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一支400人的“敢死隊”成了蔣介石棋盤上的棄子，唯一的黃埔精英竟帶圖投敵，14年后這群野人卻成了國民黨后方的噩夢

1935年那個冬天冷得邪乎，國民黨高層突然炸鍋了，以為圍住了紅軍主力，幾十萬大軍像狼群一樣撲上去，結(jié)果撲了個寂寞。

這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空城計”。

而在另一頭，一支拼湊出來的400人小隊，在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已經(jīng)被擺在了棋盤最兇險的位置，成了那枚“棄子”。

這哪是打仗啊，分明是用命在給主力換那張唯一的“逃生門票”。

這事兒還得往回倒一倒。

遵義會議后，紅軍雖然換了“掌舵人”，但局面那是相當(dāng)被動，幾十萬敵軍圍著幾萬人打，這仗怎么算都是死局。

為了讓主力能從蔣介石的鐵桶陣?yán)镢@出去，中央不得不玩了一把大的——“金蟬脫殼”。

這招的核心就一個字：騙。

得有一支隊伍留下來，大張旗鼓地假裝自己是主力，把敵人的火力全引過去。

這個幾乎十死無生的任務(wù)，最后落在了“川南游擊縱隊”頭上。

咱們現(xiàn)在聽著覺得挺悲壯，可要是回到當(dāng)時，那場面真能讓人心里發(fā)酸。

這400人是怎么湊的？

除了一部分警衛(wèi)排和運輸隊，剩下200多人全是走不動路的傷病員和婦女。

說白了，這就是一支為了掩護主力安全轉(zhuǎn)移，隨時準(zhǔn)備被“核銷”的斷后部隊。

徐策、余澤鴻這些指揮官心里跟明鏡似的，接過命令的時候就知道，這大概率是一張單程票。

所謂的“擔(dān)負紅軍未來”，其實就是把生的路讓給別人，把死的坑留給自己。

這幫由“老弱病殘”組成的隊伍，在川南的大山里硬是演出了奧斯卡級別的“空城計”。

他們故意搞出大動靜，甚至主動去捅國民黨的馬蜂窩，搞得敵人暈頭轉(zhuǎn)向，真以為紅軍主力要在這扎根。

主力部隊趁機跳出了包圍圈，跑遠了，而這支游擊隊，徹底掉進了敵人的汪洋大海里。

就在隊伍快撐不住的時候，來了個叫王逸濤的人。

這人一來，整個隊伍的畫風(fēng)都變了。

他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的，正兒八經(jīng)的科班出身，懂戰(zhàn)術(shù)、會看圖、能指揮。

他的加入，讓這幫習(xí)慣了硬碰硬的“泥腿子”開了眼界。

王逸濤帶著大家打伏擊、搞穿插，幾次把數(shù)倍于己的敵人耍得團團轉(zhuǎn)，隊伍戰(zhàn)斗力直線飆升，甚至還擴充了不少人馬。

那時候，戰(zhàn)士們看他的眼神都帶著光，覺得這就是上天派來的“諸葛亮”。

這對于當(dāng)時的游擊隊來說，簡直就是一場技術(shù)扶貧。

可是啊，人性這東西，最經(jīng)不起考驗。

誰也沒想到，這個在戰(zhàn)場上指揮若定的黃埔高材生，骨子里卻是個“軟腳蝦”。

隨著紅軍主力越走越遠，川南游擊隊成了真正的孤軍，在那片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里，沒吃沒喝，還得天天跑路。

王逸濤的心理防線崩了，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破防”了。

他覺得跟著這幫人在山里吃草根樹皮，純屬找死，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最黑暗的一天來了。

在一個沒有任何征兆的清晨，王逸濤利用職務(wù)之便，切斷了與上級的聯(lián)系。

但他沒只是自己跑，而是帶著重要的機密文件和一部分被裹挾的戰(zhàn)士，直接投進了敵人的懷抱。

這不僅僅是帶走幾個人那么簡單，他出賣的是整個縱隊的布防圖和行動計劃！

對于這支本就在懸崖邊跳舞的隊伍來說，這簡直就是背后的一記悶棍。

真正的絕望不是沒路走，而是那個手里拿著地圖的領(lǐng)路人，轉(zhuǎn)身把你賣了個底掉。

這要是換了一般隊伍，遭遇這種級別的背叛，早就散伙了。

但川南游擊隊剩下的這幫人，那是真硬氣。

徐策、余澤鴻這些老黨員站了出來，沒時間哭，也沒時間罵，帶著剩下的戰(zhàn)友一頭扎進更深的密林。

正規(guī)戰(zhàn)打不了，那就打麻雀戰(zhàn)；沒吃的，就學(xué)神農(nóng)嘗百草。

你很難想象那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

他們像野人一樣在山里活了下來，沒有后勤，沒有支援，甚至連名字都被外界遺忘了。

但這支被視為“棄子”的隊伍，硬是在那個平行時空里，把根扎進了石頭縫里。

這哪是求生啊，這完全就是靠一口氣撐著。

到了1947年，解放戰(zhàn)爭打得火熱，川南游擊縱隊的作用突然爆發(fā)了。

當(dāng)年那支快要熄滅的火種，這時候已經(jīng)成了插在國民黨大后方的一把尖刀。

他們在西南的崇山峻嶺中，把國民黨的后方攪得天翻地覆，讓敵人首尾不能相顧。

直到1949年，當(dāng)解放軍的大部隊橫掃西南時，這支在敵后堅持了14年的隊伍，終于走出了大山。

回頭看這段歷史，比任何電影劇本都要殘酷。

400人的“誘餌”，原本的劇本是“全軍覆沒”，但他們自己改寫了結(jié)局。

這其中，有徐策、余澤鴻那樣視死如歸的堅守，也有王逸濤那樣令人齒冷的背叛。

這種強烈的反差，正好說明了一個道理：信仰這東西，平時看不見，只有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才發(fā)光。

當(dāng)我們今天談?wù)撻L征的偉大時，別忘了在那個遙遠的川南山區(qū)，有一群被留下的“棄子”，用14年的野人生活，為紅軍主力鋪平了通往勝利的道路。

1949年12月，當(dāng)幸存的游擊隊員走出大山歸隊時，很多人已經(jīng)不會說完整的話了，而在那一刻，徐策和余澤鴻的墳頭草都己經(jīng)三尺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