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干部和群眾的交情，那都是拿命處出來的。蘭考的風沙鹽堿地里，大家記著焦裕祿，也忘不了另一個人。這個人一輩子跟這片土地綁在一起，風光過，也栽過跟頭，可蘭考的老百姓，從沒把他從心里挪出去。

他年輕的時候就參加革命，二十剛出頭就當上了縣長。蘭考的風沙、內(nèi)澇、鹽堿這三害，啃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他騎著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自行車，全縣的旮旮旯旯都跑遍了，哪里災情重，他就扎在哪兒。浮夸風刮得最兇的時候，別人都在往上報虛數(shù)，恨不得把畝產(chǎn)吹上天，他倒好，拍著大腿跟人吵，說蘭考的鹽堿地，畝產(chǎn)撐死也就百十斤，虛報產(chǎn)量就是坑老百姓。就因為這話，他被降級下放，住過草棚，干過最累的活，可就算這樣，碰見五保老人病了，他還是背著人家走二十多里山路去看病。實在走投無路了，他給周總理寫了封信，把蘭考的實情一五一十說清楚，最后總算平了反。補發(fā)的工資，他一分沒留，全捐出去救災了。

焦裕祿到蘭考赴任，第一個找的就是他。倆人蹲在油燈底下，聊了大半夜，合計出了治三害的法子。他負責實打?qū)嵉膱?zhí)行，帶著鄉(xiāng)親們挖渠排堿、種樹擋沙，手上磨出一串血泡，拿布條纏纏接著干。有時候跪在地里翻整鹽堿土，膝蓋磨得血肉模糊，他還咧著嘴笑，跟身邊人說等莊稼長起來，大家就能吃飽飯了。焦裕祿病重的時候，拉著他的手，說一定要把蘭考的事干完，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后來焦裕祿的事跡能傳遍全國，也多虧了他，一趟趟往外跑，把老焦的事兒講給更多人聽。

誰也沒料到，1979年，他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那時候正是撥亂反正的關口，不少歷史遺留的舊賬翻出來，他稀里糊涂就成了犧牲品。到底犯了啥罪，到現(xiàn)在還有爭議，可蘭考的老百姓沒人信那些罪名。在獄里，他吃著糙米飯，干著重活，心里卻總念叨著蘭考的泡桐樹長得咋樣了。省下來的那點津貼，全買了種子，托人捎回蘭考。那些年，蘭考的百姓沒忘了他，有人推著小車，有人拄著拐杖，千里迢迢去探監(jiān)，有人排了七個月的隊，就為了能見他十五分鐘。

后來他提前出獄，組織上讓他去療養(yǎng)，他擺擺手不去，說死也要死在蘭考。晚年的他沒了一官半職，還是蹬著輛舊自行車下鄉(xiāng)，幫老鄉(xiāng)看莊稼、瞧病，日子過得清湯寡水，可他自己覺得踏實。2004年他走了，靈車從鄭州往蘭考開，五十多公里的路，走了整整五個小時。數(shù)萬名百姓自發(fā)站在路邊，有人磕頭，有人哭，有人擺上清水白饃，有人舉著“張縣長走好”的牌子，哭聲能傳出去老遠。

歷史的判決，可能帶著那個時代的局限?？衫习傩盏目诒瑥膩聿粫郊?。他沒給蘭考留下啥立在地上的政績碑，卻在蘭考人心里，刻下了一道抹不掉的痕。到底啥叫真正的公道？是那張蓋著紅章的判決書，還是十萬百姓跪在路邊的真心？這事兒，值得咱們好好尋思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