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長沙。

包云升蹲在陰冷的號子里，眼珠子骨碌碌直轉，他在心里盤算著一樁買賣。

這買賣的本錢，是他肚子里藏著的一個“驚天秘密”；至于賺頭嘛，是他項上這顆人頭。

進號子的原因不光彩，強奸罪。

擱在那會兒，這罪過輕了是把牢底坐穿，重了就是直接拉出去“吃花生米”。

想活命，就剩華山一條路：立功，贖罪。

他手里正好捏著張牌——十幾年前，紅軍執(zhí)法隊六名戰(zhàn)士在湘春面館慘遭毒手。

這可是血海深仇，公安局查了多少年，愣是一點皮毛都沒摸著。

兇手是誰？

包云升心里跟明鏡似的。

但他把牙關咬得死緊，不打算吐露真話。

他心里那把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事情過去這么些年，面館早拆了，當年的伙計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兒去了，兵荒馬亂的歲月，誰還能記得誰？

于是，他憋出了個膽大包天的損招：把這頂“反革命殺人犯”的屎盆子，扣到鄰居祁寬寒頭上。

這步棋，包云升自覺走得高明：祁寬寒是個孤兒，沒靠山沒背景，平日里也就靠打打零工混口飯吃，簡直就是現成的軟柿子，隨便捏。

只要公安局信了這套鬼話，讓祁寬寒當了替死鬼，自己就能減刑回家抱老婆孩子。

這叫什么？

這就是典型的“機關算盡太聰明”。

包云升千想萬想，唯獨算漏了一茬：

坐在他對面的這幫人，為了扒出真相，那是敢把長沙城地皮都給揭三層的主兒。

接這個燙手山芋的，是專案組組長丁保國。

拿到包云升的檢舉材料，丁保國腦子里就崩出一個字：查。

照包云升的說法，那個祁寬寒住在烈士祠邊上，還在湘春面館當過跑堂。

這故事編得有鼻子有眼，邏輯也嚴絲合縫。

誰知剛邁出第一步，腳就崴了。

專案組風風火火跑了趟派出所，把戶籍底冊翻了個底朝天，結果只有四個字：查無此人。

這就有意思了。

是包云升在這兒信口開河，還是戶籍登記出了岔子？

那會兒正是“鎮(zhèn)反”最緊要的關頭，派出所忙得腳打后腦勺，漏登也不是沒可能。

丁保國沉住氣，沒急著下定論，轉頭去了轄區(qū)居委會。

那里的老大媽們最是熱心腸，但也最實在——大伙兒把腦袋搖成了撥浪鼓，誰也沒聽說過這么號人物。

案子辦到這份上，按老規(guī)矩，其實能結了：查無實據，線索斷了，舉報不實。

可丁保國偏不信這個邪。

他心里的賬是這么算的：包云升是為了保命才舉報，編個假名字忽悠警察，對他有啥好處？

一旦穿幫，那是罪加一等，死得更快。

所以，這人十有八九是存在的，只是藏得太深，變成了“黑戶”。

咋找？

丁保國琢磨了個笨法子，也是最硬核的法子。

他對弟兄們說：“包云升不是說見過祁寬寒挑水嗎？

烈士祠門口那口井，靠它喝水的住戶是有數的。

哪怕有一百家，咱們一家家去砸門，我就不信問不出來！”

這叫“笨功夫”。

干刑偵這行，往往就是這種笨功夫，最能治那些滑頭鬼。

丁保國領著人，把警服一脫，換上便衣，借口查水質，開始挨家挨戶敲門。

敲到第29家的時候，口子撕開了。

這家的男人姓金，是個鐵路工人，巧的是，他媳婦姓祁。

丁保國腦子轉得飛快，不動聲色地套了幾句近乎，老金就沒防備：沒錯，我是有個小舅子叫祁寬寒，在大西門碾米廠修機器呢。

人，撈著了。

包云升的第一步棋，看似讓他走通了。

可偏偏，隨著審訊一步步深入，專案組碰上了一件挺尷尬的事兒：

這祁寬寒確實不是個東西，但他跟紅軍被殺這事兒，八竿子打不著。

查來查去，紅軍遇害那年，祁寬寒還在別處混日子呢，第二年才去的湘春面館。

時間軸根本對不上號。

不過，這一網撒下去也沒空手。

祁寬寒雖然沒殺紅軍，卻哆哆嗦嗦交代了另一條人命：當年他和面館老板項盼霖狼狽為奸，弄死了一個進店討飯的小叫花子，搶了人家身上藏著的“黃白之物”，尸首直接填了井。

這倒是個意外收獲，破了起謀財害命的案子。

可對丁保國來說，紅軍被殺這條主線，又斷了。

面館老板項盼霖既然手上有命案，會不會順手也殺了紅軍？

審了半天，項盼霖死活不認賬。

丁保國把當年面館那六個老伙計全找來開座談會，大伙兒七嘴八舌回憶了半天，也沒嚼出個所以然來。

線索再次歸零，回到了起點。

這時候，換個普通人，估計早就泄氣了。

嫌疑人抓了，不對路；舉報人給的線索，半真半假。

這就好比走迷宮，好不容易瞅見前面有點亮光，跑過去一看，是堵墻。

可轉機這東西，往往就藏在“多嘴問一句”里頭。

座談會散了后，有個姓易的伙計——如今開了家茶葉店當老板了——給丁保國掛了個電話。

他說，回家想了宿，腦子里冒出個細節(jié)。

“出事那前后幾天，有個頭上長癩痢瘡的后生，天天晚上往面館跑。

也不怎么吃東西，就要碗光面，坐那兒干瞪眼，一坐就是一兩個鐘頭。

出事那天晚上，他沒露面。

打那以后，這人就跟蒸發(fā)了一樣。”

癩痢頭。

十五六歲。

老氣橫秋。

這幅畫像一描出來，丁保國的眼珠子立馬亮了。

話分兩頭，幾百公里外的湘潭，那邊送來了一份要命的情報。

湘潭公安逮住個國民黨軍統特務，姓黎。

這小子為了保住狗命，像倒豆子一樣吐出了一段江湖秘聞。

他說大概在1940年，聽個土匪酒后吹牛，說當年長沙紅軍被殺那案子，是寧鄉(xiāng)“白虎幫”下的手。

這幫土匪吃飽了撐的殺紅軍？

這里頭有一套黑道邏輯。

當年彭雪楓（后來新四軍響當當的師長，當時是紅三軍團的高干）下令狠狠收拾了制造“鼎豐銀樓大劫案”的土匪。

白虎幫為了報仇雪恨，謀劃著要刺殺彭雪楓。

他們花錢買通了一個叫“柏胡子”的長沙混混當眼線。

風聲傳出來，彭雪楓晚上會去湘春面館吃夜宵。

結果動手那天晚上，彭雪楓因為開會沒去成。

殺紅了眼的土匪撲了個空，為了不走空趟，索性把正在吃面的六名紅軍巡邏隊員給當了替罪羊。

這條情報，把案子的拼圖補上了一大半：動機有了，主謀有了，動刀子的也有了。

眼下的死結是：誰是那個給土匪遞點子的“眼線”？

那個叫“柏胡子”的混混，早在1940年就病死了，墳頭草都幾尺高了。

線索眼看又要斷。

可丁保國他們那股韌勁兒上來了，順藤摸瓜找到了柏胡子的前妻——鐘老太太。

鐘老太太是個實誠人，而且對前夫恨得牙癢癢（因為柏胡子當年為了娶小老婆，把她給休了）。

她不光證實了柏胡子確實給土匪送過信，還拋出了一個更炸裂的細節(jié)。

柏胡子雖然是個混混，但也怕死得難看。

他知道得罪共產黨沒好果子吃，可又不敢得罪心狠手辣的白虎幫。

這筆賬，柏胡子是這么算的：

如果不干，白虎幫分分鐘讓他消失；如果干了，共產黨以后可能會找麻煩，但那是“以后”的事。

兩害相權取其輕，他接了這單活兒。

但這老小子留了個心眼，沒自己出面去面館踩點，而是雇了個跑腿的小弟當替死鬼。

鐘老太太回憶說：“那個小弟頭上長著癩痢瘡，柏胡子喊他‘小癩痢’?！?/strong>

丁保國緊追不舍：“這小癩痢叫什么名兒？”

老太太嘴里蹦出三個字。

聽到這三個字，專案組所有人當場愣住，下巴差點掉地上。

那名字叫：包云升。

這世上的事兒，有時候就是這么荒唐。

繞了一大圈，案子又回到了原點。

那個坐在看守所里、賊喊捉賊的舉報人，正是當年那個踩點的“癩痢頭”。

為了把案子辦成鐵案，丁保國把開茶葉店的易老板請到了看守所。

隔著鐵柵欄，二十年的歲月像把殺豬刀，易老板愣是沒敢認。

丁保國干脆讓人把易老板帶進去，臉對臉地認。

更有意思的一幕發(fā)生了：易老板還沒認出包云升，包云升先認出了易老板。

那一瞬間，眼神里的驚慌失措，沒逃過丁保國的火眼金睛。

“給他剃頭！”

丁保國一聲令下。

推子推過，頭發(fā)落地，露出了頭皮上那標志性的癩痢疤痕，像是罪惡的烙印。

在鐵證面前，包云升徹底癱了，像一灘爛泥。

原來，當年的包云升只有十五六歲，為了柏胡子賞的那十塊大洋，每天晚上去面館“把風”。

他負責盯著彭雪楓來沒來，然后給土匪報信。

那天晚上，雖然彭雪楓沒露面，但他還是給土匪發(fā)了信號，導致六名紅軍戰(zhàn)士慘死刀下。

事后，他拿了錢，以為這事神不知鬼不覺，早爛在肚子里了。

這才是包云升心里真正的“如意算盤”：

他進局子后，想起了鄰居祁寬寒。

他覺得，反正知情人（柏胡子）死了，面館也沒了，自己只要一口咬死是祁寬寒干的，憑著對細節(jié)的了解，公安局肯定信。

這一招叫“移花接木”。

要是讓他蒙混過關，他就是檢舉有功的大證人，減刑出獄，逍遙法外。

但他算錯了一點：歷史是有記性的。

他以為死人閉了嘴，可活人（鐘老太太、易老板）還記著；他以為時間能沖刷罪證，但他頭頂那塊癩痢疤，卻是怎么洗都洗不掉的罪證。

后來，根據包云升的交代，專案組順藤摸瓜，把當年參與動手的四名土匪底細查了個底兒掉。

除了一人早死、一人逃去臺灣外，剩下兩個躲在老家茍延殘喘的兇手也被緝拿歸案。

1951年，包云升和那兩名土匪被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

回頭看這個案子，包云升死得一點都不冤。

本來如果他老老實實蹲大牢，也就是個強奸罪，罪不至死。

但他太想算計了，太想把別人當傻子耍了。

他把別人推向深淵的時候，其實早就站在了懸崖邊上，一只腳已經踏空了。

只是他當時光顧著算計那點減刑的甜頭，忘了算一算這背后巨大的風險成本。

這世上最賠本的買賣，往往就是自作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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