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文物飛進了拍賣場，簽字劃撥的館長卻說不知情。

這是南京博物院正在上演的魔幻現實。

而在另一邊，那些埋頭制訂明年講解計劃的旅行社，抬起頭來卻發(fā)現，他們已跨不進博物館的這道門了。

博物館越來越熱，博物館的門卻越扣越緊。

靠山吃山。他們通過限制、攔截甚至封殺社會化講解，把文博講解搞成了特許經營。

這潭死水下的暗流，遠比我們想的湍急。

在這里面，既有為了搶學術資源，將老教授打到肋骨斷裂的“武功”。

也有損公肥私，把館藏文物變成自家菜地的蘿卜，說拔幾根就拔幾根的“文治”。

還有高舉規(guī)范的大旗，亂扣帽子，誣陷旅行社社會化講解傳播歪理邪說，以管理之名行壟斷之實的“陰損”。

這些操作，在行業(yè)內早已見怪不怪。既不是頭一遭，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博物館的墻是越筑越高，安防系統也越來越智能，但真正的漏洞，始終在人性與制度的縫隙里野蠻生長。

他們鎖住的是大門，打開的卻是生意。

暴力

在文博界，文物不僅是文明符號，更是硬核的戰(zhàn)略資產與行業(yè)硬通貨。

誰掌握文物本身，誰就扼住了文博研究的咽喉、展覽策劃的命脈以及國際交流的席位。

既然是必爭，明槍暗箭便從未停歇。

1963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組建聯合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進行首次系統性的發(fā)掘。

挖出的器物裝滿了幾十個木箱。

按江湖規(guī)矩，這批“原始材料”理應運回牽頭單位——四川省博物館。但運送文物的車隊在半路轉向，徑直開進了四川大學的庫房。

此次聯合考古的負責人是馮漢驥，同時也是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的奠基人。他將發(fā)掘出來的所有文物，交給麾下15名在讀弟子整理。

四川省博物館的人認為，自己被踢出局了。

在他們眼里，這些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銅器，早就變成另一種東西：即將發(fā)表的論文署名、學術會議上宣讀報告的機會，以及未來職稱評審的材料。

如今，四川大學竟要獨吞。

更令人窩火的是，馮漢驥身兼二職——既是四川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也是四川省博物館館長。

他們的抗議被輕松擋回，做了冷處理。

但梁子就這樣結下了。

1967年，終于找到報復的機會。

四川博物館的人對馮漢驥發(fā)起群毆，拳頭和皮鞋雨點般落在他的身上，直到肋骨折斷的聲響，超過了喘息的聲音。

即便如此，仍不解氣。

他們沖進庫房，將這批從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砸爛一地。相關研究資料也被撕碎，扔進了垃圾桶。考古學上最荒誕的一幕就此上演：

以毀滅歷史的方式，爭奪解釋歷史的權力。

舊怨的血跡未干透，新的規(guī)矩已然立起。

1980年，四川再次發(fā)掘三星堆。

這一次，四川大學被排除在外，四川省博物館和廣漢縣文化館組建了聯合考古隊。

毫無懸念：這次出土文物全部直奔成都，鎖進了四川省博物館的庫房。

作為參與方廣漢縣，也并非毫無所獲，他們得到了一本殘缺的文物圖冊，以資紀念。

1982年，四川省博物館考古隊擴編，組建了四川省考古所，兩年內便對三星堆進行了四次發(fā)掘。

而廣漢方面，也厭煩了僅有圖冊的羞辱。

隨后廣漢縣政府、三星堆博物館對四川省考古所，進行了長達15年的索寶。

雙方關系最緊張時，四川省考古所半夜派車拉走文物，廣漢縣政府則安排公安局圍追堵截。

即便如此，也無濟于事。

氣勢恢宏的三星堆博物館，在建成很長一段時間內，展廳里擺放幾乎是一水的復制品。

想要真的？四川省考古所的回復簡潔又有力：要么在修復，要么在國外展出。

哪怕廣漢縣政府咬牙提出，若四川省考古所將這些文物還回來，他們愿意將三星堆博物館每年20%的門票收入作為干股，送給四川省考古所，而且年年分紅。

即便如此，四川省考古所依舊不為所動，畢竟三星堆博物館此時名氣寥寥，他們更愿意將文物送到海外展覽。

那里的外匯是現結。

同樣的尷尬，也落在了成都永陵博物館頭上。前蜀皇帝王建的瑰寶，在四川省博物館登記造冊，深鎖庫房。

而永陵博物館自己的展廳里，擺著的也是一水的復制品。

想展出真跡？得向省博“借”。

這些故事，就像一記悶棍，講述著文博江湖的底色。已不是單純的學術之爭，而是摻雜了地盤、資源、金錢、話語權的門派廝殺。

而文物也從來不只是文物，那是籌碼，是恩怨，是江湖座次，甚至是毫不掩飾的生意。

邪修

上世紀九十年代，各地博物館，掀起了一股海外辦展熱。

四川省考古所的外展活動，讓三星堆在海外反響空前。最終因國寶級牙玉璋，被日本人拿到手上把玩，打碎成好幾段才戛然而止。

幾乎同時，作為南京博物院副院長的徐湖平正帶著大家，拆封了另一個“超級資產包”：

故宮南遷文物。

2211箱，十萬多件。封條一撕，塵封半個多世紀的“固定資產”瞬間變成“流動資產”。

為什么要拆封這些文物？“徐湖平說要到海外辦展，得選些精品文物�！蹦暇┎┪镌和诵萋毠すY典對務實叔說，拆封并沒有征得國家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的同意。

郭禮典指控，打開這些“資產包”后，徐湖平采用了如下手法予以“盤活”：

第一步，核銷計提。拆封后，徐湖平便讓專家做鑒定，很多文物被鑒定為“贗品”。例行盤庫時又將一批又一批的文物，以“損毀”的名義計提。

第二步，關聯交易。這些“贗品”、“損毀文物”轉身就低價，進了江蘇省文物商店，然后再一拐彎，跑到了上海的拍賣公司。

巧的是，江蘇省文物商店負責人恰好也是徐湖平。而拍賣公司老板叫徐湘江，又恰好是徐湖平的兒子。

第三步，利潤套現。將這些“贗品”、“毀損文物”通過拍賣公司，換成真金白銀，就這樣完成“評估—轉讓—拍賣”的閉環(huán)，實現了從公共庫房到私人賬戶的周轉。

現在還剩多少？

郭禮典說，還剩7萬多件。

文物一旦離開博物館，就進入了一個復雜而隱秘的地下網絡。

國際刑警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藝術品非法交易年規(guī)模高達60億至80億美元，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而博物館流失的文物，是這個市場的高端貨源。

郭禮典的指控是否屬實，還有待調查。

相信得出結論的時間不會太晚。12月23日，江蘇省政府宣布，對南京博物院事件介入調查。

而在天津，有相似的劇本，連臺詞都差不多。

在天津，有著國內成立最早的國營文物藝術品經營單位——天津市文物公司。

白文源曾擔任天津博物館館長、天津市文物公司負責人，僅2006年至2008年間，他就先后四次，將25件未登記文物非法占有。

有次被庫管問到又來拿文物了？他回了句：

挑幾件瓷器賣了，給大家發(fā)獎金。

這操作，這手法，比到自留地里拔蘿卜還要隨意。瓷器賣了，但獎金并沒有發(fā)下來。

更絕的是他的“文物杠桿循環(huán)三步套利”法：

第一步，資產獲取。以“顧某”名義（就是顧客的那個“顧”），在自己分管的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拍賣會上，低價拍得文物。定向摘牌。

第二步，價值包裝。將拍到的文物捂放在自己的辦公室，或簡單“修復”，等待時機。

第三步，高價退出。利用“文物公司有義務向博物館輸送藏品”的政策，讓天津市文物公司高價回購自己持有的文物，轉手賣給天津博物館。

這樣簡單一倒騰，利潤翻了幾十倍。

他曾以32萬元、50萬元的價格，從天津市文物公司，拍下銅鎏金財寶天王像、八卦彩墨。轉手就以236萬元、25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天津博物館。

盡管參評專家都認為價格高了，但這并沒有影響交易。就這樣，國有資產順利地完成對私人資產的超額兌付。

當守護文明的人開始盜竊文明，受損的不僅是幾件器物，而是整個社會對歷史、對傳承、對公共機構的信任。

博物館的燈光依舊明亮，展柜依然潔凈。

但下一次當你凝視玻璃后的千年文物時，或許會多一個念頭：這是真的嗎？會不會被轉手？它明天還在這里嗎？

這些問題沒有答案。

就像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個內鬼，正安靜地坐在辦公室，策劃著下一場完美的交易。

污名

博物館的內部管理在頻頻漏水，但對外的大門卻越關越緊。

這兩年，博物館徹底火了。

2024年，全國博物館全年接待觀眾超14億人次。僅2025年春節(jié)期間，就達到了驚人的7200萬人次。

博物館成為旅游業(yè)當之無愧的頂流。

隨著博物館熱的興起，觀眾也不再滿足于簡單的拍照打卡，他們要聽講解、要知識、要故事。而文博講解這門生意，也隨之從冷門武功變成了搶手的香餑餑。

而各大博物館對此的反應出奇地一致：

砌圍墻，控渠道，發(fā)牌照。

從2023年起，國內各大博物館相繼出臺新規(guī)：未經許可，任何社會機構和個人不得在館內從事講解活動。他們的理由很官方：

確保館內秩序，規(guī)范講解內容。

這話聽著正氣凜然，規(guī)矩確實能夠整頓市場，但也容易形成閉環(huán)的利益圈。這背后無非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文物在展柜里沉默，生意在暗室里轟鳴。

當講解權被博物館收繳，相關的研學、導覽、講解便成了特許經營。很多博物館便開始搞“認證制”，比如那家中央級大館公布的合作名單，攏共就只有20家。

江湖雖大，持證跑馬的也就這幾塊牌子。

你有旅行社牌照，你的導游持證上崗，那又怎么樣？依舊抵不住博物館的一通限制。

很多博物館給外來講解，設下十八銅人陣。

比如三星堆博物館。想要入門講解，先要提前一周報備，再提交講解詞審核，然后是出行人數限制，他們就這樣合理、合規(guī)地把市場化講解完全擠出了文博講解的賽道。

安徽博物院甚至玩起了配額制，要求“每單位每季度申請人數不超過5人”。

他們把糧票時代的玩法，就這樣硬生生地套在每年超過14億人次的博物館參觀市場。

從2025年10月10日起，武侯祠要求社會化講解需提前5個工作日提交申請，而且講解最長不得超過2小時，不允許外來導游精講。而數年之前，武侯祠還說不會限制。

博物館壘起的高墻，催生了一個灰色概念：

野導。

這個略帶歧視的標簽，貼在了所有非嫡系講解員的身上。社會化文博講解，就這樣莫名地遭到了攻擊。

“導游持證上崗，受法律保護，且不受地域限制。到了三星堆，卻被博物稱為野導，他們憑什么亂貼標簽？”一位來自成都的導游如此說道。

更嚴重的污名化攻擊。

稍不注意，他們就給你戴上“宣講歪理邪說”、“違規(guī)講解”這頂隱隱帶刺的帽子，然后拉入黑名單。

而博物館又不是行政機關，你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

這種打擊，被肆無忌憚地擴大。有導游僅僅在講解時說了句“這件器物有點奇怪，好像變新了”，就被博物館的巡視人員莫名其妙地拉進了禁入名單。

到底是導游亂講了，還是他們害怕了？

同樣是在三星堆，有位導游發(fā)現自己被永久拉黑。博物館說他在4月18日違規(guī)講解，但他出具4月18日根本無法抵達三星堆的證據后，博物館又說是之前存在違規(guī)講解。

若社會化文博講解存在質量問題，能否通過規(guī)范而非限制來解決問題？這種限制社會化講解的做法，同時也剝奪了老百姓自主選擇和文化參與的權利？

而歷史與藝術的闡釋，有沒有可能存在多元視角？這到底是真管理，還是打著規(guī)范講解的名義，做著壟斷的生意？

博物館的高墻仍在加高，但墻內的漏洞和墻外的聲音，都在提醒我們：守護文明，不能修筑高墻，而是要建立多元、公正的規(guī)則。

或許下一次，你在博物館聽講解時會想起：

你聽到的到底是背書式的標準答案，還是多元視角下的文化解讀？而那些被擋在博物館門外的聲音，是否也值得一聽？

我是務實叔，今天我們聊了這么多博物館的瓜，并非是為了抹黑文博這個行業(yè)。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們對博物館抱有最高的文化期待，才會對其中的問題感到格外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