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偉能

近年來，伴隨民航業(yè)的高速發(fā)展與新業(yè)態(tài)的不斷涌現，民航安全正面臨日益復雜的挑戰(zhàn)。從擾亂客艙秩序的“機鬧”現象，到無人機“黑飛”等新型安全隱患，公眾對飛行安全的期待不斷提升，也對行業(y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一背景下，前不久新修訂的民用航空法立足民航業(yè)快速發(fā)展與安全挑戰(zhàn)并存的現實，突出強化了民用航空活動安全保障體系，系統回應了當前民航安全有序運行所面臨的各類風險與挑戰(zhàn)。

以公眾高度關注的“機鬧”行為治理為例，近年來，擅自開啟航空器應急艙門、在機艙內尋釁滋事、散布民航安全謠言等“機鬧”事件時有發(fā)生，不僅嚴重干擾航空運輸秩序，更直接威脅飛行安全，部分極端行為已涉嫌刑事犯罪。這類問題的產生，既源于個別旅客安全意識淡薄，也暴露出原有法律制度在約束和懲戒方面的不足。針對這一治理痛點，新修訂的民用航空法構建起多層次、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制度體系，精準破解實踐中的難題：

其一，在授予機長處置權時，明確了處置措施類型和裁量空間，破解“不敢管”難題。規(guī)定機長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有權采取“包括必要的管束措施在內的合理措施”。相較于此前有權采取“必要的適當措施”的表述，新法對機長的權力授予更加具體。當航空器處于飛行過程中時，機長具有最高指揮權，必須肩負起維護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法律責任�？紤]到飛行中的航空器空間封閉、信息受限、反應時間緊迫的特殊性，面對擾亂行為機長必須及時處置，這里的“合理措施”應以當時情境下的合理判斷為標準，而非苛求事后看來完全無誤，這有助于減輕機長的履職顧慮。同時，明確機長“必要時可以請求或授權旅客提供協助”，這為快速控制擾亂行為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強化現場處置合力。

其二，對妨害民用航空運輸安全和秩序的行為作出禁止性規(guī)定，破解“不會管”難題。以往對“機鬧”行為的界定和處罰多依賴部門規(guī)章，法律位階較低，對不構成犯罪的相關行為處罰力度有限。新法采取“列舉+兜底”方式，明確了十一種禁止性行為，涵蓋擅自開啟應急艙門、破壞設施設備、違規(guī)進入駕駛艙、在駕駛艙吸煙、妨礙機組人員履行職責、強占座位、堵塞安檢通道等行為。此外，還以“法律、行政法規(guī)禁止的其他行為”進行兜底，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情況。這一系列規(guī)定為機長及機組人員依法處置提供了明確依據。同時，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也增設了“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的處罰條款，有助于形成懲戒合力，更有力地震懾和懲處違法人員。

其三，對其他人員的航空安保職責作出明確規(guī)定，破解“不能管”難題。新法增設“民用航空安全保衛(wèi)”專章，系統劃分各方主體責任。在航空器內，明確機長和機組其他人員均需履行安全保衛(wèi)職責，維護民用航空器內秩序，這為機組人員協同履職，共同處置擾亂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機場區(qū)域，明確民用機場運營人應當按照民航主管部門規(guī)定，落實安全保障措施。為強化落地執(zhí)行，交通運輸部修訂了《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規(guī)定》，與新法同步施行，這有助于進一步壓實民航生產經營單位的主體責任。

安全是民航發(fā)展的基石和前提。應當看到，針對“機鬧”現象完善法律治理只是此次民用航空法修訂中構建安全保障制度體系的一個側面。作為我國民用航空領域的基礎性法律，修訂后的民用航空法不僅在總則中鮮明確立“堅持安全第一，統籌發(fā)展和安全”這一基本原則，更將安全理念全面融入各章節(jié)，系統織密安全保障制度網絡。在具體制度上，新法從完善航空器的設計、生產等適航管理制度，到系統強化空域安全與飛行安全，再到增設安全保衛(wèi)專章，全面推動民航安全治理從“事后懲戒”向“事前預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責”的全鏈條模式升級。此外，隨著低空經濟等新業(yè)態(tài)的蓬勃發(fā)展，面對無人機“黑飛”擾航等新型風險，新法也保留了應對的制度空間。在新法正式施行前，還需進一步推進配套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范性文件與民用航空法的銜接工作，從而筑牢民航安全發(fā)展法治基石，切實守護廣大旅客平安出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院）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