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閱讀溥儀的戶口本時，會產生奇妙的錯位之感。在文化程度這一欄上寫著初中兩個字。將當年給他授課的教師名單展開來看，就好像是半部晚清學術史。朱益藩在教授漢文的時候是翰林院掌院學士，陸潤庠講授書法的時候是狀元，教英文的莊士敦是牛津大學的高材生。現在有哪一個博士生導師團隊能夠比得上這樣的師資配備？

說來有些奇怪。溥儀所接受的是全天候一對一的精英教育。凌晨四點便起床書寫大字。早八點開始學習四書五經。下午還要學習英文、數學、世界史。課程表安排得十分滿當，每個月僅有六天的假期。這比現在的996情況還要更為厲害。但最為特別的是教學的方式。陳寶琛講解《通鑒輯覽》的時候，直接帶領他分析朝政方面的案例。莊士敦教授地理的時候，展開的是地球儀，并非是死記硬背。這種理論結合實踐的教學方法，放到現在來看都算是超前的。

我認為溥儀的知識結構比較跨越不同領域。他可以把《四書》隨意地翻譯成英文。當王國維炫耀收藏的時候，他能夠指出贗品，說這個東西和他宮里的不太相同。這種基于實物經驗的判斷能力，比很多只是在紙上談論相關事情的鑒定專家要厲害。之后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八天的庭審中英日語轉換得很流暢，日本律師都對他思維的敏捷程度感到驚訝。這哪里像是一個初中生，分明是復合型的外交人才。

真正的降維打擊體現在細節(jié)之處。當下故宮還留存著他所翻譯的英文版四書五經的手稿，其字跡工整得如同印刷體一般。他所撰寫的《我的前半生》雖然經過其他人的潤色，但是在原稿之中對于宮廷制度的考證能夠讓人看出其有著深厚的功底。更不必說很多已經融入到血液里的文物知識：當年宮里的鍋碗瓢盆全都是頂級的文物，他親手觸摸過的真跡比某些博物館里的藏品還要多。

溥儀自己曾經調侃說，如果要說學歷的話，他大概相當于一個博士吧。這句話聽起來有點顯得比較驕傲，實際上隱藏著辛酸。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在植物園工作，同事一開始真的把他當作初中生來照顧，后來發(fā)現這個人能夠修改英文資料、懂得文物的養(yǎng)護，就好像武俠小說當中掃地的老僧一樣。這樣的認知上的反差，就好像他的一生被時代的標簽所裹挾的一個縮影，比表面看起來要復雜得多。

現代的學者對它進行重新的評估。有專家認為按照現行的體系進行認證，溥儀至少具備能夠帶領文物鑒定方向博士生的資格。他從小浸泡在真跡當中，肌肉記憶非常厲害。如同他當年笑談王國維收藏時所說的那樣，有些東西，見得多了自然就能夠區(qū)分出高低。

這樣一看，那張標注著初中的戶口頁，成為了特殊時代的黑色幽默。當我們在學歷內卷的狀況中忙碌地不停轉動時，溥儀的存在仿佛在進行提醒：真正的學識并非是能夠被文憑所框定的。如同他在晚年反復對自傳進行修改，這又何嘗不是對于知識求真的執(zhí)著？畢竟是經歷過龍椅與囚籠的人，最為清楚虛名和實學之間的距離。

或許評判溥儀文化水平的最為合適的標準，就存在于他平常并不在意的很多日子里。他在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給獄友講解《紅樓夢》版本的不同之處，又或者在全國政協(xié)整理清宮檔案的時候，那種信手拈來的自在狀態(tài)，比任何學位證書都更具重要的意義。畢竟能夠把自己活成一個行走著的史料庫，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能力。