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持續(xù)46年的思想遠征，

一曲法學游子的心靈歸歌。

1979年的秋天，當18歲的季衛(wèi)東拎著行囊走進北大法律系529宿舍時，他或許不會想到，這個被稱為"絕密專業(yè)"的錄取通知，不僅開啟了一位少年的法學啟蒙，更埋下了一顆將在數十年后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思想種子。從江西文科狀元到京都大學32年來首位課程博士，從神戶大學終身正教授到上海交大法學院院長，季衛(wèi)東的學術人生，始終在"出走"與"回歸"之間書寫著一名中國法學家的精神史。

未名湖畔：挑戰(zhàn)權威的青春鋒芒

北大法律系的1979級，承載著特殊的時代重量。男生們擠在30多人的大房間里，錄取通知書上"絕密專業(yè)"的字樣尚未褪去。但對熱衷哲學思辨的季衛(wèi)東而言，真正具有"解密"意義的，是那些在課堂上悄然裂變的思想時刻。

沈宗靈先生講授的法理學，張國華先生主講的西方法律哲學，龔祥瑞先生深耕的比較憲法與行政法——這些老先生的課程如同鑰匙，為少年打開了通往法教義學之外的遼闊世界。1981年5月，在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的講臺上，季衛(wèi)東宣讀了他的論文《關于法的一般定義的芻議——維辛斯基法律定義質疑》。這篇挑戰(zhàn)當時法學界權威命題的"芻議"，在校慶成果展覽中留下了發(fā)言照片，更在老師與研究生間引發(fā)傳閱。沈宗靈欣賞其反思主觀意志論的鋒芒，卻建議"從更小的題目切入"；趙震江則鼓勵他投稿《法學研究》，雖未成功，卻護佑了青年學者最寶貴的勇氣。

這次"失敗"的投稿，恰恰成為季衛(wèi)東學術定向的轉折點。既然已經向權威命題發(fā)問，他便順理成章地追問法的根基究竟何在？1982年，他撰寫《論法律與規(guī)律的關系》，主張法律必須符合客觀規(guī)律才能獲得社會承認。在法學界熱烈討論人治與法治、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的年代，這篇文章直指教條主義的突破口——法律社會學。齊海濱學長特意安排其在《北京大學?？贩謨纱芜B載，讓相關論述得以在學術期刊的壁壘之外流傳。為夯實這一論點，季衛(wèi)東跨系選修社會學課程，通過圖書館追蹤系統(tǒng)論、控制論、信息論與計量法律學的前沿，摘錄的卡片堆積如山。

1984年，他與趙震江教授合著的論文《法律與科學技術》在《法學研究》發(fā)表，獲全國首屆法學研究優(yōu)秀論文一等獎。這個"絕密專業(yè)"的本科生，以22歲之齡站到了新中國法學研究的高峰。趙震江的知遇之恩，齊海濱的學術默契，在這一年結出了最初的果實。1986年，趙震江牽頭申報國家"七五"重點課題"法社會學"，將已在日本的季衛(wèi)東與留校的齊海濱、王晨光納入團隊。季衛(wèi)東負責理論建構與國際對接，齊海濱推進項目活動，王晨光推動國際合作——這個"鐵三角"的組合，預示著中國法社會學第一波運動的誕生。

東瀛淬煉：在保守中堅守的博士之路

1983年，那個被決定的命運降臨。教育部首批派遣歐美攻讀法學理論的留學名額，因故從改派德國、法國，最終落定日本。季衛(wèi)東不會日語，卻意外闖入了一個為比較法學與法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條件的學術國度。自明治維新起，日本對各國法制的系統(tǒng)移植與本土化調試，恰為中國法治建設提供了絕佳的參照系。

1984年10月，季衛(wèi)東與趙震江合著的論文獲全國一等獎的消息傳到日本。北海道學園大學的鈴木敬夫教授專程赴京都大學與他長談。1986年，碩士二年級的季衛(wèi)東在《法律時報》發(fā)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法律共同事務所的現狀和問題點》，以國際通用的語言、數據與分析工具描繪復活的中國律師生態(tài)，引起日本法律界廣泛關注。這篇論文的發(fā)表，標志著他的研究開始具備國際學術界的"通用語法"。

1990年3月，季衛(wèi)東從京都大學博士課程畢業(yè)，赴神戶大學法學院任副教授。三年后，他正式獲得法學課程博士學位，證書編號是第10號——這是京都大學自1897年成立以來96年間的第10位課程博士，距上一位已空缺32年。在日本法學界，博士多為退休時申請的"論文博士"，能在畢業(yè)后3年內完成發(fā)表與答辯的"課程博士"鳳毛麟角，其含金量在保守的日本學術共同體中備受尊崇。

博士論文分量幾何？1989至1992年，季衛(wèi)東在日本頂刊《民商法雜志》分三大主題各連載三次，按學界默示規(guī)則相當于連發(fā)9篇論文。加上在《神戶法學年報》《法社會學》等期刊的發(fā)表，日文論稿達11篇。更有1990年發(fā)表于美國Law and Society Review、1991年發(fā)表于德國RECHTSTHEORIE、1992年發(fā)表于德國Duncker & Humblot論文集、1993年發(fā)表于意大利Sociologia del diritto的英、意語論文——總計15篇成果，遠超博士學位要求。

然而，光環(huán)背后是嚴苛的考驗。京都大學法學院碩博連讀，碩士僅是博士的準備階段，博士學位為培養(yǎng)學者而設，教育內容偏重理論探究與知識創(chuàng)新。幾乎所有研討課都要求用日語表述英語或德語文獻的內容綜述，這對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構成嚴峻挑戰(zhàn)。季衛(wèi)東回憶："京都的名勝古跡很多，春花秋葉非常美麗，但我在那里生活5年多，出去觀光游覽的機會卻非常有限。"

1987年，他大膽接受國際法哲學與社會哲學協(xié)會（IVR）世界大會邀請，首次撰寫英語論文。抱著漢英詞典逐字翻譯的《中國法文化的蛻變與內在矛盾》，在神戶大會上與沈宗靈教授同組發(fā)言，被法哲學流派代表人物注意，后來成為神戶大學聘他的主要契機。這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經歷，讓他從此敢于在國際學界發(fā)聲。

居留與守望：在異鄉(xiāng)的學術高地

1996年，季衛(wèi)東晉升神戶大學終身正教授。在日本人看來，這已是學術生涯的完滿終點。他加入了青木昌彥、佐伯啟思、五百旗頭真等頂級專家的圈子，在六甲人工島的優(yōu)雅環(huán)境中安居樂業(yè)。然而，全家保留中國國籍，始終未入日籍，這個細節(jié)透露出，"樂不思蜀"從未成為他的選項。

"我受國家派遣出國留學，就應該以自己的學識和體驗為中國法治秩序的建構貢獻力量。"季衛(wèi)東的這種歸屬感和責任感，源自本科時期研究成果即獲全國一等獎的"知遇之恩"。在京都和神戶的20余年，他始終堅持在國內發(fā)表論文，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保持密切交流。1999年第一個法院改革五年計劃發(fā)布后，季衛(wèi)東更加重視信息技術在司法改革中的應用；2004年，他就"電腦量刑"發(fā)表評論——對科技與法律關系的持續(xù)關注，其實早在1983年《法律與科學技術》一文中就已埋下種子。

2001年中國"入世"后，法治建設成為社會共識，季衛(wèi)東提倡的"程序化"也進入來權威話語體系。2008年，上海交通大學依托廖凱原基金會捐贈籌建新型法學院，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時年47歲的季衛(wèi)東毅然辭職歸國，在中日兩國社會引起漣漪。他感謝交大直接聘其擔任院長，"提供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平臺"。

歸來與重構：新程序主義的本土實踐

2008年9月21日，季衛(wèi)東在上海交大法學院院長任上即刻推動"三三制"法學特班改革與LLM教育國際化，創(chuàng)辦《交大法學》及《亞洲法與社會雜志》。繁忙的行政工作擠壓了學術研究的時間，高血壓等癥狀出現，令他一度焦慮。但"如果要在法學教育改革或法治秩序建構方面有所貢獻，那就必須在國內，甚至還不得不承擔行政職責"。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法治理論研究尚處起步階段，季衛(wèi)東提出的"新程序主義"理論直接影響了訴訟法的修訂，推動程序公正成為司法核心價值。這一理論常被誤為"舶來品"，實則根植于中國的現實土壤。改革開放初期的雙軌制，需要協(xié)調不同利害關系，既要保護民企權益，又要防止無序競爭。在難以事先采用明確規(guī)則的格局中，程序成為法治本土化的基本路徑。

季衛(wèi)東的理論靈感來自兩個實踐場景，一是80年代農村承包責任合同糾紛。農戶因增產收益毀約，反映的正是簽訂合同程序的缺陷與契約意識不足。當糾紛涌入法院，如何兼顧法律與風俗成為訴訟程序難題；二是國有企業(yè)破產立法。主管部門責任、工人薪酬順位等復雜問題，需要進行充分的理由論證與利益表達，立法程序公開公正的重要性由此凸顯。

季衛(wèi)東的"新程序主義"受歐美程序正義論與盧曼"通過程序的正當化"命題啟發(fā)，但更強調程序與議論、關系的結合。在復雜的關系網絡中，程序作為操作裝置，通過時限、范圍、規(guī)則、要件簡化復雜性，又以兼顧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為衡量標準。這種具有顯著社會視角的程序論，是"關于現代公正程序原則的社會理論"，其"新"在于回應性與復合性。

數字時代的思想進擊：從程序到三元框架

2017年，國務院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fā)展規(guī)劃》，智慧法院建設啟動。季衛(wèi)東的學術重心轉向數字法治。這一轉向并非偶然，而是1983年《法律與科學技術》初稿時萌生的興趣在新時代的回響。

在季衛(wèi)東看來，數字化轉型有兩個基本坐標：風險社會與數字國家。流動性與不確定性加劇，全球化秩序解構；數字技術提高效率，卻也可能因算法黑箱化而無法問責。這恰是一種新的"雙軌制"——數字技術既賦能個人與法官，又可能使支配主體更強大任性。在此語境下，法治不能局限于令行禁止的實體性規(guī)制，而應更注重協(xié)調過程與公正程序，將人際互動從互惠關系轉向對等議論。

事實上，"關系-議論-程序"三元框架，貫穿季衛(wèi)東整個的學術思想歷程。早期的新程序主義強調程序公正，但程序的本質是"公正條件下的議論"，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關系看似與程序對立——關系強調特殊性，程序強調普遍性，但關系框架下縱橫交錯的互動為程序規(guī)則的嵌入提供了機會。近年民事訴訟法的實證研究已證明：社會關系越復雜，程序規(guī)則越增多。關系協(xié)調涉及的利益權衡與政策考量，正通過議論反映到程序之中。議論成為程序與關系的中介，使二者得以銜接組合。數字時代，三元框架獲得了新的科學表達。程序方面，DeepMind研究者2023年在PNAS發(fā)表實驗論文，證明羅爾斯"無知之幕"純粹程序主義對人工智能體選擇定向及人機價值對齊具有重要影響。議論方面，中科院團隊2024年在Nature旗下期刊揭示，符合程序要件的溝通在發(fā)展可信人工智能中的作用。關系方面，Anthropic 2024年底發(fā)布的模型上下文協(xié)議（MCP）打通不同AI系統(tǒng)，建立相互作用關系，形成程序耦合——這正是季衛(wèi)東在《元宇宙的秩序》中提出的"走廊式制度"在數字領域的實現。

在季衛(wèi)東看來，數據因關系性而產生價值，算法因關系性而影響環(huán)境，人工智能將社會變成分布式的關系集合。在數字國家與風險社會的雙重張力下，"信息繭房""群體極化""算法黑箱"加劇了不確定性。盧曼在《風險社會學》中指出："任何一個子系統(tǒng)都無力獨自為風險負責，只有結構耦合與透明觀察才能應對未知。"因此，季衛(wèi)東主張，必須通過充分的風險溝通建立學習型社會，通過知情同意原則與公正程序控制來轉移與分配風險。

未盡的結語

從1979年在北大宿舍中對維辛斯基命題的質疑，到2025年對人工智能治理的程序主義構想，季衛(wèi)東學術人生的一條主線清晰可見——始終在現代法治理念與本土實踐之間尋找平衡，始終在復雜社會中為確定性尋找制度羅盤。

這位法學家的出走，不是為了逃離，而是為了更好地回望；他的回歸，不是簡單的歸來，而是帶著淬煉后的思想武器，在祖國法治建設的現場繼續(xù)深耕。從挑戰(zhàn)權威到構建理論，從程序正義到數字法治，季衛(wèi)東的學術人生，是一場持續(xù)46年的思想遠征，更是一曲法學游子的心靈歸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