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4月，遼寧蓋縣的卷宗堆里，一份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判決書，差點就這么溜過去了。

原本是3年有期徒刑，被人用筆輕輕一劃，硬生生變成了1年。

這在當時那個混亂的基層法庭，或許連個“筆誤”都算不上，頂多算個“人情”。

但這次，兩名較勁的檢察官死活不肯簽字。

他們可能也沒想到，就因為多看了這一眼，直接把蓋縣的天給捅了個窟窿。

有些罪惡就像藏在墻皮里的白蟻，你不去摳那道縫，永遠不知道里面已經(jīng)爛成了什么樣。

這事兒順藤摸瓜一查，牽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盤踞當?shù)厥甑摹岸问纤男值堋薄?/p>

說起這哥四個，在蘆屯鎮(zhèn)那片地界，那是能止小兒夜啼的主。

起初也就是街頭的幾個二流子，沒事設(shè)個局、出個千。

在那個大伙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塊錢的80年代，這幾塊料靠著搞“殺豬盤”，十年功夫愣是撈了95萬。

這錢放在今天，怎么也得相當于幾個億的購買力。

有了錢，這腰桿子也就硬了，但真正讓他們從流氓進化成“土皇帝”的，不是錢，是那條看不見的“線”。

那時候蘆屯鎮(zhèn)有個奇景，叫“狼狗稅”。

段洪喜家里養(yǎng)了幾條純種狼狗，這畜生吃的比人都好。

為了喂狗，段家直接給鎮(zhèn)上的肉販子定了規(guī)矩：每家必須按時上供精肉。

誰要是敢不給，第二天攤子就得被掀了，人還得挨頓揍。

短短兩年，光是喂這幾條狗，就從百姓嘴里搶走了兩千多斤肉。

老百姓看著那幾條油光水滑的狼狗，心里都在滴血，可誰敢吱聲？

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

最讓人心里發(fā)涼的是1983年那檔子事。

那年頭正趕上“嚴打”，氣氛多緊張啊，有點前科的都嚇得縮在家里不敢出門。

老大段洪寶因為強奸多名婦女，一審直接判了死刑。

按理說，這回是神仙難救，這顆腦袋肯定是要搬家了。

全鎮(zhèn)老百姓都等著聽那聲槍響，好買掛鞭炮慶祝一下。

結(jié)果呢？

你猜怎么著？

死刑沒執(zhí)行，人回來了。

不但人全須全尾地回來了，還在鎮(zhèn)上大擺宴席，那架勢仿佛是在向所有人宣告：在蓋縣，閻王爺?shù)拿麅圆缓檬?，段家的存折才好使?/strong>

當法律變成了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正義就成了擺在櫥窗里的奢侈品，普通人連看一眼的資格都沒有。

這一下，算是徹底把老百姓的膽氣給嚇破了。

既然連死刑都能買通，這世上還有什么事是段家干不出來的？

段洪寶后來更加肆無忌憚，看上個離異帶娃的婦女，人家嚇得連夜帶著孩子跑路。

他抓不到人，轉(zhuǎn)頭就沖進人家妹妹家里，當著家人的面把妹妹給糟蹋了，完事還扔下一句：“這就當替你姐還債了?！?/p>

這種情節(jié)，現(xiàn)在的編劇都不敢這么寫，怕過不了審。

但在當時的蓋縣，這就是血淋淋的現(xiàn)實。

這幫人為什么能狂到這個地步？

直到1991年那個“改判風波”驚動了上頭，調(diào)查組進駐之后才發(fā)現(xiàn)，這哪是什么黑社會，這分明就是個地下的“第二政府”。

整個蓋縣的公檢法系統(tǒng)，簡直成了段家的后花園。

涉案的干部多達40多人，從公安局特警隊的副隊長，到法院的副院長，再到檢察院的干部，全是段家酒桌上的?？汀?/p>

段家要抓誰，警察給遞手銬；段家要平事，法官給改判決。

甚至段洪寶在監(jiān)獄里蹲著的時候，還能辦個“保外就醫(yī)”，大搖大擺地出來繼續(xù)作惡，玩夠了再回去“坐牢”。

這操作，簡直就是把司法尊嚴按在地上摩擦。

那個試圖把3年改成1年的“筆誤”，不過是這張巨大黑網(wǎng)里最微不足道的一個線頭。

但就是這個線頭，最終勒死了這頭惡狼。

1992年11月25日，這日子營口的老一輩人應(yīng)該都記的。

那天，營口市體育場那叫一個壯觀。

史料上說有近80萬群眾圍觀，這數(shù)字可能把場外站滿大街小巷的人都算進去了。

大伙從四面八方趕來，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大家伙不是來看熱鬧的，是來親眼確認這幾只“狼”是不是真的會死。

當大喇叭里念出死刑判決，段家兄弟癱軟在地的那一刻，現(xiàn)場沒有歡呼，反而是一片哭聲。

那是壓抑了整整十年的委屈，終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對于遲到的正義，人們的反應(yīng)往往不是狂喜，而是痛哭，因為等待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隨著幾聲槍響，盤踞蓋縣十年的陰霾終于散了。

但這幾聲槍響留下的回音，卻在那個激蕩的90年代久久回蕩。

它提醒著所有人：掃黑除惡，最難對付的從來不是手里拿著刀的流氓，而是那些坐在辦公室里，手里握著筆的“自己人”。

參考資料：

營口市人民檢察院，《蓋縣“段氏四兄弟”黑惡勢力案偵破始末》，1993年檔案。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關(guān)于段洪寶等人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的刑事判決書》，1992年。

佚名，《驚心動魄的較量——記營口市檢察機關(guān)查處段氏流氓團伙案》，載于《遼寧法制報》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