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北京的一處寓所門開了。

門口站著幾個從四川仁壽縣趕來的老鄉(xiāng)，手里提著土特產(chǎn)，腳底下有點發(fā)飄，畢竟他們要見的是剛當選的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楊汝岱，這可是實打?qū)嵉母眹壌箢I(lǐng)導(dǎo)。

在老百姓心里，這種級別的大官，家里不說金碧輝煌，起碼也得是紅木家具大吊燈吧？

結(jié)果門一開，幾個人全傻眼了。

屋里那叫一個寒酸，最顯眼的一套舊沙發(fā)，邊角磨得都要露棉花了，仔細一瞅，這不就是當年他在四川省委坐過的那套嗎？

居然千里迢迢運到北京接著用。

就在這幾位老鄉(xiāng)愣神的功夫，滿頭白發(fā)的楊汝岱已經(jīng)笑呵呵地把他們拉進屋，摁在那張舊沙發(fā)上。

老楊開口沒打官腔，也沒問縣里GDP多少，上來就是一句：“黑龍灘的水還夠不夠放？

今年的谷子灌漿飽不飽？”

這一問，剛才還局促不安的鄉(xiāng)親們，眼淚差點沒下來。

當官的坐什么椅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里裝著誰的飯碗。

咱們今天不報流水賬，單說楊汝岱這人身上那股子“倔勁”。

都知道官場上講究順勢而為，可楊汝岱偏偏是個愛“頂牛”的主。

這事兒得回溯到上世紀特殊時期，那時候全國都在學(xué)大寨，上面來了死命令，仁壽縣必須改種雙季稻。

理由聽著挺美：種兩季肯定比種一季收成多嘛。

那時候誰敢說個不字？

那就是思想有問題，帽子能不能戴穩(wěn)都兩說。

可楊汝岱不干。

他在田坎上蹲了幾天，抓起一把紅土在手里搓。

仁壽這地方他太熟了，無霜期短，天干地薄，硬要搞雙季稻，那就是跟老天爺對著干。

面對上面派來施壓的工作組，楊汝岱拋出了那個著名的“算術(shù)題”。

他對人家說：“你們那是三三見九，我這是二五一十?！?/p>

這賬是怎么算的呢？

硬種兩季，每季產(chǎn)量也就三四百斤，兩季加起來不到九百斤，還把人累得半死；如果踏踏實實搞稻麥輪作，把這一季種透了，一季就能打五百斤，加上小麥，總產(chǎn)肯定過千。

為了這事，楊汝岱頂著雷，甚至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做好了回家種紅薯的準備。

結(jié)果那一年秋收，仁壽縣糧食產(chǎn)量不降反升，幾十萬人的肚子保住了。

這波操作，簡直就是拿自己的前程去賭老百姓的口糧。

這膽量是哪來的？

不是書本里教的，是泥坑里摔出來的。

剛才我查了一下他的早年經(jīng)歷，真挺心酸的。

楊汝岱小時候家里窮，母親納一雙布鞋不容易，為了省鞋，他從小就是光腳走路，那腳板底磨得跟老樹皮一樣厚。

最讓他記一輩子的事，是有回暴雨天走山路，腳下一滑摔進了泥坑。

正常人摔倒肯定先護疼的地方，他不是，他死死護著懷里那本借來的課本，任由膝蓋在石頭上磕得血肉模糊。

那天他在泥水里嚎啕大哭，那一刻他就明白了一個死理：這世道，老百姓想過好日子，太難了。

所以后來他當了縣委書記，看見農(nóng)民受苦，他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覺得自己身上也在疼。

說到楊汝岱，怎么也繞不開“黑龍灘水庫”。

現(xiàn)在你去那是旅游，但在一九七零年，那是玩命。

仁壽縣十年九旱，楊汝岱發(fā)誓要修個水庫把龍鎖住。

那時候哪有什么盾構(gòu)機、挖掘機啊，全靠肩膀挑、鐵錘砸。

作為縣委書記，楊汝岱沒在指揮部待著，他穿了雙草鞋，卷起褲腿就下了工地。

有個細節(jié)特感人。

當時工地上幾萬人，很多民工根本不認識他。

就看見個皮膚黝黑的中年人，穿著草鞋，抬石頭比誰都猛。

有一次路滑，他膝蓋重重磕在石頭上，血把草鞋都染紅了。

他也不嬌氣，隨手在路邊抓把草藥，嚼碎了往傷口上一糊，爬起來接著干。

直到后來開大會，大家才發(fā)現(xiàn)臺上坐著的那個書記，就是昨天跟自己一起抬石頭的“草鞋漢子”。

從那以后，“草鞋書記”這名號就在四川傳開了。

這一雙草鞋，沒走出什么榮華富貴，卻踏平了通往民心的坎坷路。

一九八二年，楊汝岱接過了四川省委書記的重擔。

那時候四川雖然叫天府之國，但底子薄，只有兩億多人口，吃飯都是大問題。

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楊汝岱的眼光毒辣得很。

當別人還在爭論姓資姓社的時候，他已經(jīng)盯上了九寨溝和峨眉山。

他當時就拍板：要把這些深山老林里的風景，變成老百姓兜里的票子。

這在當時絕對是超前思維，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是不務(wù)正業(yè)。

可事實證明，這招太絕了。

同時，他在農(nóng)村搞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給農(nóng)民松綁。

他那輛吉普車，跑遍了四川的窮鄉(xiāng)僻壤。

當時有個說法，楊汝岱的政策不搞那種轟轟烈烈的面子工程，就是實打?qū)嵉摹梆B(yǎng)人”。

他在任這十年，四川農(nóng)民的日子是肉眼可見地變好了。

哪怕后來進了中央，成了國家級領(lǐng)導(dǎo)人，楊汝岱骨子里還是那個仁壽農(nóng)民的兒子。

他在北京深居簡出，唯一的“嗜好”就是下鄉(xiāng)調(diào)研。

一九九四年，為了搞清楚農(nóng)民到底咋想的，他花大半年跑了十幾個省。

回來寫了個報告，核心就一句話：想讓農(nóng)民種地，就得讓他們手里有真金白銀。

這份報告，后來直接影響了上面的農(nóng)業(yè)政策。

說起來，這人也是倔了一輩子。

退休后他徹底淡出公眾視野，不寫回憶錄，也不到處走穴。

二零一八年二月，九十二歲的楊汝岱走了。

他沒給子女留下什么萬貫家財，甚至連那套舊沙發(fā)最后都不知道去哪了。

但他給這片土地留下了一座滋養(yǎng)萬畝良田的黑龍灘，留下了四川改革開放初期最堅實的腳印。

在這個人人都想當網(wǎng)紅、都想賺快錢的時代，回頭看看楊汝岱，真覺得咱們?nèi)绷它c什么。

他這一輩子，穿過草鞋，穿過布鞋，最后雖然也穿上了皮鞋，但腳后跟始終沾著泥土。

在這個喧囂的時代，只有把腳踩進泥土里的人，才不會被風吹跑。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楊汝岱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走得安安靜靜，就像他當年穿草鞋走過的路一樣。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