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當教科書用“1644年崇禎自縊，明朝滅亡”的鐵律框定認知時，我們其實正跪在300多年前一個權(quán)臣的謊言祭壇上。多爾袞揮一揮衣袖，就抹去了南明十八年的鐵血抗爭；刀筆吏們蘸著鮮血，把侵略寫成“統(tǒng)一”，把抵抗釘成“僭越”。這不是簡單的歷史敘事篡改，而是一場文明維度的閹割——當勝利者可以隨意定義真相，當謊言成為政權(quán)合法性的背書，一個族群的記憶就成了任人揉捏的橡皮泥，而這種揉捏的惡例，竟成了后世權(quán)力玩弄歷史的教科書。

1644年的北京城頭，崇禎皇帝的一縷白綾，的確系住了大明王朝的京城氣運，但絕不是華夏法統(tǒng)的終結(jié)。當南京的六部衙門鳴鼓辦公，當弘光帝的龍旗升起在江南，當史可法的檄文傳遍江淮，上百萬明軍枕戈待旦，千萬百姓翹首以盼——這個擁有完整行政體系、富庶疆域和正統(tǒng)血脈的政權(quán)，怎么就成了多爾袞口中的“偽政權(quán)”？答案很簡單：強權(quán)即真理。八旗鐵騎的彎刀，比儒家的綱常更有話語權(quán)；多爾袞的政治話術，比歷史的真相更能蠱惑人心。

這是一套堪稱“天才”的謊言組合拳，至今仍讓人心驚。多爾袞先喊出“為明復仇”的口號，把清軍打扮成替天行道的正義之師，輕飄飄一句“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就洗白了入關奪權(quán)的狼子野心；接著反手一刀，將延續(xù)大明法統(tǒng)的南明定義為“割據(jù)勢力”，用“偽政權(quán)”的帽子剝奪其合法性；最后祭出“吊民伐罪”的大旗，把剿滅南明的血腥戰(zhàn)爭，包裝成“完成統(tǒng)一”的千秋功業(yè)。三步棋走完，歷史就被徹底改寫：1644年成了明朝滅亡的終點，南明十八年的抗爭成了無意義的叛亂，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犧牲成了“愚忠”的笑柄。

最諷刺的，是歷史的雙重標準。同樣是王朝覆滅后的流亡政權(quán)，南宋從臨安陷落至崖山海戰(zhàn)，三年時間被尊為正統(tǒng)，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被傳唱千古；而南明堅守十八年，揚州十日的血色、江陰八十一日的吶喊、李定國“兩蹶名王”的輝煌、鄭成功收復臺灣的壯志，卻被《明史》一筆勾銷，淪為清朝正史里的邊角料。這哪里是在書寫歷史？分明是勝利者在清算記憶。多爾袞和他的刀筆吏們太清楚了：毀掉一個民族的過去，就能掌控它的未來；讓人們相信謊言，比讓他們接受真相更容易。

揚州城的尸骨還沒寒透，江陰城的焦土還在冒煙，李定國的鐵騎還在西南馳騁，鄭成功的艦隊還在東海揚威——這十八年，不是什么“茍延殘喘”，而是華夏文明面對浩劫的絕地反擊。史可法的血，染紅的是大明的氣節(jié)；江陰百姓的頭顱，撐起的是民族的脊梁；李定國的戰(zhàn)刀，劈開的是異族的鐵蹄。他們守的不是一個腐朽的王朝，而是一個文明的尊嚴；他們戰(zhàn)的不是一場必敗的戰(zhàn)爭，而是一場關于真相的抗爭。可在多爾袞的謊言里，這一切都成了“不識時務”的鬧劇。

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年份，而是活著的記憶；真相從來不是勝利者的宣言，而是幸存者的證詞。當我們把明朝的滅亡時間定在1644年，我們就背叛了那些為文明殉葬的先烈；當我們把南明視為“偽政權(quán)”，我們就成了謊言的幫兇。一個不敢正視自己歷史的族群，注定沒有未來；一個沉溺于虛妄謊言的文明，注定沒有底氣。多爾袞的謊言之所以能流傳三百年，不是因為它有多高明，而是因為我們習慣了被灌輸，習慣了在勝利者的敘事里隨波逐流。

刀筆可以篡改春秋，卻抹不去血寫的真相；強權(quán)可以定義歷史，卻壓不住人心的追問。南明十八年的悲壯絕響，不是一段應該被遺忘的歷史，而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了勝利者的虛偽，照出了刀筆吏的奸佞，更照出了一個族群最該警惕的陷阱：當謊言橫行，自信便蕩然無存；當記憶被閹割，文明便會陷入死鎖。

今天我們重提這段被掩蓋的歷史，不是為了煽動仇恨，而是為了找回真相。因為只有面對事實，正視自身的弱點，一個族群才能真正崛起；只有戳破謊言，掙脫洗腦的枷鎖，一個文明才能真正強大。虛妄之地，建不起強國；謊言之上，撐不起文明。這，就是南明十八年留給我們的，最沉重也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