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夜，55歲的黃茂才坐在昏黃的油燈下，手指在紙面上不停顫動，他已經寫了第六封申訴信。信紙被磨得起毛，爐火卻始終燒不旺，屋里冷得像冰窖。屋外傳來鄰居孩子的腳步聲，他本能地收起信紙——在當地人眼里，他仍是那個“殺害江姐的劊子手”。

距離第一次“沉冤”已過去二十七年。1951年初春，西南公安機關展開對潛伏特務的集中抓捕，黃茂才在課堂上被帶走。押車的顛簸剛停，他就聽見一句冷冰冰的指控：“你在渣滓洞參與迫害江竹筠，證據確鑿?！毙呐K幾乎停跳。三輪審訊后，判決書很快送到：死刑，立即執(zhí)行。

臨赴刑場，他像困獸般嚎叫：“我沒害江姐，我?guī)瓦^她！”這一聲喊救了命。押解干部交換眼色，覺得蹊蹺，立即上報。刑期被改為無期，案卷卻暫時擱置。在獄中，他洗衣、掃地、抄寫報紙，表現算得上“出奇好”。可即便如此，沒人真相信他的清白。

要講清黃茂才的來路，還得回到1925年。那年，他出生在四川璧山一戶貧農家?？孔娓纲u兩畝薄田，他有機會進私塾認字。十二歲那年，災荒連著瘟疫，家里斷炊，只能輟學務農。再往后一轉彎，父親把他送進當地地主劉重威家當長工，能吃口飽飯，還能摸到報紙，這是黃家祖輩都沒奢望過的“福氣”。

1944年，國民黨在川東緊急拉壯丁。黃茂才被捆到征兵站，編入雜牌部隊。一年后，部隊裁汰“累贅”，他被甩給渣滓洞監(jiān)獄當看守。最初，他慶幸不用上前線挨槍子。可沒多久，他就遇見了江竹筠——那位始終昂著頭、眼里帶光的女囚。

1948年冬夜，黃茂才值夜班，走廊盡頭燈火搖曳。江竹筠低聲對隔壁牢房的同志說：“要活著出去。”他聽得真切，心口發(fā)熱。一回到值班室，他忍不住問監(jiān)獄長：“這些人真那么壞？”醉醺醺的監(jiān)獄長把酒杯往桌上一摔：“壞透了，別被忽悠！”籠統(tǒng)兩句話卻打不消他的疑惑。畢竟，牢里的共產黨人禮貌克制，遠沒展現傳聞中的“狡詐”。

好奇心驅使，他開始幫忙傳紙條、遞藥品。第一次行動，手心全是汗，事情卻輕松得出奇。后來他越陷越深，甚至把自己微薄的薪水換成糧票，偷偷塞進牢房。江竹筠見他支支吾吾，輕聲說：“多保重，黑夜總會過去?！边@句暖話讓黃茂才徹夜難眠。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槍聲震耳。國民黨企圖在敗退前血洗牢房，江竹筠等大批烈士犧牲。那天黃茂才因“多嘴”被調回家鄉(xiāng)，他是后來才知道真相的。消息傳來時，老實人第一次失聲痛哭，他喝了兩天悶酒，醒來后在鄉(xiāng)間當了小學教員，以為就此埋葬過去。

然而，往事并未遠去。1951年冬，他的名字突然出現在通緝名單上。案卷里有一份偽造的口供，說他“積極協(xié)助刑訊”。缺證據？沒關系，一頂“潛伏特務”的帽子就夠了。審訊期間，他咬破嘴唇也喊不清楚，直到行刑前的那記吶喊，讓辦案人員決定再翻一遍檔案。

可檔案殘缺不全，絕大多數當年戰(zhàn)友已犧牲或走散。黃茂才能提供的線索，年份久遠難以查證。案件就這樣拖著，他在看守所熬過十三年。1964年減刑釋放，回鄉(xiāng)卻依舊囚籠難逃。人們見他躲著走，孩子們私下指指點點，他只得搬去破舊祠堂獨住，靠教書糊口。

翻案的突破口，出現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一年。全國上下清理冤案，黃茂才攥緊了希望，連寫多封申訴材料遞交省里。檔案館里，被塵封的舊卷得以重新啟封，卻仍有若隱若現的空白。審查組提醒他：“若能找到知情人，你的案子就有救。”

他想起了一個名字：曾紫霞。當年與江姐同囚，奇跡般生還，后在華西醫(yī)科大學任教。1979年春天，黃茂才傾其所有，擠上慢火車，顛簸兩晝夜抵達成都。推開辦公室的木門，眼前的女教授抬頭一愣，隨即淚光閃爍：“是你？你還活著！”短短一句，凝固多年的疑云瞬間松動。

曾紫霞隨即著手寫下長達萬言的證明信，分七個要點，詳述黃茂才當年輸送藥品、傳遞情報、掩護地下交通站的經過，并附上幸存同志的補充材料。四川省統(tǒng)戰(zhàn)部與最高人民法院復查，最終認定原案事實不足；1980年春，黃茂才被宣告無罪，并被追認為支援革命工作的“有功人員”。

消息傳回老家，鄉(xiāng)親們的態(tài)度從警惕轉為歉疚，當年那些指指點點的目光悄然收起。街角茶館里，常有人提起他，“那人命大，也心真好?！秉S茂才卻不愿多談舊事，只說一句：“能給江姐點清白，我這輩子也算沒白走?！?/p>

晚年時，他把那沾滿淚痕的判決書、減刑書、平反決定裝進木匣，又把曾紫霞的親筆信壓在最上層。黃茂才常給學生們講《紅巖》里的故事，眼神依舊清澈。有人問他此生最大心愿是什么，他擺擺手：“別提我，記住那些先烈就好，別讓他們的名字蒙塵?！?/p>

木匣子里的文件漸漸發(fā)黃，可每到清晨，黃茂才仍會抄上毛筆，寫下一行行端正的小楷：“革命不是罪，良心不可欺。”這是他寫給自己的注解，也是留給后來人的一句囑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