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后期，商人，這個曾被打入“賤業(yè)”的群體，正以令人瞠目的方式，從錢走向堂，從市井步入官場。

明代商人的真實地位究竟如何？我們不妨來探討一下。

1.一場靜悄悄的身份轉(zhuǎn)換

明初律法十分嚴苛，等級制度十分明顯，尤其針對商人更加苛刻：

農(nóng)民許著細紗絹布，如農(nóng)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

商人，連穿細紗的資格都沒有。

但到了萬歷年間，景象卻全然不同：

商賈之家亦雕龍繡拱，玉勒金羈，埒王公矣。

商人不僅穿上了綢緞，連馬車裝飾，都敢與王公媲美。甚至，原本只有士大夫能戴的“瓦楞棕帽”，竟成了市井流行款，商人不僅戴了，而且大搖大擺。

服飾的“僭越”，無疑是封建社會地位變更的最直白的宣言，標志著社會等級觀念正在松動。

此外，婚姻觀也有很大的松動。

在《二刻拍案驚奇》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是嘉靖年間，一個浙江絲綢商蔣生，看上了漢陽鄉(xiāng)官馬少卿的千金。他自卑地說：“小生是經(jīng)商之人，不習儒業(yè)，恐玷門風?！瘪R少卿的回答，堪稱發(fā)之前未發(fā)之聲：“經(jīng)商亦是善業(yè)，不是賤流！”

這個故事背后，是全社會婚嫁觀的巨變。

當時婚娶但論門閥……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

財富，正在取代門第，成為新的婚姻籌碼。

而商人群體，更是開啟了自我認知的覺醒。

比如，徽商吳龍?zhí)镒院赖卣f“吾雖游于賈，而見海內(nèi)文士，惟以不得執(zhí)鞭為恨”，汪道昆在《太函集》中反復論證“賈何負于儒”，他們其實都是在說，商業(yè)不只是謀生手段，更是一種值得尊重的生活方式！

2.儒與商的融合

明代商人“儒化”不只是附庸風雅這么簡單，他們是動真格的。

比如，典型的一些行為。（1）藏書讀書，商人袁某“廣蓄古圖書傳記”，任光溥“雖挾貨遠游，所至必以篇簡自隨”，遇到嘉言善行就手抄成冊；（2）踐行儒道，程惟清“殯待、婚待、離、無告者待舉火”，踐行儒家的“仁”；（3）以儒經(jīng)商：張光祖“每引經(jīng)義自斷”，真正做到了“儒為商用”。

其次，士人也愿意放下身段“入商”。

科舉這座獨木橋，越來越難擠，甚至有人夸張地說，“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

于是，大批讀書人下海經(jīng)商。

一些家族，甚至開始了“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的分工智慧。

比如，汪道昆記載的方氏家族，伯兄、季弟在揚州經(jīng)營鹽炭，仲弟在家鉆研《易經(jīng)》準備科舉，“坐而應之，若合右契”；金仲翁家族，“以賈起家，以儒守之”，先通過經(jīng)商積累資本，再培養(yǎng)子孫讀書入仕。

這種策略，成了無數(shù)家庭的一種選擇。

3.商人“上位”

經(jīng)濟實力，對各方面都有碾壓的效果。數(shù)字最能說明問題：

比如，萬歷年間，徽商資本總額達3000萬兩，年利潤900萬兩（宋應星《野議》），而當時全國田賦收入僅約400萬兩；嘉靖末嚴世蕃評出的“天下首富十七家”中，商人占了七家；蘇州織工孫壁成“大富至百萬”，山西、徽州富商“積資巨萬”者，比比皆是。

當一個商人集團的財富，超過國家歲入時，社會地位的變化已是必然。

經(jīng)過學者們研究，總結(jié)明代商人進入權(quán)力體系主要有兩條路。

第一，是走科舉正途。李三才（戶部尚書）、顧憲成（東林黨領袖）等，皆出身商賈家庭，他們執(zhí)政后積極為商人發(fā)聲，反對礦監(jiān)稅使。

第二，走捐納捷徑。土木堡之變后，朝廷財政吃緊，開始公開賣官?；丈掏粜隆皯t輸粟”，獲授南昌衛(wèi)指揮僉事；吳養(yǎng)春捐銀30萬兩，“一日而得五中書”。

金錢與做朝廷之官，開始直接“兌換”。

除此之外，商人們不只是賺錢，更在積極參加地方社會的“治理”。比如，“駕橋梁、辟道路、建梵宇、備賑倉”，在鄉(xiāng)修橋筑路；一些商人，率眾抗擊盜賊，因功獲官府賞銀牌者，也是有的。

這一切，在明朝以前，是沒有這么普遍的。

4.困境

盡管商人地位提升顯著，但商人始終活在朝廷官方政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比如，“路引”制度限制行商自由，無引出行可被治罪；萬歷年間，礦監(jiān)稅使四出搜刮，臨清、沙市等商業(yè)城市“日趨衰落，許多商人傾家蕩產(chǎn)”。

除此之外，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許多商人內(nèi)心，還是充滿矛盾的，“功名身外物也，奈何以外物輕身命，墮先業(yè)乎？”“余家世力田服賈……詎能必顯貴邪？”這些疑問，都是他們想不明白的地方，也是轉(zhuǎn)型期的一種“撕裂”。

而最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賺了錢往哪投？

大量商業(yè)資本，最終又流向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又變回地主，經(jīng)商、投資手工業(yè)，當時又沒有顛覆性的創(chuàng)新技術(shù)或機器等物，風險大、回報慢，遠不如買地穩(wěn)妥，最終還是土地兼并。

這種資本流向，失去了資本不斷增殖的意義，難以催生真正的產(chǎn)業(yè)革命。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明末被稱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但終究也沒有發(fā)展處所謂的資本主義。

換句話說，明代商人群體的崛起，最終沒有催生出歐洲式的“第三等級”，而是形成了“紳商共治”的模式，他們又被封建帝制體系，吸納、改造，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在最重農(nóng)抑商的傳統(tǒng)中，商業(yè)文明最終也沒有“顛覆”舊世界。

參考資料：常文相《從士商融合看明代商人的社會角色》；田冰《明代商人社會地位之變化》《試論明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陳寶良《明代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及其構(gòu)成》；汪道昆《太函集》、歸有光《震川先生集》等相關明代文獻；《明史》《大明會典》等相關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