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在案情分析會上，一部分警察認為，從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個劫匪帶有明顯的西郊本地腔來判斷，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參與作案后，攜帶分得的贓物回昆山去了。

但有人對此表示反對，說如果是這樣，那么昨天晚上發(fā)生的畢宅搶劫案又該如何解釋呢？持前一觀點的刑警反駁：“也許是另外兩個劫匪把昆山那位打發(fā)回去后，另行物色了一個同伙呢”？

　而辛強卻認為，羅三兒的那個作案對象，是目前獲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條線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車，我們還是有必要循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但羅三兒根本說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樣，幾起搶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壓低帽檐、戴著大口罩的。昆山少說也有四萬人口，要在這么些人中追查一個沒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大家經(jīng)過一番議論后，漸漸集中到了一點上，那個昆山人進了北站候車室，居然要打聽從哪個檢票口上開往昆山方向的列車，說不好是一個難得來一趟上海的鄉(xiāng)下人，這種人參與紅桃大盜系列搶劫犯罪活動，說不好是一個跟班樣的小角色，是個從犯。而主犯應該是長期生活在上海市區(qū)的人，只有這樣才有那份選擇搶劫目標的準確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從容、老練、狡猾。

那個昆山那個從犯應當是上海市區(qū)的主犯邀過來參與作案的，如此看來，主犯跟昆山這個地方可能有著一份特殊關系。由于專案組懷疑過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過從事刑事偵查工作的經(jīng)歷，為此還請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國民黨警察局已被辭退的舊警察的情況。

那現(xiàn)在再查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資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發(fā)現(xiàn)解放后被辭退的舊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別是新成分局、楊樹浦分局、盧家灣分局和蓬萊區(qū)分局的。除了蓬萊區(qū)分局的那位病重之外，剩下的三個專案組決定立刻進行外圍調(diào)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時間。

　經(jīng)過一天的調(diào)查的結(jié)果是：楊樹浦分局、盧家灣分局的那兩個辭退舊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個在“春興米行”當伙計，一個在“正泰紗廠”看門，經(jīng)查均無作案時間；新成分局的那個辭退舊警察名叫袁曉墨，沒有查到其下落，連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袁曉墨，三十九歲，江蘇省昆山縣玉山鎮(zhèn)人氏，出身小攤販家庭，十六歲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廠做學徒。當袁曉墨將近三年做下來，眼看就要滿師的時候，他卻辭職不干了。老板當然不允許，你來學生意時是簽下過學藝契約的，言明不但要學三年，三年滿師后還得在老板這邊繼續(xù)干三年，稱為“學三年，幫三年”，你小子三年學徒期還沒滿就要離開，不行。如果走了后果自負。

老板有黑道背景，當下就要教訓一下袁曉墨。可是他一打聽袁曉墨現(xiàn)在的工作，卻又不得不打消了這個念頭。原來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聽”，袁曉墨偷偷去報名，巡捕房一眼就看中了，而且巡捕房還告訴袁曉墨，你只管來報到上班，老板敢動你一根汗毛，我們要他好看，就這樣，袁曉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上海淪陷后，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華捕大多數(shù)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效力，但袁曉墨沒有離開，賣力地替日本人辦案，還曾被借調(diào)到臭名昭著的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去做事，抗戰(zhàn)勝利后，袁曉墨一度失業(yè)，又經(jīng)人介紹進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當了一名刑警。

　　解放后，軍代表審查留用警察時，一看袁曉墨的簡歷，立馬將其姓名劃掉，袁曉墨于是就失業(yè)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來離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戶口也在分局的集體戶籍大本子上掛著。被辭退時，戶口當然要遷走，但袁曉墨沒有房子，于是就給了他一紙遷出證明，自己保存著，什么時候有了固定住址隨時可以遷入。這種做法，當時上海灘稱為“袋袋戶口”。

　　專案組分析了袁曉墨的情況：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當過多年便衣，對南市一帶的情況肯定非常熟悉，這對于物色作案對象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另外，解放后無業(yè)，肯定對其生活有嚴重影響，由此產(chǎn)生犯罪的念頭也是可能的。這個對象，應作為重點嫌疑目標進行調(diào)查!

　　但又怎樣找到這個袁曉墨呢？警察何守杰出認為：袁曉墨出身昆山縣玉山鎮(zhèn)，雖然說不上閉塞，但畢竟是小地方，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習慣有小地方的特色。他有一個親戚住在松江泗涇鎮(zhèn)。他當警察的時候，當?shù)厝硕颊埶燥?，最后，連鎮(zhèn)上警署的幾個警官也聞訊而至，硬要拉他去飯館喝酒。

何守杰由此猜想，袁曉墨在當舊警察時，肯定也要回鄉(xiāng)探親的，昆山那邊國民黨警察局的警察多半也會熱情招待袁曉墨。如果是這樣，昆山原國民黨警察局的舊警察中可能有人認識袁曉墨。當然，他們不大可能說得出解放后袁曉墨落腳何處，但他們有可能摸摸底，知道此人是否有親戚朋友，而被羅三兒選為作案對象的那個主兒，如果確是昆山的，那么無疑是這些親戚朋友中的一個。

　　也就是說，何守杰提出了一個偵查新方向：既然無法迅速找到袁曉墨，那就用袁曉墨這條線索去追查那個要把贓物羚羊角從上海帶到昆山去的家伙。專案組眾人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決定立刻付諸實施。

當天中午，專案組長辛強即率四名刑警登上火車趕往昆山，下車后直接去了昆山縣公安局。已經(jīng)接到通知的縣局由一位姓陸的副局長出面接洽，并由局里兩位老警察具體負責協(xié)助。

　　刑警隊的兩名留用警察都已四十多歲了，一位姓張，解放前曾多次協(xié)助中共地下黨、抗日游擊隊收集情報、運輸物資，屬于值得信任的進步人士；另一位姓蔣，是革命烈屬，其嫡親弟弟抗戰(zhàn)時是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太湖游擊隊偵察員，一次執(zhí)行任務時不幸犧牲，解放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由于其父母早已去世，所以烈屬牌子就掛在老蔣門上了。

　　老張、老蔣聽專案組說完緣由之后表示，昆山確實有一個叫袁曉墨的人，以前是住在太平橋那邊的。袁氏夫婦有一對子女，兒子就是袁曉墨，他上面有個姐姐，好像叫袁曉玉吧。袁曉墨十五六歲去上海謀生，次年他姐姐嫁給漁行橋畔的俞木匠。抗戰(zhàn)爆發(fā)前一年，袁氏夫婦坐船去鄉(xiāng)下途中，小木船被一條輪船撞翻沉沒，夫婦倆雙雙死亡。就此之后。家里就剩下袁曉墨一個人了。

袁曉墨在這種情況下就前往上海打工，后來居然成了巡捕房的“包打聽”。也成為老家人眼里的“能人”。

未完待續(xù)。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