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的那個五月，長安城里的空氣簡直沒法聞。

不是因為熱，而是因為那股子揮之不去的焦糊味。

權傾朝野的董卓被點了天燈，那一身肥油流得滿地都是，燒了好幾天都沒熄。

這時候的司徒王允，站在未央宮高高的臺階上，手里攥著漢獻帝這張“超級飯票”，感覺自己簡直就是天選之子。

在他看來，除掉董卓這個國賊，大漢王朝的那些爛攤子馬上就能收拾利索。

可是，誰能想到呢？

這位剛剛拯救了帝國的“救世主”，在短短六十天后就會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更沒人能預料到，真正把東漢最后一絲元氣埋進土里的，根本不是那個殘暴的董卓，恰恰是王允那個看似正義凜然、實則腦子缺根弦的決定——“不赦”。

說實話，這事兒吧，越復盤越覺得離譜。

當那封“拒絕赦免”的詔書送到陜地的時候，李傕和郭汜這兩個董卓的老部下，其實早就嚇破膽了。

他們把細軟都收拾好了，甚至連跑路的路線都規(guī)劃得明明白白。

按照江湖規(guī)矩，樹倒猢猻散，老大都被點了天燈，底下的小弟們誰還有心思報仇？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保住項上人頭。

此時的西涼軍團，就像是一群沒了頭狼的哈士奇，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有人提議地解散部隊，各回各家，回涼山放羊去算了。

畢竟大家出來混是為了求財，誰愿意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玩命啊？

但歷史沒有如果，王允那個“道德潔癖”發(fā)作了。

這老頭覺得一年之內不能搞兩次大赦，尤其是對這群“助紂為虐”的涼州人，必須得清算。

這消息一傳到李傕、郭汜耳朵里，無異于晴天霹靂。

本來只想求條生路，現(xiàn)在朝廷是逼著大家走絕路。

這就像現(xiàn)在的公司裁員，不給賠償金就算了，還要把員工送進去踩縫紉機，這誰受得了？

就在這群武夫準備各自逃命的絕望時刻，那個被稱為“毒士”的賈詡站了出來。

這哥們絕對是個狠角色，他冷冷地拋出了一句足以改變三國走向的話。

意思很簡單：你們現(xiàn)在扔了軍隊單跑，一個小小的亭長哪怕帶兩個民兵就能把你們綁了送官領賞。

既然橫豎是個死，不如玩把大的，殺回長安去。

贏了，那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輸了，那時候再跑也不遲。

這句話瞬間點燃了賭徒們的瘋狂基因。

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既然朝廷不給活路，那就自己殺出一條血路。

李傕和郭汜一咬牙，決定“單車變摩托”。

但說實話，他們心里也虛得不行。

畢竟長安城里還有那個號稱“人中呂布”的戰(zhàn)神坐鎮(zhèn)。

僅憑他們手頭這點殘兵敗將，去碰呂布的方天畫戟，那純屬是拿雞蛋碰石頭。

于是，一場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滾雪球”式行軍開始了。

這正是被后世很多人忽略的關鍵細節(jié)——這根本不是簡單的造反，而是一次西涼軍事集團的絕地大重組。

他們打出的旗號是“為太師報仇”，聽著挺感人，但真正的核心驅動力就兩個字：“恐懼”。

這股恐懼感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把原本散落在各地的西涼軍頭們全部吸附了過來。

第一個響應的是張濟。

這人在董卓手底下就是個實力派，官拜中郎將，手里攥著數(shù)千精銳。

他加入根本不是為了李傕，他是為了自己那顆腦袋。

既然王允不給活路，那就跟著李傕干一票大的。

張濟這一來，不僅帶來了兵力，更帶來了資歷和威望，讓這個草臺班子瞬間有了正規(guī)軍的氣象。

緊接著是樊稠。

這人是典型的西北猛將，打仗不要命，但腦回路比較直。

一聽到朝廷要清算涼州人，樊稠二話不說，帶著本部兵馬就匯入了洪流。

這還沒完，李蒙、王方這兩個原本駐守在長安周邊的董卓舊部，看到大勢已去，再加上對王允排外政策的恐懼，竟然在李傕大軍壓境的時候，直接選擇了倒戈，當了帶路黨。

更有意思的是楊奉。

這位老兄出身白波軍，也就是黃巾軍的余部，本來跟西涼軍那是八竿子打不著。

但在亂世之中，這就叫“投名狀”。

楊奉敏銳地嗅到了王允政權的脆弱，帶著他的江湖武裝加入了這支復仇大軍。

還有那個一直行事低調的段煨，作為董卓曾經倚重的中郎將，此時也被裹挾進了這場洪流。

就這樣，一支原本只有幾千人的逃亡隊伍，在沿途恐懼與利益的驅使下，像吸鐵石一樣瘋狂吸納各路兵馬。

等到大軍抵達長安城下時，李傕驚訝地發(fā)現(xiàn)，自己身后竟然已經是旌旗蔽日，兵力膨脹到了驚人的十余萬。

這不僅僅是數(shù)字的堆砌，這是六大猛將加上十萬亡命之徒的合力。

他們每一個人都清楚，攻不破長安，等待他們的就是滅族。

這種背水一戰(zhàn)的爆發(fā)力，是長安城里那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守軍根本無法想象的。

面對這鋪天蓋地的十萬大軍，王允手里的底牌雖然是呂布，但也獨木難支。

呂布確實勇冠三軍，在城外打了幾場勝仗，可對于擁有十萬兵源的西涼軍來說，這點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

西涼軍采取了最無賴也最有效的戰(zhàn)術——圍城。

這時候的長安城，外面是強敵壓境，里面是王允的高壓統(tǒng)治，人心早就散了。

真正的崩盤發(fā)生在圍城的第八天。

那座堅固的長安城墻并不是被攻破的，而是從內部瓦解的。

《后漢書》里那句冷冰冰的“呂布軍有叟兵內反”，道盡了王允政治上的徹底失敗。

所謂的“叟兵”，就是呂布軍中的蜀地士兵。

這群人為什么要反？

理由很簡單，他們看透了，跟著王允和呂布這條沉船沒有未來，而城外的李傕、郭汜代表著當時最純粹的暴力和生存法則。

城門大開的那一刻，呂布回頭看了一眼大勢已去的長安，帶著百余騎狼狽出逃。

臨走前，他還是講義氣的，想帶上王允一起跑。

他拒絕逃跑，選擇留在那，面對他親手制造出來的這群“野獸”。

李傕和郭汜沖進皇宮時，想必心情是復雜的。

幾個月前，他們還是準備在山溝里放羊的逃犯，現(xiàn)在卻成了把持朝政的主宰。

這劇情反轉得，連編劇都不敢這么寫。

王允最終被殺，他的頭顱被掛在長安街頭，和他痛恨的董卓一樣，成了這個時代的祭品。

這場長安之戰(zhàn)，表面上是李傕、郭汜的軍事勝利，實則是王允的政治自殺。

他硬生生把原本一盤散沙、互相猜忌的六大軍頭，逼成了一個緊握的鐵拳。

十萬大軍攻破長安，不僅宣告了王允“士大夫理想國”的破滅，更開啟了一個比董卓時代更加混亂、更加無序的軍閥混戰(zhàn)時代。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往往不是因為手中的牌太差，而是因為握牌的人，太把自己當回事了。

參考資料：

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

陳壽，《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中華書局，1982年。

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二》，中華書局，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