陌生。轉(zhuǎn)折在一次政治學習上，他讀到《改造我們的學習》，看守問他感想，他低聲一句：“我得重新做人。”

1959年12月4日，《特赦令》公布。名單里赫然寫著“溥儀”，那天他抱著文件蹲在院子里失聲痛哭。出獄翌年，溥儀住進了北京植物園職工宿舍，一起端著鐵飯盒排隊打飯，倒也自在?？傻谝淮伟l(fā)工資只有百余元，他不敢亂花。七叔載濤送來一句提醒：“記著，是毛主席讓你活得像個人?！贝撕螅邇x逢人便說：“我這一條命，是共產(chǎn)黨給的。”

工作日侍弄花草，周末閑逛京城，走著走著就想起紫禁城。第一次站在午門外購票窗口，他愣住了，問同行的杜聿明：“我回自己的家，還用買門票？”杜聿明哈哈一笑：“制度面前，一律平等?！变邇x臉微紅，掏出兩角錢，檢票進門。腳踩金磚路，他故意放慢步子，指著太和殿廊柱說那漆面是哪一年換的，指著角樓飛檐又聊到防火規(guī)制，游客越圍越多。有人認出他，小聲議論，他竟然毫不避諱，索性當起“臨時解說”，口音又重又急，卻贏得連連喝彩。

尷尬瞬間并非沒有。一次他指圖冊糾正講解員：“那是光緒，不是我父親載灃?！睂Ψ较仁遣恍?，見他神情鄭重，再核對資料，才發(fā)現(xiàn)確有差錯。人群嘩然，講解員面紅耳赤。溥儀卻輕輕擺手：“都過去了，弄對就好。”這番氣度，與昔日滿洲國皇宮里那個易怒的傀儡判若兩人。

同年春末，毛主席把溥儀和幾位老先生請去吃飯。酒過三巡，主席突然問：“傳國玉璽還在嗎？”一句話，筷子全停了。溥儀額頭滲汗，吞吞吐吐：“在天津時被人偷去，下落不明?！敝飨瘮[擺手，從侍衛(wèi)遞來的木匣里取出一枚青銅國璽，溫聲道：“新的國家，自有新的印記?！蹦且豢蹋邇x的肩似乎輕了幾分。

生活有了轉(zhuǎn)機，還缺溫度。周總理親自牽線，為溥儀介紹協(xié)和醫(yī)院的護士李淑賢。兩人相差十九歲，卻相看兩不厭。結婚那晚，院子里支起一口舊鐵鍋，鄰居們端來小米、紅棗，一碗熱乎乎的甜粥喝得溥儀直掉淚：“這么多年，頭一次覺得有人家味兒?！?/p>

1963年“五一”剛過，小兩口又去故宮。玄武門前，游客熙攘。溥儀指著門洞：“三十九年前，我從這兒被趕出去。”李淑賢嫌他話多，拉袖子低聲提醒：“小聲點，被人認出來多難為情。”溥儀笑笑，收住話頭。繞過御花園，他讓妻子看看毓慶宮鎖著的銅環(huán)，講起當年鋸門檻學騎自行車的小插曲：“太監(jiān)在后面追我，像趕一只沒頭的鹿?！眹^者忍俊不禁，氣氛輕松。

值得一提的是，新職務也來了。同年底，他被安排到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核對清宮檔案。坐在一堆奏折里，他常常自嘲：“以前批折，現(xiàn)在抄折?！惫ぷ髦?，他埋頭修改《我的前半生》。毛主席看過初稿，批示“不要把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書稿刪刪補補，終稿在1964年交付出版社。書里保留了那句有名的自我畫像：“我是封建帝制最后一塊殘磚?！辈簧僮x者說看完惻然，也有人覺得他太自責，但沒人否認這本書供給了珍貴的一手材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驟起，溥儀身體本就羸弱，腎病雪上加霜。周總理安排北京醫(yī)院專家會診，用藥、透析，一刻不敢耽誤。沈醉去探視，病床前兩人小聲聊天。溥儀輕撫吊瓶管路，說自己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就是遇到“新生”二字。說到這里，他喘了口氣：“我要是提前十年沒想通，恐怕走不了今天這條道。”

1967年10月17日凌晨，病房燈光幽暗，監(jiān)護儀劃出最后一條平直的線。61歲的溥儀離開，身后沒有王冠、沒有龍椅，只有一柜子親手整理的檔案和厚厚的手稿。骨灰先安置在八寶山，二十八年后遷至清西陵。墓碑正面鐫著“愛新覺羅·溥儀”六字，再無帝號。有人去憑吊，看見碑側刻有他生前的話：“愿以余生求真理，補前愆。”風吹過，松濤起伏，像極了那位舊皇帝在故宮當義務講解時的輕聲絮語：“各位，這里原來是我的書房，可如今，人人都能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