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冀魯邊區(qū)的一場小型軍事會議，地點在新海縣大趙村。

參會的只有幾位主官，氣氛安靜得出奇。

誰也沒想到，這么一個內部碰頭會，竟然成了黃驊人生的終點。

子彈從窗外飛進來，打在舊式木窗上，碎裂聲像一記警鐘。

黃驊中彈倒地，沒來得及說一句話。

陸成道撲上去，想擋一下，結果也沒挺住。

幾個槍手幾秒鐘就完成了任務，然后消失在玉米地里。

這不是敵人干的。

是自己人。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拍案而起。

他只說了一句話：“查清楚，一定要血債血還。”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這事兒得從邢仁甫說起。

邢仁甫原本是個草莽出身的軍人。

他爸是鹽山一帶的土匪頭子，名字一提，老百姓都避讓三分。

他自己也不愿提起過去，常說：“我不是我爸那路人。”為了甩開家里的影子，他十幾歲就跑去北平當兵，從馬鴻逵那種軍閥手下爬起來，干過兵、做過參謀，最后還是靠共產黨點了他的燈。

1929年，他在地下黨引導下入了黨。

那年他還只是個國民黨軍隊里的小軍官。

可這人有點子，膽子也大，很快就在北方搞起兵運，后來干脆拉起一支隊伍，自己當了司令。

七七事變之后，邢仁甫組建了“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活動范圍從鹽山到慶云、無棣。

他打仗狠，戰(zhàn)術靈活，幾十個人能打出幾百人的動靜。

不光打仗，他還下鄉(xiāng)走訪、開倉放糧，在老百姓眼里，那時候的邢司令，是個活菩薩。

可時間一長，風向變了。

到了1941年以后，戰(zhàn)事吃緊，中央開始整頓邊區(qū)軍權。

冀魯邊區(qū)地理重要，離津浦鐵路不遠，是敵我爭奪的膠著地帶。

中央想把這塊地方管得更緊些，安排了黃驊過來。

黃驊是老紅軍，真刀真槍打出來的干部。

原名黃金山，出生在革命老區(qū)，打過紅軍長征，跟著新四軍南征北戰(zhàn)。

調來冀魯邊，是帶著任務來的。

他性格穩(wěn)，話不多，但做事有章法。

剛到邊區(qū)那會兒，他主動去拜訪邢仁甫，態(tài)度算得上客氣。

他說：“我是來協助工作的，不是來搶位置的。”邢仁甫嘴上說歡迎，眼神卻越來越冷。

那時候的邢仁甫，已經不是十年前那個騎毛驢下鄉(xiāng)的司令了。

他住的是土改后的地主大院，穿的是定做軍服，身邊還有個叫宋魁玲的宣傳隊員，早就公開成了“搭班人”。

宋魁玲長得好，唱戲唱得也好，隊里人都知道她是“邢司令的人”。

黃驊來以后，不聲不響地開始整頓軍區(qū)紀律。

有一次他在會議上說：“部隊里不能搞特殊化，司令也不例外。”那話說得不重，但邢仁甫聽得出來，這是沖著他來的。

更讓他難受的是，部隊里的人也開始有了議論：“邢司令能打仗，可黃副司令像個干部。”

這句話他聽了不止一次。

每聽一次，心里就涼一分。

1943年5月，中央正式下調令：邢仁甫調往延安黨校學習，黃驊正式接任。

這是組織的安排。

可邢仁甫不想走。

他找了個借口，說：“現在青紗帳還沒長，敵人火力密集，路上太危險。”其實，他心里清楚，自己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他開始想辦法。

6月30日那天，黃驊和參謀主任陸成道等人去大趙村開會，是邢仁甫親自安排的地點。

會議沒有公開通知，也沒有加強警衛(wèi)。

那天夜里，一隊槍手悄悄埋伏在村外，開會不到五分鐘，槍聲就響了。

打完仗的土墻上，還留著彈孔。

黃驊倒下時，穿的是那件老舊的軍裝，胸前的布扣子都被打碎了。

幾天后，整風小組就要進駐冀魯邊，調查這起“內部流血事件”。

可人已經不見了。

邢仁甫帶著宋魁玲，還有幾名親信，用假身份穿越封鎖線，往南逃到了天津。

他投靠了日本憲兵司令部，帶去的不只是地圖和名單，還有全部的駐地布防圖。

他還寫了一封親筆供詞，說愿為“皇軍效命，充當剿共急先鋒”。

日軍給了他個新頭銜：“津南六縣剿共總司令”。

還配了日本顧問和武裝。

那段時間的冀魯邊區(qū)，曾經打不下來的村落，被他帶著新部隊反過來“掃蕩”。

老部下被抓，他親自審問。

有人說：“邢仁甫拿著八路的圖紙，打八路。”

1945年日本投降，他立刻又換了身份，投靠了國民黨軍統(tǒng)，被編為天津站少校組長。

后來又成了“地方保安”，在河北活動，一邊逃避清算，一邊繼續(xù)收攏舊人。

天津一解放，他就被抓了。

1950年9月7日，鹽山縣舉行萬人公審大會。

邢仁甫站在審判臺上，面如死灰，沒有申辯。

行刑那天，天很悶，土路上落滿塵灰。

槍響之后，沒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