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的除夕，北京政協(xié)禮堂的燈火通明。宴桌旁，周恩來放下酒杯，側(cè)身問溥杰：“身份證上的姓寫什么？”溥杰答得很輕，“愛新覺羅——但外邊的人多叫我溥先生?！边@一句似隨口，卻把一個早已隱入塵埃的宗族重新拉進了眾人的視線。十八年后，同樣的問題出現(xiàn)在內(nèi)蒙古科右中旗，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決絕地告訴戶籍民警：“請寫愛新覺羅·恒鈦?！?/p>

春節(jié)才過，興安盟的寒氣還在，年輕人遞過舊身份證，上面印著“金建華”。民警抬頭愣了下：“非改不可？”他點頭，“家譜早給我排好輩分，我該回去站隊了?！倍潭虜?shù)語，像錘子一樣敲響了清朝皇族錯綜百年的身世迷局。

要追溯這場迷局，得先回到1912年。宣統(tǒng)帝的退位詔書剛貼出，紫禁城外的辮子被剪得滿地都是，“愛新覺羅”四個字頓時成了尷尬的標簽。街頭茶鋪有人嘲笑：“皇上都成小老百姓，還留那口氣干嘛？”沉不住氣的旗人索性把姓拆了：譯成漢語的“金”最省事，讀音對不上就取“毓”“恒”“啟”，甚至干脆照字形改“羅”。于是，一夜之間，金、毓、恒、啟滿城皆是，真假難分。

政局更加讓這個姓氏自顧不暇。1917年張勛拉著辮子兵揮進北京，溥儀被抬回了龍椅，不過短短十二天便又跌落。十幾年內(nèi)三上三下，末代皇帝屢屢淪為政客手里的籌碼；等到1932年日軍扶他當偽滿洲國傀儡，“愛新覺羅”最后一點體面也被榨干。溥儀自己后來回憶：“那時想走也走不了，像鳥吊在半空。”

風向真正改變，出現(xiàn)在1959年的特赦令。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里，第一號獲釋名單念到溥儀，他先是愣住，接著號啕大哭——身邊看守描述：“像小孩找著了家?！钡叱龈邏Γ龅降牟皇桥f日龍袍，而是派出所戶籍薄。民警客氣地問：“姓仍按玉牒寫嗎？”溥儀點頭：“還是用原來的?！睅酌腌?，塵封半世紀的姓重回國家檔案，象征意義大于一切。

與此同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對這些特殊群體保持格外關(guān)注。政協(xié)一次團拜上，總理半開玩笑說：“過去叫皇上，現(xiàn)在當政協(xié)委員，也算升職吧？”餐桌氣氛輕松，實則傳遞了明確信號——新中國不追究出身，卻要他們像普通干部一樣工作。隨后的安排印證這一準則：溥儀、溥杰進入文史資料委員會，領(lǐng)取固定工資，出差住招待所，沒有任何特權(quán)。

正是這一背景，讓下一代人對姓氏的態(tài)度出現(xiàn)分化。有人繼續(xù)用化名行走四方，圖個安穩(wěn)；有人則想把舊譜重新粘好。溥任的長子金毓嶂長期在青海地質(zhì)隊打鉆孔，他發(fā)現(xiàn)每隔一兩年，就有人帶著祖宗十八代的材料找上門，自稱皇族后裔，唯一憑據(jù)是一張與他祖父的合影。碰多了這種場面，他開始意識到：沒有統(tǒng)一的宗譜，冒牌貨永遠會有市場。

1936年，偽滿洲國曾續(xù)修《玉牒》，這成了今天唯一能溯源的節(jié)點。可惜戰(zhàn)亂散佚嚴重，剩下的冊頁七零八落。到七十年代末，金毓嶂提出再次續(xù)修，但一個突出難題擺在眼前：許多分支連自己父輩姓名都記不全。堂弟金建華得到消息后，忽然意識到“金”只是翻譯的權(quán)宜?！凹热蛔谧V還在，我何必躲？”他把原來的漢姓劃掉，恢復了恒字輩的排列，成了派出所記錄里新中國第一個申報復姓的“愛新覺羅·恒鈦”。

恒鈦改名的消息傳到北京，溥杰笑著托人帶話：“小字輩比咱們大膽，這倒好?！辈贿^，當?shù)嘏笥岩琅f叫他老名字，工作調(diào)到河北后，同事干脆直呼“恒師傅”。改姓并沒給他帶來額外光環(huán)，反倒時常引來好奇——有人打聽“皇族待遇”，他簡單一句：“月工資九十八塊，和你們一樣，多一分我也拿不到?！?/p>

真假后裔之爭并未停止。沈陽滿族聯(lián)誼會粗略估算，全國可能三四十萬血脈關(guān)聯(lián)者，絕大部分已不再使用復姓。每逢影視劇帶火清宮題材，總有自封親王胤子的陌生人冒出來辦書畫展、開講座，靠“皇家后裔”頭銜抬身價。對此，金毓嶂很無奈：“姓不姓愛新覺羅，和作畫水平?jīng)]有必然關(guān)系。”恒鈦語氣更直白，“真有能耐，抬出祖宗算什么本事？”

與此同時，一些研究學者把目光投向更長遠的文化層面。滿文檔案、清代禮制、旗人風俗，這些領(lǐng)域離不開活人提供口述與家藏資料。如果沒有人出來認領(lǐng)、梳理，很多材料會失傳。也因此，續(xù)修宗譜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不為了標榜高貴，而是為后世留下可信的線索。項目進展緩慢，卻在穩(wěn)步向前：錄音口述、掃描殘頁、對照舊檔，點滴拼起曾經(jīng)龐大的家族網(wǎng)絡(luò)。

值得一提的是，年輕一代對這一切并不排斥，卻也少了祖輩的沉重。恒鈦的女兒高中填表寫的還是“金”，同學偶爾八卦，她只聳肩：“那是太爺爺?shù)氖?。”在她看來，恢復復姓或繼續(xù)漢姓都無妨，真正決定人生走向的，是學歷、職業(yè)和個人選擇，而非一個特殊的標識。

“過去一百年這姓沒帶給我一粒米?！焙汊佋谌游幕^整理地方志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毋寧說，愛新覺羅更多是一段被全國共同見證的歷史符號，輝煌也罷，落寞也罷，都已進入公共記憶。它可以出現(xiàn)在檔案館的紙頁里，也可以寫在身份證上；可以成為學術(shù)研究的坐標，也可以悄無聲息地融入千門萬戶普通姓氏的行列。對當事人而言，選擇寫或不寫，只是個人與家族商量的結(jié)論，并不意味著要對任何人擺資歷。

1979年那張派出所戶籍登記表，如今被恒鈦收在抽屜里。紙角泛黃，字跡仍清晰：姓名欄寫著“愛新覺羅·恒鈦”。旁邊一行小字記錄辦理原因——“恢復原姓”。沒有煽情，也沒有額外注解，卻足夠說明問題：時代允許人們忘掉，也允許人們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