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總是隨著你提出的問題而變化的，抽象地談論方法的意義不是很大。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自己的方法論的話，那么也許可以說：我力圖將研究的對象從對象的位置上解放出來，并使之成為支撐我的思考和探索的思想源泉。這個趨向產(chǎn)生于對兩種思想史方法的不滿，一個是哲學史或觀念史的方法，一個是帶有濃厚的社會史色彩的思想史方法。前一方法可以胡適、馮友蘭和許多現(xiàn)代新儒學的研究為代表，后一個方法可以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和當代美國以社會史為取向的思想史研究為代表。我說的不滿不是簡單地否定，事實上我從上述兩個傳統(tǒng)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哲學史方法的毛病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將西方哲學的一些范疇和概念作為理解中國思想的構架，從而在比附中構成了對中國思想的扭曲；二是過于注重觀念史的連續(xù)性和范疇之間的關系，而對概念、范疇和論題的具體的歷史條件關注不夠。社會史方法高度關注思想與生產(chǎn)方式、社會政治的關系，這是它的有力之處，但這類研究也易陷入兩個困境：一是社會史方法本身是某種特定的現(xiàn)代世界觀的產(chǎn)物，從這個方法論視野中觀察到的社會變化并不能準確地揭示這些變化在它得以發(fā)生的視野中的意義；二是社會史方法在建立思想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時易于落人決定論的框架，忽略觀念作為一種構成性力量的作用。我的研究顯然受到了社會史取向的影響，比較注重思想的歷史性和社會含義，也比較注重思想轉型與社會演變之間的關系。在這個視野中，觀念的連續(xù)性是和不斷變化的意義構成密切相關的。

所謂“將研究的對象從對象的位置上解放出來，并使之成為支撐我的思考和探索的思想源泉”是對社會史方法的一種修正。社會史方法在一定的分類構架下理解歷史，它十分關注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及其相互間的互動，但這些分類本身不但構成了社會歷史分析的基本概念構架，而且也成為現(xiàn)代學科制度的基礎。在這類分類構架下，我們會討論特定時期的經(jīng)濟問題、教育問題和軍事問題，并按照這一構架的邏輯詮釋這些問題的意義。然而，這些范疇本身的確立是一個現(xiàn)代事件，我在最后一卷中就曾分析過“社會”這個范疇的產(chǎn)生過程，我也曾分析各種我們現(xiàn)在視為天然的或客觀存在的范疇逐漸形成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不假反思地將歷史和思想納人現(xiàn)代知識的框架之內，不但扭曲了歷史圖景，而且也喪失了對我們自身的視野進行反省的機會。例如，現(xiàn)代社會理論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著經(jīng)濟學定論的傾向，任何一種嚴格的社會史研究不可能忽略“經(jīng)濟”的巨大的和支配性的作用。然而，經(jīng)濟只是在19世紀政治經(jīng)濟學的框架內、在19世紀資本主義霸權取得支配地位的時代，才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義”。經(jīng)濟和有關經(jīng)濟的知識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倫理學、政治學和其他知識的前提。在早期儒學的視界內，經(jīng)濟、軍事、教育等等方面都是禮樂的有機內容，它們的“意義”必須在禮樂的范疇內才能呈現(xiàn)。無論是井田還是學校，也無論是政事還是行為的方式，如果離開禮樂的框架，我們就無法理解其歷史的“意義”。如果說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濟范疇包含了政治、法律、倫理和其他各個方面的含義，從而不能僅僅作為單一的“經(jīng)濟”來理解，那么禮樂社會的禮樂范疇也包含了政治、經(jīng)濟、律禮和倫理等各方面的含義，從而不能作為按照現(xiàn)代思想有關儀式、道德或倫理的那種特殊界定來理解。我在書中曾經(jīng)論證說：“物”的關系必須置于“理”的關系之中加以把握，例如我們不能單純地在“物”的關系中理解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及其原理，而需要將這個看似有關“物”的關系的研究視為一種倫理學；而“理”的關系則需要放置在“物”的關系中加以解釋，例如我們不能單純地把古代的禮樂當作一個倫理或道德——我這里所說的倫理或道德是在現(xiàn)代思想的范疇內被界定的——問題來看待，而需要將這個最終總是歸結為倫理實踐問題的“理”或“禮”的關系放置在“物”的關系——政治的、經(jīng)濟的、軍事的、教育的等制度性的關系——中加以解釋�！拔铩笔恰袄怼钡淖V系，而“理”也是“物”的譜系，這就是所謂“事物的秩序”及其演變。如果我們只是按照經(jīng)濟、軍事、教育等等的現(xiàn)代分類對古代文獻進行分類處理，不可能真正把握這些文獻所呈現(xiàn)的歷史含義；相反，我們對現(xiàn)代知識的理解也同樣如此，這也是知識社會學、歷史社會學、知識考古學和知識譜系學從不同方面提出的問題。我在書中將世界觀與知識的演化置于某種背景性的關系之中也正由于此——沒有這一背景，我們無法解釋任何一個事件和范疇的特定的歷史意義。

因此，當我們觀察特定歷史變化時，不能簡單地按照19—20世紀的知識視野及其分類原則來理解古代社會的歷史變化這一方法論，不僅是詮釋歷史的方法論，而且也是反思現(xiàn)代性的知識處境的方法論。在這里，能否從研究對象的視野出發(fā)詮釋這個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并不是說放棄社會史的探討，轉向單純的觀念史方法，或者完全摒棄我們的當代性，而是要求將我們的研究對象從對象的單一位置上解放出來，并使之成為一種方法論的視野，進而為觀察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及其知識狀況提供了新的角度。在第一卷有關“理與物”的討論中，我試圖從禮樂與制度的分化這一從儒學中總結出的方法論視野出發(fā)，重新詮釋天理之成立及物的轉化。在這個解釋中，均田制、兩稅法、南北關系等政治、經(jīng)濟、軍事、族群等社會歷史事件均被放置在一種特定的儒學視界中加以解釋。

汪暉：《在歷史中思考——張曦、陽敏的訪談》，《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6—4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