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據相關人士爆料，迅雷正式起訴前ceo陳磊，指控其侵害公司利益。記者就此問詢迅雷相關員工，對方表示確有此事，目前深圳相關法院已受理。

這一則起訴，也讓五年前轟動一時的迅雷CEO貪腐案再度引起熱議——2020年4月，迅雷時任CEO陳磊突遭董事會罷免。據媒體報道，迅雷方面指出陳磊數項“罪狀”：涉嫌虛設交易環(huán)節(jié)侵占公司資產，制造虛假合同套取公司資金。

同年，迅雷向深圳市公安局就陳磊等人涉嫌職務侵占提出控告，并進入立案偵查階段。然而，為逃避調查，陳磊已于同年4月初和前迅雷高級副總裁董鱈一起出境，并利用其美國籍身份長期滯留境外，拒不配合調查，導致案件最終被撤銷。

五年過去，隨著內部調查資料曝光，更多真實的案件細節(jié)也陸續(xù)浮出水面。

三年虧10億，層層“掏空公司”

如果只看履歷，陳磊是一個完美的科技公司“CEO”人設：清華本科、美國名校碩士、谷歌微軟騰訊云高管。2014年經雷軍背書空降迅雷，每一步都踩準了技術精英的進階鼓點。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流傳于業(yè)內的“圣徒”人設。

2014年，陳磊從騰訊云離職后加入迅雷出任CTO。那幾年里，身為基督徒的他常將“我對錢沒興趣”掛在嘴邊。這些細節(jié)，成功刻畫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主義者形象，也讓他在2017年升任迅雷CEO。

上任后，陳磊頻繁出現(xiàn)于各種行業(yè)峰會當中，被媒體稱為“改變迅雷命運的男人”、“海歸精英CEO”，并一度將迅雷的股價炒至高位。然而迅雷在這樣一位“完美CEO”執(zhí)掌短短一年后，主營業(yè)務收入就開始出現(xiàn)負增長，凈虧損也逐漸惡化。

據統(tǒng)計，陳磊執(zhí)掌3年迅雷期間，迅雷總虧損近10億元，近乎虧掉了三分之一個公司。陳磊彼時力推的區(qū)塊鏈業(yè)務，正是虧損的核心來源。而讓陳磊遭到罷免的核心原因，則是涉嫌職務侵占——迅雷方面在內部調查時發(fā)現(xiàn)，陳磊在任期間借各種崗位便利“掏空公司”。

圖為迅雷前CEO陳磊

向“三無公司”轉賬近2億

據多家媒體報道，迅雷新管理層在對公司進行審計時發(fā)現(xiàn)，一家名為興融合（深圳興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的迅雷帶寬供應商，為陳磊“掏空”迅雷的核心手段。

公開資料中，興融合看似與陳磊并無關聯(lián)，但根據迅雷調查資料顯示，興融合實為陳磊通過“三層隔離” 的股權代持手段而實現(xiàn)個人控制的公司。

2019年，興融合成立時即由陳磊安排員工代持；2019—2024年，興融合股權變更至時任迅雷集團高級副總裁董鱈的閨蜜劉超（時任網心管理層）母親趙玉芹名下，但這位老人并未參與任何經營。

而董鱈也是陳磊一案的關鍵人物。多名迅雷員工表示，陳磊與董鱈盡管都屬已婚身份，但二人的關系在迅雷內部是公開的秘密，二人在迅雷任職期間甚至育有私生子。迅雷董事會曾就二人關系詢問過陳磊，陳磊“以其基督徒的聲譽”保證，二人之間沒有除同事之外的任何關系。

此后，該公司股權以1元低價多次被多次轉移，最后還引入深圳市洪恩科技公司作為名義股東，而該公司為董鱈母親和姨媽控股。

陳磊、董鱈及親信、親屬關系圖

其無任何外部營收，全部收入來自迅雷子公司網心科技的近2億元“帶寬及服務費”，定價與審批均存在重大疑點。

這些巨款的審批流程，被陳磊掌握在“利益共同體”內部：提單人是商務員工，向董鱈匯報；審批人是董鱈，終審是陳磊本人。陳磊及其董鱈讓興融合這家簽署協(xié)議時無資金、無人員、無資質的 “三無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迅雷核心供應商。

而興融合的官網、結算系統(tǒng)、APP 等核心載體均由迅雷全資子公司網心科技團隊無償維護。相當于迅雷用自身營收，全額承擔這家“影子公司”的運營成本。

甚至在陳磊被罷免前幾天，30余名迅雷核心骨干安排“被裁”，獲得公司高額賠償后當天即加入興融合，搖身一變成為這家“體外公司”員工。

前后矛盾，拒絕交還資產

而陳磊對于興融合這家“影子公司”，在媒體采訪和法律訴訟中表現(xiàn)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

在2020-2024年的多家媒體采訪中，陳磊反復強調興融合是 “網心關聯(lián)企業(yè)”，業(yè)務、人員全依附網心，表示自己是“為了公司利益設立關聯(lián)公司”，從而為高達數億元的資金轉移和人員輸送賦予合理性；

據迅雷內部人士透露，2020年5月陳磊被罷免后，仍然想通過交接為自己獲取“免死金牌”。他在工作郵件中明確將興融合列為 “網心關聯(lián)公司”，兩次催促迅雷 “接收” 該公司。由于事發(fā)突然、牽扯面較廣，迅雷方面提出對興融合盡調的要求，陳磊并未回應。該人士稱：“陳磊之所以著急表態(tài)催促交接，是想要躲避迅雷的刑事案件的追責，另外興融合的銀行賬戶已被司法凍結，興融合當時對他來說實屬累贅?！?/p>

2020年至2025年期間，陳磊在與迅雷的多個民事訴訟案件中，先向法院表態(tài)興融合是他安排為了網心的利益而設立的公司，是屬于網心的公司。后又全盤翻供，主張興融合是 “獨立公司”，與網心公司無關。 有知情人士分析，陳磊此番言外之意是：興融合賬上的錢不屬于迅雷，迅雷無權追索。

陳磊甚至在法官面前一再詭辯 “自己并非迅雷高管”，以逃避法律追責。

權力失控，情侶高管與“掏空”鏈條

據多家媒體引述迅雷內部人士，陳磊擔任迅雷CEO期間，公司核心權力高度集中在其個人及極小范圍內的高管群體中。其中，董鱈就是最核心的角色。

和陳磊一樣，董鱈也是前騰訊員工。據報道，二人雖均為已婚，但在騰訊時便已建立不正當關系。因此董鱈得以被陳磊一同帶入迅雷，從騰訊月收入2.5萬的一線員工直接擔任商務市場總監(jiān)，月收入激增至12.6萬。

然而，知情人爆料，2017年，陳磊與董鱈二人赴瑞士度假，預訂了高達萬元的“鉆石酒店”，而當時陳磊在美國的妻子對此毫不知情。這次旅行不久后，董鱈升職加薪成為迅雷集團高級副總裁，手握人事、商務市場等核心實權，通過各種異常手段獲得月收入暴漲至55萬元 ，是迅雷歷史上收入最高第一人，遠遠高于行業(yè)水平。

而在董鱈職權范圍擴大之后，其權力也迅速轉化為更為隱蔽和直接的利益輸送。迅雷內部調查發(fā)現(xiàn)，2015年10月起，陳磊直接授意財務部門，將所有個人報銷款全額打入董鱈賬戶，累計近400萬元。同年，陳磊單獨授予董鱈 “每月額外報銷” 的特權，累計超500萬。

多家媒體都曾披露過一個細節(jié)，陳磊在任職CEO期間，指使董鱈安排網心科技與第三方簽署服務協(xié)議，聘請兩位“技術專家”擔任網心科技的區(qū)塊鏈技術顧問，并支付了200余萬元顧問費。陳、董二人出境之后，這兩位60多歲的“專家”真實身份才浮出水面，他們是董鱈在黑龍江鶴崗老家的親戚，真實職業(yè)是農民。200萬元的顧問費究竟“咨詢”了什么，可能只有陳、董二人知曉。

多名迅雷員工提到，兩人將個人喜好變成公司文化，因為陳、董均為教徒，他們要求員工在年會上齊唱長達20分鐘的頌歌，“跟老板一起做禮拜，你才能被認可、升職加薪”成為公司的“潛規(guī)則”。

公司的另外一則“潛規(guī)則”是，想要獲得職業(yè)成長，要么與陳磊建立親密關系，要么站隊到“后宮”的核心小組。據員工爆料，陳磊要求其辦公室裝修需“配置Kingsize大床和洗浴間”。該員工表示，陳磊還曾為另一位女下屬用公司資金購買愛馬仕包。

據第一財經報道，陳磊被免職當晚，其前司機姚某借故邀請網心科技的部分保安吃飯，隨后借“受領導之托去公司機房辦事”為由獲取安保人員的門禁卡，在深夜進入機房拷貝數據和源代碼，期間被公司監(jiān)控系統(tǒng)發(fā)現(xiàn)，姚某隨后逃逸。知情人士稱，姚某就是董鱈的表弟。

陳磊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被“潑了臟水”。但對于為何要違規(guī)拷貝公司機密數據，以及更多陳、董二人的關聯(lián)細節(jié)，他并未公開回應。迄今，二人仍未回國配合調查。

風波何時能真正結束？

在經歷了長達數年的調整陣痛后，迅雷正逐步走出過去的陰影。

根據迅雷官方披露的財報，公司第三季度總營收為1.26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7.7%，主要來源于訂閱服務、直播及其他服務和云計算業(yè)務的提升。其中，直播及其他服務營收達4910萬美元，同比增長超過127%，云計算業(yè)務則貢獻了3660萬美元營收，同比增長約44.9%。

在這一背景下，迅雷選擇此時重啟訴訟，從公司治理邏輯看是必然之舉：既是為了通過司法途徑追回本該屬于股東的真金白銀；也是向資本市場釋放明確信號——舊賬必須算清，貪腐絕不容忍。

迅雷正逐步走出過去的陰影

陳磊執(zhí)掌迅雷時期，公司曾經歷業(yè)績最低潮。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不僅是業(yè)務方向判斷錯誤，更存在掌權者腐敗、任人唯親、轉移公司資產等內部治理問題，導致公司的資金儲備與信任被不斷透支。

迅雷為其他企業(yè)帶來最深刻的教訓，或許是職業(yè)經理人的選擇。單靠簡歷、經驗或過往業(yè)績評估一個高管的能力，往往不足以防范潛在風險。企業(yè)在挑選職業(yè)經理人時，除了業(yè)務能力，還需關注其道德標準、權力邊界意識以及對公司長期戰(zhàn)略的忠誠度。換句話說，企業(yè)必須通過嚴格的選人、監(jiān)督和激勵機制，把權力約束在制度框架內，才能讓公司避免重復歷史教訓。

并且，企業(yè)最大的經營風險有時并不來自市場，而是源于內部權力的失控。陳磊和董鱈在任期間，核心權力高度集中，導致決策缺乏監(jiān)督，濫用權力的行為得以發(fā)生。這種情況下，公司即便業(yè)務再有潛力，也可能因內部腐敗而陷入長期低迷。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高級管理人員熟悉企業(yè)內部的運作機制，又掌握相應的權力，違法行為極具迷惑性和隱蔽性，有較高的反偵查意識。比如使用抽屜協(xié)議，使用親信人員掌握要害崗位或代持皮包公司，不留書面代持協(xié)議等證據，提前對好說辭，幕后遙控，將不當套取資金行為用表面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偽裝。另一方面，如果嫌疑人外逃，將使案件難度更大，串供、毀滅證據更為容易，執(zhí)法部門的調查能力也會受限。”

由于目前陳磊及相關人員均在海外，朱巍也表示這或將影響案件最終結果。在案件調查過程中，企業(yè)需要向法院舉證看似正常的交易之下隱藏的是違法的行為，但交易真實安排的溝通，其他人員和外部企業(yè)之間的資金往來情況，僅有司法機關有權查閱，而公安機關也無域外執(zhí)法權，因此案件偵查和取證會遇到較大困難，可能導致案件被撤銷。

對于迅雷而言，過去五年是一場關于權力、貪婪與重整的殘酷洗禮。這當然不是孤例，也值得所有企業(yè)警醒。時間可以沖淡輿論，卻不應沖淡責任。只有當事實被完整還原、責任被依法厘清，這場風波才算真正結束。

朱巍表示：“面對高管貪腐這一頑疾，像迅雷這樣主動拿起法律武器，堅持追責到底的態(tài)度，對于震懾內部腐敗、挽回經濟損失，以及凈化行業(yè)生態(tài)具有深遠的積極意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