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湘江之畔，湘潭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yè)重鎮(zhèn)。自明萬歷年間筑城以來，這座沿湘江綿延七里的城池，憑借水陸樞紐之利成為云、貴、川貨物集散之地，帆檣云集、店鋪林立，贏得“小南京”的美譽。然而崇禎十七年（1644）北京陷落的噩耗，讓湘潭卷入南明抗清的烽火。

　　崇禎十七年（1644），左良玉部途經湘潭時大肆屠戮，湘潭首遭殘破。此后數年間，清軍與南明軍隊在湖南反復拉鋸，湘潭因其湘中樞紐地位，成為必爭之地。順治四年（1647），清軍攻入湖南，南明督師何騰蛟與將領馬進忠等退至湘潭、湘鄉(xiāng)一帶頑強抵抗，終因兵力懸殊潰敗，湘潭一度落入清軍掌控。同年十一月，李自成余部忠貞營（李過、高一功率領，二人為李自成侄、甥）圍攻長沙，何騰蛟節(jié)制諸軍呼應，長沙至湘潭一線戰(zhàn)火連綿，城鄉(xiāng)殘破更甚。

▲忠貞營

　　順治五年（1648），江西金聲桓反正歸明，南明抗清局勢迎來轉機，湖南戰(zhàn)場展開大規(guī)模反攻。十一月初三，忠貞營主力擊敗清偏沅巡撫線縉、總兵余世忠部萬余人，成功收復湘潭 。此時的湘潭雖經戰(zhàn)亂，仍憑借殘存的城防與糧儲，成為南明聯結湘贛抗清防線的關鍵點。何騰蛟自衡州輕騎入城，與堵胤錫、忠貞營及馬進忠等部會師，制定了“堵胤錫率忠貞營東援江西，自率馬進忠等攻長沙”的戰(zhàn)略部署，一度讓南明看到收復湖南全境的希望。

▲明軍

　　順治六年（1649）正月，清軍鄭獻親王濟爾哈朗率大軍反攻湖南，連破長沙、衡陽，南明諸將不敵潰散。馬進忠部為避清軍鋒芒，棄湘潭南撤，何騰蛟身邊僅余三十名屬吏與士兵，卻拒絕撤離湘潭，選擇困守空城。正月二十一日，清軍將領李勇（原為何騰蛟舊部）率軍入城，勸降這位南明太師、定興侯，卻遭厲聲痛斥。何騰蛟絕食七日，期間吟作《絕命詩》：“天乎人世苦難留，眉鎖湘江水不流……盡瘁未能時已逝，年年鵑血染宗周”，以明不屈之志，最終從容就義，時年五十七歲。

　　永歷帝聞訊痛悼，追授其“中湘王”，謚號“文烈”。湘潭百姓感念其忠勇，在窯灣陶侃墓側為其立衣冠冢，即便歷經后世戰(zhàn)亂，這座衣冠冢仍留存至今。何騰蛟的殉國，不僅是南明在湖南抗清指揮中樞的崩塌，更讓湘中抗清力量陷入群龍無首的困境。

▲湘潭窯灣何騰蛟衣冠冢

　　何騰蛟殉國后，濟爾哈朗以“邑人多貳于圣朝”為由，實則為報復何騰蛟的抵抗及震懾湘中抗清勢力，下令對湘潭實施屠城。這場浩劫自正月二十一日開刀，至二十九日方止，其中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為集中殺戮階段，《湘潭縣志》記載：“血跡尚鮮，腥臭逼人，立身無地……”，城中幸存者不足百人，市上僅存二三十人 。屠城之后，湘潭并未擺脫厄運，尸體來不及掩埋，引發(fā)特大瘟疫，“一鄉(xiāng)傳染一鄉(xiāng)，十人病倒九人……甚至一門瘟絕，竟無人收拾”，疊加四五月湘江大水，積尸隨波漂散，慘狀無以復加。

▲《湘潭縣志》記載

　　康熙刊《湘潭縣志》記載，屠城后全縣僅存4653戶、男女20053人；至順治十一年（1654），“城廂戶不滿千”，百里之內荒無人煙，竟出現“猛虎寄穴城西頭”“虎夜入城”的景象，城西灌園戶一家十余人被猛虎吞噬，成為亂世的極端寫照。五位僧人不忍白骨暴露，歷時十余年拾撿枯骨數千石，筑墓三百余冢，在二圣寺故址立《湘燐化碧碑》銘記浩劫。

　　湘潭失陷后，南明在湖南的抗清態(tài)勢轉為分散游擊，雖無能力再收復湘潭縣城，但零星抵抗從未停歇。順治九年（1652），李定國率軍復湘，曾兵臨湘潭周邊，因戰(zhàn)略調整未作停留便撤軍，成為南明與湘潭最后的軍事關聯。此后，隨著永歷政權逐步西遷，湘潭徹底脫離南明控制，歸入清廷統(tǒng)治。

　　湘潭在康熙年間后逐漸復蘇，重獲“金湘潭”之譽。湘江依舊奔流不息，而陶公山畔的何騰蛟衣冠冢，仿佛在默默回望那段城破人亡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