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12月下旬開始，柬埔寨與泰國邊境的空氣并不平靜。

摩擦反復地在這兩個中國的鄰國之間出現(xiàn)，兩國前線士兵處于高度警戒狀態(tài)，據(jù)新聞報道，邊境村莊的居民已經(jīng)開始再次收拾行李。

而當?shù)孛襟w的標題，已經(jīng)從“兩國緊張對峙”變成了“局勢會不會失控”。就在外界開始討論“局勢升級”時，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傳出——中柬泰三方，在中國云南舉行會晤，地點選在撫仙湖畔。

不是某一國家的首都，不是聯(lián)合國，也不是任何一方的主場。

在兩國政府外交場合的公開敘事交鋒中，雙方都在“克制”。其實所有人都清楚：這場對峙中，兩國誰都不想真的打。

但既然都不想打，為什么之前對峙拖這么久？

其實答案就只有一個詞：支付不起觀眾成本。

領導人一旦在公眾面前放出狠話，退一步就可能被貼上“軟弱”的標簽。

從兩國當前所面臨的局勢來看：對泰國來說，是否升級這場對峙，它的問題一直都不在“敢不敢”，而在于“值不值”。

畢竟目前泰國國內(nèi)經(jīng)濟恢復乏力，而執(zhí)政聯(lián)盟又矛盾不斷，同時2026年大選進入倒計時。如果邊境沖突升級，短期或許能刺激民族主義情緒，但一旦沖突烈度超出了泰國的掌控，那其代價必將迅速反噬國內(nèi)政治。

對柬埔寨來說，也同樣如此。洪瑪奈剛剛完成權力交接，對他而言，既不能顯得軟弱，也絕不可能把國家就這樣拖入一場長期消耗戰(zhàn)。所以，這是一場“不能輸、也不能打”的危機。

解決兩國對峙危機的關鍵是：誰先退？誰來給這個“退后”一個體面的理由？

中國此時的介入就給了他們一個新的敘事出口：這不是向對方妥協(xié)，而是響應地區(qū)和平機制。

在這場會晤中，有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小議題”被反復提及：掃雷。在柬泰邊境地帶，地雷問題已被遺留多年，在每一次邊境小規(guī)模沖突中，都可能觸發(fā)士兵誤傷事件進而引發(fā)輿論風暴。因此，中方明確提出，將協(xié)助柬埔寨推進人道主義掃雷，并支持東盟觀察團介入監(jiān)督。

這一步直接繞開了主權爭議，從“和平共贏”的愿景切入。也是從這一刻開始，沖突的關注點就已經(jīng)被悄悄改寫了：不再是“誰對誰占便宜”，而是“如何讓局勢更安全”。在這套邏輯下，雙方有了一個共同的臺階。

這也正是云南撫仙湖會晤的關鍵所在，誰有能力讓雙方坐下來還不丟面子。中國的出現(xiàn)，恰好解決了這個“困境”，彰顯作為地區(qū)大國的責任。這次會晤無論對于哪國來講，選擇參與會晤都不代表“選邊站”，或者“妥協(xié)”。

中方呢？中方在會晤中既沒有選擇對外高調(diào)指責，也沒有在輿論場上制造壓力，而是與雙方共同商議，制定清晰但克制的框架：先停火，再解決民生問題，最后談長期的安全議題。

對泰國而言，通過中國平臺達成�；穑且还P典型的政治收益賬。面對邊境選民，此前泰國政府已經(jīng)展示過一個足夠強硬地立場。面對城市中產(chǎn)，泰國政府展示了自己至關重要的外交能力和風險管控。面對國際社會，泰國政府也沒丟了東盟成員國的“穩(wěn)定器”形象。

而對洪瑪奈來說，撫仙湖會晤的意義，甚至超過邊境本身。他可以借此順利完成從“繼承者”到“掌舵者”的轉變。先在沖突階段展現(xiàn)立場，后在會晤階段推動降溫——這是一套非常清晰的政治敘事。而中方提供的掃雷、人道援助與安置支持，則幫他把“和平姿態(tài)”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成果。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國家介入地區(qū)沖突的邏輯高度相似：先站隊，再施壓，最后留下一個長期對立的結構。輿論定性走在前面，價值判斷先行，調(diào)停往往伴隨著制裁威脅、軍事存在或政治條件。

這種方式短期內(nèi)聲勢浩大，但現(xiàn)實效果卻常常是沖突凍結而非解決，對立被固化，地區(qū)被迫在外部力量之間反復擺蕩。

而中國的調(diào)停模式，恰恰走了一條相反的路。

首先，中國從不以“裁判者”自居，中國只提供平臺，不強加結論，并不預設誰對誰錯，也不把調(diào)停變成國家政治表態(tài)的舞臺。這種調(diào)停中的克制智慧，反而讓當事方更容易坐到桌前，因為沒有任何一方需要為“立場正確性”預先付出政治代價。

其次，中國調(diào)停強調(diào)先降溫、再修復、后重建，并不追求一攬子解決方案，而是遵循“以人為本”的解決方式，優(yōu)先處理那些最現(xiàn)實、最緊迫的安全與民生問題。例如掃雷、人道援助、�；鸨O(jiān)督，這些看似“低政治議題”的安排，恰恰是讓沖突能夠快速停下的關鍵。

最后，中國的方案還關注“沖突結束之后怎么辦”，而不是僅僅關注表層“調(diào)停本身看起來多正確”，不僅沒有根本性解決問題，還給當?shù)亓粝逻z留問題。不像部分西方國家，調(diào)停之后在當?shù)伛v軍，制造治理真空。

中國不留下需要長期軍事或政治托管的爛攤子，而是通過具體合作，把對立關系逐步轉化為共同治理問題。

中西這兩種治理模式的根本差異，在于誰更在意問題是否真正得到解決。

對于兩國邊境沖突而言，撫仙湖會晤或許只是一個起點，但它說明了一點：在亞洲越來越多的陸地邊境沖突中，各方真正需要的不是新的陣營劃線，而是一條能下的了臺、能快速止血、能穩(wěn)定發(fā)展道路繼續(xù)往前走的現(xiàn)實路徑。

而這，正是中國調(diào)停模式正在被更多國家認真對待的原因。

文｜李梓碩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與區(qū)域研究專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