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臘月的一場雪，讓長征隊伍在雪山腳下凍得直打哆嗦。臨時野炊時，甘祖昌拎著半袋炒面，一邊分給戰(zhàn)友，一邊嘟囔“等革命成功，我連這袋面也要記在賬上”。誰都沒想到，十九年后，他卻為“賬”而犯了嘀咕——這一次不是伙食賬，而是軍隊的級別賬。

1954年春，全國部隊普遍進行職級評定，為翌年的軍銜制鋪路。文件下達到江西軍區(qū)后，干部科加班連夜查卷宗、算年限、對戰(zhàn)功，最后給甘祖昌報了個“師級”，中央軍委批示再抬半格，成了準軍級。消息一出，部隊里掌聲一片?？筛首娌读?，他脫口而出：“這事兒得跟中央嘮嘮。”

同一時間，軍區(qū)子弟學校里也在評級。老師里意見最大的是英文教員老章，宣稱自己翻譯了《美軍后勤條例》，怎么也該高兩檔。龔全珍是教導處副主任，她一面調課，一面勸說：“級別只是工作分工，不是身價牌子?！笨捎腥嘶鼐矗骸澳惝斎缓谜f，你是甘部長的愛人。”這話如針，扎得她直皺眉。

晚上八點，宿舍燈光昏黃。甘祖昌瞧見妻子悶頭扒飯，問：“又讓那幫娃娃氣著了？”龔全珍搖頭。她抬頭發(fā)現(xiàn)丈夫的眉頭比自己更緊，追問之下才知道他在琢磨降級的事?！袄细剩阏嬉フ抑醒?？”她壓低聲音?！耙?，”甘祖昌拿起煙卷，“有功算功，有勞算勞，不能平地生個高帽子?！?/p>

說是“去找”，其實是一封六頁紙的報告。甘祖昌把自己的參軍履歷、負傷記錄、近期工作羅列得一清二楚，末尾卻寫：“本人自評連至營之間?！痹谲婇L楊得志看來，這封信可不是客氣話。楊得志批注：“此人一貫謙抑，但理由站得住腳，望慎重。”

然而軍委審閱后，批準原等級不變。電報里只一句：“革命資歷與責任并重，毋庸再議?！毕鱽?，甘祖昌苦笑：“中央連商量的余地都不給，這回真成了‘官大’。”旁人聽來像玩笑，在他卻是實打實的心結。

心結的根兒，要追到抗美援朝后那場車禍。1952年冬，他赴上海談工業(yè)設備采購，途中汽車墜橋，顱內出血，昏迷兩晝夜。醒來后醫(yī)囑靜養(yǎng)，他偏要把會議搬到病房。護士攔著，他仍堅持：“腦袋壞了還能修，耽誤建設怎么補？”那股拼勁兒贏得了后勤部上下的敬佩，也讓上級在評資歷時多添了幾筆“特別貢獻”。

不得不說，甘祖昌心里那桿秤向來偏向別人。提起軍需處老管，他常給新兵講一個故事：長征過草地時，老管把全部銀元縫進棉衣，幾乎被餓死也沒動過一枚。評級他只得了營級，從沒吭聲。甘祖昌抬手一拍桌子：“同樣是老紅軍，我咋好意思壓他一頭？”

結果談崩，級別沒降。1955年9月1日，全軍第一次授銜儀式舉行，甘祖昌領到少將軍銜。他笑著給家人拍合影，卻把勛章鎖進抽屜?；丶耶斖?，他開了個“家庭會”。他對兒女說：“別拿這套衣服當護身符，口袋里裝的是黨的信任，不是你們的通行證?！焙⒆觽凕c頭，龔全珍在旁輕聲應和。

腦震蕩后遺癥越來越重，頭痛一犯就眼前冒金星。1957年夏，他向組織遞交回鄉(xiāng)申請，再三說明：“躺在病床領工資，心里不安；回農村耕田養(yǎng)豬，或許還能頂點用?！迸暮芸炫拢瑮l件只有一條：保留工資待遇，方便就醫(yī)。甘祖昌卻在鄉(xiāng)政府登記那天，把工資全部劃給縣辦小學添置課桌。

到了家鄉(xiāng)蓮花縣琴亭村，他和龔全珍住進泥瓦房。莊稼人怕將軍受苦，送來木床，他婉拒：“睡土炕舒服?！庇腥藙袼M省城養(yǎng)病，他擺手：“城里缺崗位，我占了誰負責？”短短三年，他主持修渠、改良稻種、建起小型水電站。鄉(xiāng)親們說：“老甘是將軍，也是好把式。”

1963年春，軍區(qū)派車接他復查。他扭頭看了一眼田里的嫩綠秧苗，才上車。醫(yī)生問：“病情稍好，要不要考慮返城？”甘祖昌咧嘴一笑：“別給我升城級，也別給我升田級，準許我多干幾年農活就行。”醫(yī)生無言以對。

甘祖昌此后再沒穿過那身將軍服，只在1979年國慶閱兵邀請函寄到時取出擦了擦?？伤€是謝絕赴京，把服裝又放回箱底。同村孩子好奇：“甘爺爺，當將軍累嗎？”他摸摸孩子腦袋：“革命不分將和兵，只分做沒做。”說完提桶下田，背影與普通農人并無二致。

有人統(tǒng)計，解放軍授銜少將一千多名，回鄉(xiāng)務農者僅此一人。資料室的評語寫得干脆：“獨一無二?！钡诟首娌睦?，那個詞從來不是榮耀，他只認那袋炒面記下的“欠賬”——欠革命、欠人民，能還多少，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